美国「国防合作署」（DSCA）10月22日公布对中华民国的三项新军售，为历来美台军售的最重要指标，显示台美双方互信的深化，以及台湾国防事务改革的成效。由于此三项军售之特性如同「823砲战」时美军前运支援国军的八吋榴砲，具有对中国大陆进行地面制压的能力，著实具有里程碑的战略意义，或可称其为「新三项军售」。

新三项军售具反制作战特性

此次新三项军售包括「海马斯」高机动砲兵火箭系统（HIMARS）、AGM-84增程型距外陆攻飞弹（SLAM-ER）、以及MS-110光电空照荚舱。最大特色为海马斯系统与AGM-84距外陆攻飞弹的射程都达到300公里左右，且可对陆地目标实施精准打击。三者的主要功能包含战场管理的即时目标获得、战区深远打击以取得反制能力。

其中的海马斯为地面发射载具，配套购入的64枚「陆军战术飞弹」（ATACM）属于战区层级的地对地精准飞弹，结合卫星与惯性（INS）导航一般估计圆周命中公差（circular error probable, CEP）小于50公尺，一般搭配集束弹头使用，可有效压制飞弹、雷达、部队集结区等，以面目标为主。

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能安装于陆军战术飞弹系统，射程高达300公里。（维基百科）

AGM-84增程陆攻飞弹则为空对面精准打击弹药，射程约为270公里属中程打击武器，可借由战机的机动性由外线打击水面与地面目标，包括指管中心、站台、节点等，以点目标为主。其命中精度虽未公布，但由美国海军称其为「海军命中精度最佳的飞弹」，并于2020年5月再次采购的决定，同时依照其导引段采GPS与红外线影像终端导引、战斗部为高爆药观察，采直接撞击并延迟引炸的特性属于公尺等级的极精准弹著。并可布署于P-3反潜巡逻机，提高使用弹性。

至于MS-110侦照荚舱，其结合DB-110感测器的侦照架构，可提供更广泛的飞行高度的拍摄弹性，以及多光谱影像（multispectral imaging）并即时传输，可扮演战场之眼的目获角色，用于战场目标侦获、海洋监测等多任务角色，广泛运用于MQ-9无人侦察机、F-15、F-16、F-18乃至欧洲战机、法系疾风战机（Rafale），[2]可称为民主阵营的现役第一线装备。

中国威胁催化台美政治互信提高

国家间的政治信任为安全合作的基础。以往台美军售项目，最重要指标为「防卫性武器」（defensive weapon）的狭义定义，也就是航程短、射程短，「两短」成为军售品项的主要判准依据。其主要原因在于限缩国军的打击火力，以避免台湾对中国大陆主动发起攻击。

近年美台军售程序与内容的改变，主要体现在几个指标。首先是军售正常化，透过《国防授权法》等法案，让台湾的军售地位等同非北约盟国，不再采包裹化处理，可提高应对威胁的反应速度。其次是，落实《台湾关系法》精神，也就是针对台海的军事情势，调整军售内容，以维持军力平衡。

在冷战时期，限缩对台军售等级，包括蒋介石故总统时期力图购买的F-4幽灵式战机也遭拒绝，主因是为了避免另辟战场以全力对付前苏联，后冷战时期则是为了维系与中共的关系，并协助北京「和平演变」（peace evolution）。而后续中共的扩张性军事崛起、掠夺性地经济发展、以及战狼式的外交手段，使北京自己坐实「中国威胁论」。

相形之下，台湾与美国等民主国家享有自由、民主的共同价值，同时蔡英文政府对台海关系采取不挑衅、不示弱的稳定路线，扮演区域安全的贡献者角色。因此台北与华盛顿的互信在近年逐步提升。而北京的不理性态度，以及挑战国际社会的行为模式，反成为促进台美关系的重要推手。

提高吓阻可信度

在军事层面，「新三项军售」可协助我国落实自卫权的行使，以及吓阻战略最重要的第二击能力之可信度。首先是吓阻依赖的「存活力」，主因在于「海马斯」砲兵火箭等新建案都具备高度机动力，可发挥守势防御的优势，隐蔽于桥梁、涵洞、浅山区域等有利战术疏开以进行战力保存。

其次则是吓阻所需的「反制兵力」（counter forces），具备战区打击能力，可将防卫火力向敌后方延伸，以反制威胁来源，等同延伸防御纵深。可压制东部战区之机场、港口、部队集结点，包括二线机场、雷达、以及压制流动发弹发射车等目标。易言之，此亦为不对称战力之核心，可有效压制东部战区之纵深军事目标，可由敌军后方瓦解两栖登陆能力，发挥吓阻效果。

进一步而言，类似反制武器的意义，不在于对敌全面摧毁，而在于精准打击使其失去作战节奏，进而失去进犯能力。实际上，登陆行动就如同复杂的作战工程，梯次计划与后续运补环环相扣如同铁链一般，只需将其中一个环节摧毁，就有机会阻止进犯，如同「断链」效应一样。

最重要的是，基于民主的价值与信念，台湾绝不会主动攻击，主要是增强第二击能力，也就是吓阻的可信度，以落实蔡总统「和平靠国防」的务实和平主义。也就是雷根总统主张「以实力维持和平」。

※作者为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产业所副研究员，本文经授权刊出，原文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