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4月櫻花綻放時，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人們在樹下三三兩兩地聚集，也有年輕人一伙人坐在一起。而當時，歐洲其它地方正在實施嚴格的社交限制禁令。

瑞典政府建議，人們自願保持距離，保持理智。盡管政府對這一“特殊道路”頗為自豪，但相對於居民人數來說，死亡人數卻很高。

九年級以下學校、幼兒園開放

在疫情期間，瑞典九年級以下的學校和幼兒園仍繼續開放。在斯德哥爾摩北部的一所幼兒園，過去三個月沒有關門過一天，也沒有出現感染人數上升的情況。幼兒園老師布魯恩（Pernilla Bruhn）說：“我們今年在戶外玩耍的時間特別長，孩子們今年也特別健康。我聽說，其它幼兒園也是這樣。”

飯店對外開放，沒有出門禁令，也沒有規定必須戴口罩。訴諸人們的自我防護，而不是實施禁令。瑞典、特別是該國的“明星”病毒學家提格內爾（Anders Tegnell）由此受到了許多關注。

“我們允許學校繼續開放，這一點運作很好。沒有產生任何消極影響。社會的其它部門也得以繼續運作，而沒有很大的消極後果”，提格內爾說道。

養老院和護理院

然而，沒有“封鎖”措施之下，病毒在瑞典得以更快地傳播。後果之一是已有4403人死亡。就死亡人數在居民總人數中所佔比例而言，瑞典是疫情中死亡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原因之一是，瑞典的養老院和護理院出現很多病例。不少家屬如今也提出了嚴重的指責。安德森（Thomas Andersson）是其中之一。他認為，要不是自己強烈干預，他的父親可能也會因新冠病毒而死亡。安德森說，給他父親做檢查的是一位護士，負責的醫生因為沒有時間所以用電話問診。醫生的決定是，給安德森的父親服用嗎啡，讓他可以平靜走完人生最後一段路。

“我們的老人辛苦工作了一輩子，是他們建立起我們的醫療體制，但他們卻無法享受這一體制。我並不想聲稱到處都這麼糟。但我覺得，到處都缺乏資源”，安德森說道。安德森采取了一切的措施，讓他父親能重新接受治療。最後，他的父親活了下來。

斯卡舍（Anna Skärsjö）了解這樣的情況。她在哥特堡從事護理工作。在護理行業，多年來一直采取節約措施。一些護理人員帶病工作，因為他們是按工作時間領取時薪。在疫情期間，對於防護裝備也缺乏清楚的規定。

作為社區工會成員的她說道：“人們對這種病毒的了解時間還不到六個月，在這種情況下，僅規定最低級別的防護措施，這讓我和其他密切接觸病人的同事感到難以理解。”

衛生標准首先是由國家衛生部門制定的，病毒學家提格內爾也參與其中。如今，他也承認有錯誤：“毫無疑問，消極的方面包括，死亡人數高，我們迄今沒能更好地保護在養老院和護理院的人們。現在那裡的病例數減少了，但我們和其他人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經濟仍受重創

在經濟上，瑞典也遭受重創。酒店、餐飲業的顧客寥寥無幾。失業人數上升。作為一個出口國家，瑞典對國際經濟形勢十分依賴。至少在經濟方面，瑞典的“特殊道路”並未產生幫助的效果。

如何評估？

那麼，高死亡率、經濟谷底、很多人失業，瑞典的道路是否失敗了呢？德廣聯駐斯德哥爾摩通訊員史蒂希勒（Christian Stichler）表示，一方面，瑞典人認為在疫情結束後才能作出總體的評估，但另一方面，特別是與鄰國挪威、丹麥相比，死亡病例數很高。此外，所希望的“群體免疫”並未實現。病毒學家提格內爾和他所在的機構此前預計6月就可能至少在斯德哥爾摩實現“群體免疫”，但新近的研究顯示，僅7.5%的斯德哥爾摩人體內有抗體。

而對於學校、幼兒園開放的效果，史蒂希勒表示，目前尚未有學術研究。不過，三個月來，瑞典學校沒有出現群體聚集性感染的情況。其它北歐國家也有類似的結果。冰島5月以來允許16歲以下的學生返校復課，沒有限制措施。丹麥的小學復課已經六周了。那裡的病毒學家也表示，沒有出現學生感染上升的情況。挪威上周也取消了學校內的社交距離要求。所以，在學校的應對措施方面，斯堪的納維亞國家持有十分相似的立場。

作者: 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