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分的研究集中在鉤沉這些投身革命作家的歷程的內在複雜性，即其對延安的認同並不是改造的結果，而是長期以來的追求①，另外一部分着眼於丁玲與當時的體制之間的主動的參與 ② 。

上述的分析中有一個共識，即以 1942 年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作爲分水嶺， 座談會之後延安文藝的組織性加強;分歧在於如何認定座談會後發生的變化的性質，即延安文藝生產是否是高度組織化的、一種有悖於作家個人創作自由的生產方式，等。下面的思考嘗試就延安文藝體制的基礎做一點辨析:它的組織性來源於同一時期的共產黨的黨建經驗， 即作家與黨的關係，實際上被轉變爲作家與羣衆的關係。之所以能夠以黨建經驗中的“羣衆觀點” 轉化爲文藝體制的基礎， 原因之一是與共產黨在這一時期對文化人的角色和功能的認知有關，即它是將文化人納入到革命力量內部， 所着眼的是文化人(同一時期的還有廣義而言的知識分子)在革命隊伍內部的自我改造和成長。在這個脈絡裏，延安文藝體制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官僚體制的行政管制， 其重心在於思想、立場的一致，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 延安文藝體制的形成過程也是作家主體成長的過程。“羣衆” 這一角色作爲作家“自我” 認知和轉變的“他者” 在這一過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這個關係構成了延安文藝體制的 “非制度” 意義上的基礎。

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時與文藝工作者的合影

一

延安文藝的發生並不是植根於其當地原有的文脈，而是 “忽如一夜春風來”，是隨着陝甘寧邊區的創建， 在短時間聚集了大量知識分子和文化人後出現的。延安文藝的初期往往被視爲延安與文化人之間關係的黃金時期，這是基於兩點考慮，一是當時延安成立了大量的社團和文化組織，另一個是當時的文化政策較爲寬鬆，因而被稱之爲1940 年前後延安出現的“新景觀”［4］ 。

這一提法爲此後的很多研究所繼承， 其中所隱含的預設也因而放大。以 《寶塔山下交響樂——20 世紀 40 年代前後延安的文化組織與文學社團》 爲例， 這是一本研究延安時期文學團體的專著， 其論述的主要脈絡是延安時期的文學社團從繁盛到消歇的過程，繁盛的原因在於，“張聞天擔任宣傳部長期間，採取了以‘文化’爲重心，發展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思路，並相應地爲文化人和文化團體制定了諸多具體的相對自由、寬鬆的組織關係政策以及以創作、研究爲本位的文化追求目標” ，因而 ，“極大地激發了延安文化組織的萌生和發展，形成了1940—1941年延安文學團體、文化活動繁盛的局面”［5］274;與之相對照，“隨着延安思想整風運動，政治審幹運動的大規模展開，1942 年下半年以後，中宣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調整了文化人文化團體政策，文化團體解散、重組，文化人下鄉， 轉變創作方向，文學歷史由此發生了巨大變化”［5］276 。

就大的敘述框架而言，它是一個歷時性的勾勒，它所基於的預設是多種形式的文學社團纔是適合文化人特點、保證文化自由的現代形式，進而言之，這些文學社團被視爲現代知識分子的公共活動空間［5］3 ，在這個脈絡中，文學社團是與文藝組織即文化工作委員會有着緊張關係的。延安前期的文藝社團的成立， 在狹義上而言與共產黨的重要領導人的支持，在廣義上而言與共產黨領導下的陝甘寧邊區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20—30 年代時期的文化人結社聚集、發表作品所依託的環境是現代的新聞、出版市場，到了40年代，隨着抗戰的深入，即便是相對鬆散的文化人團體也被組織在抗戰救國的政治動員框架之內。

以書中所舉的“文抗” 爲例，就其組織脈絡而言，它的全稱是“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它依然可以承擔“向社會發出抗議或改革的聲音” ①，但是它與社會的關係發生了變化，更爲重要的功能是聯絡和團結邊區和全國的文藝作家和愛好文藝的青年②，這一把握是與全國文抗的宗旨相一致的。換言之，在延安前期，共產黨對於文學社團維持着相對鬆散的、 間接的管理關係。

在文學社團所建構出來的自由圖景中遮蔽了一個問題，即同一時期文化人內部發生了分歧，形成了宗派。分歧與分宗派，是兩個有區別的層面。分歧之產生， 部分地與宗派相關，更主要的原因在於知識分子到達延安後對於延安現實情況所產生的不同判斷。以艾青爲例，1942年3月在《解放日報》上刊登了《尊重作家，理解作家》一文，其中有這樣一句，“假如醫生的工作是保衛人類肉體的健康， 那末， 作家的工作是保衛人類精神的健康— —而後者的作用則更普遍， 持久，深刻”［6］。

從這一表述中不難看出魯迅式的立場“揭出病苦，以引起療救的注意”，艾青所指向的是延安當時的一些落後現象，以筆揭示出這些現象纔算是盡到作家的本分， 即真誠不欺瞞 ，“他只知道根據自己的世界觀去看事物，去描寫事物，去批判事物”［6］。艾青所提出的問題是在 1940—1941年前後逐步顯露出來的延安文藝界核心議題之一。以1941 年7—8月間延安當時“文協” 與“魯藝” 的論戰爲例， 周揚於6月間發表了《文學與生活漫談》，蕭軍等另一方回覆 《 〈文學與生活漫談〉讀後漫談集錄並商榷於周揚同志》 。針對這個問題，文藝界內部開始提出要加強團結，如 “ 1941年9月，《解放日報》 文藝版在文化俱樂部召開座談會……主張加強團結，發揚民主……把反對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的運動開展到文藝戰線上來”① 。

在這次座談會之後，1942年 4月，蕭軍仍提出要離開延安［7］，很顯然，這次文藝界內部所發出的團結的號召效用不大。這一以文學與生活爲題的論爭所針對的核心問題即是， 如何認識延安的現狀，以及由此相關的創作自由等。這是一個切近當時文藝界創作實際的問題， 它也是促成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的直接動因之一。在一定程度上而言， 座談會的成功與否取決於是否能夠有效地迴應圍繞這一核心問題而產生的各類文藝觀點。需要指出的是，1941 年的這次爭論更多地是周揚與蕭軍等的人事、 意氣矛盾。直到很多年後，周揚回憶起這一時段， 基本的描述仍是“這兩派本來在上海就有點鬧宗派主義。大體上是這樣:我們‘魯藝’這一派的人主張歌頌光明， ……而‘文協’這一派主張要暴露黑暗”［8］。

在這個表述之中，因襲了上海時期的宗派矛盾的“魯藝”/“文抗” 的矛盾， 與“歌頌光明”/“暴露黑暗” 的寫作立場，被置於一起來談。以上文所舉的艾青爲例，艾青於皖南事變之後來到延安，他的基本立場是“暴露黑暗”，艾青並未參與過上海時期的活動， 並不在 30 年代的宗派矛盾之中，這裏所表達“暴露黑暗” 的思考是基於他來延安之後思想上的困惑， 在周揚的敘述之中，被列爲與丁玲、蕭軍同在“文抗”派。這樣的裹挾產生了一個後果，即它將作家的創作立場， 與他的出身、人事背景之間形成一個直接的因果關聯，沿此路徑會得出很荒謬的推論，如從宗派、從家庭身份來推斷其作品的政治性。對比周揚的這一段回憶與1942 年座談會對於宗派矛盾的把握，後者不以宗派的、人事紛爭的視野而分析，而是看到跳出人事紛爭把握其背後的思想根源，解決方案也是與此相關 。

蕭軍 周揚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以下簡稱《講話》)中的分析，不是沿着周揚的路徑， 將“暴露”與“歌頌”與兩個宗派聯繫起來，而是作了分離 。《講話》 的開頭部分提及宗派主義。其分析的路徑是宗派主義問題的解決，它不在於人事，不在於是否保持一致的意見(比如歌頌)，而是在思想上的轉變。這一轉變的要求不是對其中的某一派，而是同時對着兩派。有關“暴露黑暗”和“歌頌光明” 是被置於《講話》結尾部分。《講話》認爲兩者都沒有擺正對人民羣衆的認識。可以看出，無論是對宗派問題的辨析，還是對“暴露”/“歌頌”問題的分析，它們都被置於《講話》的整體思路之中，《講話》所給出的一個解決方向是通過思想改造。事實上，對延安當時的共產黨領導人來說，上海時期的宗派矛盾並不是特別大的事情。1936、1937 年上海的文化人來到延安之時，就“兩個口號” 之爭做過一些討論，延安尊重魯迅，但對不同於魯迅立場的這一方如周揚、徐懋庸等也並沒有太多的苛責，而是在重要的崗位上任用他們。按徐懋庸的回憶，毛澤東認爲這場論爭是在路線轉變的關頭髮生，它的性質是革命內部的論爭 ② 。這個判斷是與延安時期共產黨對於文化人角色的認知變化有關。

二

有關延安時期的文化人的角色，其中一個提法是“文化軍隊” ，相近的表述有“筆桿子” (相對於“槍桿子”)、文化戰線(相對於軍事戰線) 等。以毛澤東有關“文化軍隊”的提法爲例，集中提到的有這樣幾次:1939 年的一二·九運動 4 週年大會講話，1939 年底、1940 年初在邊區“文協” 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引用胡喬木在論及毛澤東思想的組成部分— —羣衆觀點一問題時對軍隊的提法 ，“紅軍一開始就在毛主席指導下建立一種新式的官兵關係、軍民關係。黨員、紅軍、黨的幹部、政府人員用自我犧牲的精神來維護羣衆的利益，把羣衆力量團結起來， 並使羣衆相信黨、 紅軍是團結的中心”［9］。換言之，這一時期，共產黨的軍隊不再是軍閥，而是有主義、有理想、是新型的革命力量的代表， 它具有着全新的含義①。軍隊作爲中國革命的政治實踐的一個重要領域，對於其他的階級、羣衆團體是有着示範性的作用的。

在紀念一二·九運動4週年大會講話，毛澤東指出:“他說，敵人的碉堡是建築在學校裏、書報雜誌上以及社會文教團體中，我們只要看一看魯迅的雜感， 就可以知道。他的抨擊時弊的戰鬥雜文，就是反對文化圍剿，反對壓迫青年思想的”［10］。

在這個語境之中所提“文化上”的反圍剿，是就一二·九運動而言，它解放了青年的思想，在一二·九運動之後到延安前期，大批的知識青年奔赴延安，不僅充實了延安的革命力量， 其意義更在於昭示着民主、抗戰的延安在青年知識分子心目中的地位。第二次的提法是在邊區文協的報告中，即後來出版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 》，“軍事圍剿的結果是紅軍的北上抗日，文化圍剿的結果是一二·九運動。兩個圍剿的共同結果是全國人民的覺悟，‘其中最奇怪的，是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內的一切文化機關中處於毫無抵抗力的地位，爲什麼文化圍剿’也一敗塗地了?這還不可以深長思之嗎? 而共產主義者的魯迅，卻正在這一‘圍剿’ 中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

也正是在這一文化圍剿中，意外地走出了一支屬於共產黨的浩大的文化新軍。”這裏將“軍事”上、“文化”上並稱，不僅僅是肯定了20 世紀30年代上海時期左聯的工作成績，即反抗文化上的圍剿，教育青年、啓發民衆;在“文化新軍” 的這個提法裏，它包含有對於這些左翼文化人的認定，它們是在一個敵我對抗的邏輯— —即反抗國民黨的圍剿中不論階級出身、經歷等都被視爲“屬於共產黨的文化新軍”，也就是納入到革命的力量中來。

就當時投奔延安的文化人來說，“文化新軍”“文化軍隊”這些提法並不陌生， 在 1937 年全面抗戰之後，中華全國抗敵協會就相應提出了“文章入伍”“文章下鄉” 的口號，以其在《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發起旨趣》中的措辭來說，如“我們應該團結起來，像前線將士用他們的槍一樣，用我們的筆，來發動民衆， 捍衛祖國， 粉碎寇敵，爭取勝利”，時間上早於延安。很多回憶文章中提到在文協成立的大會會場有“文章下鄉”“文章入伍”的口號文協所提出的這個口號是當時的文藝界一致認可的方向 ②。

以個別作家爲例，如丁玲初到延安時主動要求上前線，她身着軍裝的照片非常有名， 很多傳記和新聞報道中以此爲丁玲發生了身份上的重要轉換③。而初到延安的人穿上軍裝、 制服成爲很受歡迎的風潮，如韋君宜在《露莎的路》 中記述了這個場景，“最重要的還是招待所發了一身和別人一樣的灰布制服給她。又肥又大，穿上一看，真的和別位‘八路’的樣子差不多了。可惜的是不能給姐妹們、熟人們和自己家的人都看一看。……想來想去，應當照張相片。向別人打聽到了全城惟一的照相館地址， 就打扮舒齊跑去， 照了個全身相”[11]5，這次照相與露莎考上清華時照相相比，被露莎戲稱爲“木蘭從軍”，可見革命青年對共產黨軍隊的認可，也可見這認可中有着浪漫的想象。

在1938年底1939年初，茅盾已經觀察到，大部分“下鄉”“入伍”的文化人已經回到城裏，茅盾的批評焦點在於大衆化、啓迪民衆抗日救亡的工作不能深入。相對照而言，延安在這一問題上處理得較好，比如柯仲平、馬健翎等所領導的民衆劇團一直深入邊區各地演出，改革秦腔和眉戶，創作新戲，這是與他們原本所從事的大衆化運動相關;比如趙樹理等在晉東南所做的宣傳、通俗文藝演出等工作， 這不僅是與趙樹理的文學理念“文攤”有關，更是與他們所在抗敵前線的具體環境有關，要想存活下來並且有效抗敵，首要的是深入羣衆、發動羣衆。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相對於大量的“亭子間”來的文化人來說，這兩個團體以及他們的理念在延安仍是少數。這兩個團體的活動都早於 1942 年的座談會就提出了深入羣衆和民族形式推陳出新的觀點，從這個側面也可以反映出延安早期並不僅僅是上面文學社團視野中所見出的場景，而參與文學社團的那些革命青年也有着多重的想象， 既有着原來的文化人的一些習慣，也有着對於參軍入伍、 抗日救國的設想。

這兩者之間所產生的矛盾，是促使張聞天寫出《關於正確處理文化人和文化團體》一文的背景。這是文章的原題，是張聞天代中央所擬，即上文所引的1940 年12月1日《中央宣傳部、 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關於各抗日根據地文化與文化人團體的指示》。對於這篇文章有着不同的解讀，一種解讀以此爲依據，認爲延安早期的“黃金時代” 是與張聞天主持文化工作、制定文藝政策相關［5］，傾向於張聞天與毛澤東(整風時期負責文藝整風工作)的不同。需要辨析的是，這一文章不僅僅是張聞天個人的意見，而是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發出，是代表着當時中央的集體決議。就其出發點來說，文章所提出的一些具體措施(即針對着當時對待知識分子問題上過“左”的、輕視文化人的傾向)不是簡單地爲文化人辯護，而是從屬於革命的整體需要而言。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如果以此文章爲例，與毛澤東的“文化軍隊” 的提法相對照，就能夠看出在思路上的一些微小不同，後者要比前者更進一步，不是在功能的意義(宣傳、教育)上來看待文化人的角色， 而是將其作爲革命的構成主體納入了革命隊伍。

從這個角度上來說，“文化軍隊”可以說是一個全新的命名系統，是對原有的左翼文化人的重新定義，它們不是30年代上海時期所提的外在於革命的 “同路人”，而是內在於中國革命主體生成的力量。從這個脈絡來看，不難看出前面所提到的毛澤東對於宗派問題的分析，其重點並不在於在文藝界內部來把握不同觀點的分歧，而是要整合不同的文化力量，形成一個文化的統一戰線。

這不僅是延安與20世紀30年代上海的區別，也是延安與20世紀30年代的蘇維埃時期的重要區別。從1939年“槍桿子”“筆桿子”並提的提法，到1940年《論新民主主義的文化與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再到 1942年5月2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引言中開篇所設定的發言角度 — —“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而言，這一思路有其一致性。

換言之，文化人的、 知識分子的問題是被納入到革命力量的重組的命題中來處理的，而這個命題不能抽象地理解爲文化人、知識分子被吸納到共產黨的體制之中，而是需要回到當時的歷史語境，這一時期也是共產黨的自身建設發生重大變化、提出克服官僚主義等一系列提法的時期。

三

就其精神淵源來說，延安文藝的發生可以溯源至20世紀30年代蘇維埃時期。［12］不過探討其體制的生成，需要考慮一個現實前提，即延安文藝的構成力量是多樣的， 常見的說法如兩支革命文藝大軍的匯合，以及年輕的寫作者的涌現， 加上這一時期共產黨的處境和歷史任務也在發生變化，這些都使得它的文藝政策、 組織形態等呈現出與蘇維埃時期不同的特徵。文化人大量地來到延安，所產生的衝擊不僅僅是造成文藝繁榮的“新景觀”，更多地是造成了共產黨、軍隊構成成分的變化。以思想改造作爲方案解決文藝界宗派主義、文化人的政治認識等問題，是與來自於當時的共產黨整頓黨內作風、根據地建設的現實處境中所產生的經驗有關。

按陳雲的統計，“截至1940 年11月，儘管我們黨政軍各部門，基本是以老幹部爲骨幹。黨政方面，地委書記，專員以上，都是老幹部;軍隊因有老的基礎， 中級幹部主要還是土地革命時期的老幹部;但是和之前相比，由知識分子構成的新干部的人數在迅速增加，中下級幹部，百分之八十五是新干部。在中級幹部中， 有百分之八十五是知識分子。在各個根據地中，還有廣大數量的非黨幹部”［13］。

陳雲所指的由知識分子構成的新干部快速增加主要是指全面抗戰爆發之後大量知識分子來到延安這一時期，陳雲這一時期的文章中常提到新老幹部之間的矛盾，與非黨幹部的矛盾。爲什麼要吸收知識分子入黨? 陳雲給出過一個解釋，“在中國，大部分的知識分子是可以爲無產階級服務的。現在各方面都在搶知識分子，國民黨在搶，我們也要搶，搶得慢就沒有了。日本帝國主義也在收買中國的知識分子爲它服務。如果把廣大知識分子都爭取到我們這裏來， 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 那末，我們雖不能說天下完全是我們的，但是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們的了”［13］。這個解釋是着眼於爭取更多的人、支持共產黨，支持抗日。至於爲什麼要搶奪“知識分子” 以及“知識分子” 有何長才，在這裏並沒有說明， 其中“大部分的知識分子是可以爲無產階級服務的” 反倒是在一定程度上講出了當時的認識， 即知識分子並不屬於無產階級隊伍，共產黨吸收黨員應該注重階級構成。

按照王奇生的研究，自五四以來，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基礎都是中小知識分子， 在20世紀20年代初國民黨改組之後，爲中小知識分子提供了參與政治、解決生計的途徑， 因而其黨員中知識分子構成比例非常高;而同一時期，中共對知識青年吸納較爲慎重，就組織管理層面而言，知識分子“腦筋較複雜，不易宣傳” “行動浪漫” “很難以紀律相繩”，［14］40－41而這些問題是由於知識分子的“小資產階級” 屬性。到了 20 世紀30年代後期，中共黨員人數迅速擴充，從1937 年的4萬人，“猛增到1940年的80萬人”，到1945年“中共黨員人數是121萬”。與此同時國民黨(以及從國民黨分化出來的三青團)也在擴充黨員，“在這場組織競爭中，以青年學生爲主體的知識分子成爲三方爭奪的重點”［14］34－1342，即陳雲上面所說的兩黨競爭知識分子。對於國民黨來說，其大量擴收新黨員一個重要的背景是戰爭的衝擊， 軍事潰退使國民黨在長江地區的地方組織和權力基礎幾近解體;其二，對外面臨中共的組織競爭。［14］341從這一時期國民黨在基層組織上的大量擴充也可以看出來當時的共產黨所面臨的壓力。雖然此時兩黨已達成抗日統一戰線，邊區也被認可爲合法的政權，但是兩黨在政治組織上的緊張感並不亞於時常出現的軍事摩擦。

20年代所出現的這些問題在延安仍然存在，但共產黨這一時期大量吸收 “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入黨，既與這樣的競爭關係有關，更與抗戰救亡的大背景相關。以當時陝北公學、抗日軍政大學爲例，陝北公學的辦學宗旨中，弱化了延安的階級色彩，突出了統一戰線的性質。“陝北公學是統一戰線的學校， 只要不是漢奸親日派， 經過規定的入學測驗，沒有嚴重的病， 都能入校學習， 因此也不分黨派，更不分性別”［15］;抗日軍政大學在招生簡章中的“入學資格” 亦對招錄學員的黨派、信仰、 性別均沒有要求。需要指出的大量吸收知識分子並不完全等同於直接進入到黨組織之中，它經過了學校這一環節的轉化， 而經過初步的教育(馬列課程、 革命史)的學生們，很快被充實到邊區建設之中， 這也是與同一時期的國民黨不同的地方， 國民黨的黨員系統與地方政府系統在人事上矛盾很深。［14］336－338

對於共產黨來說， 大量吸收青年知識分子， 並不僅僅是爲了抗戰統一戰線的話語權， 其更爲切近的任務是建設陝甘寧邊區， 以鞏固根據地作爲後盾配合軍事鬥爭。以當時的邊區施政綱領中有關文化教育的爲例 ， “繼續推行消滅文盲政策， 推廣新文字教育， 健全正規學制， 普及國民教育， 改善小學教員生活， 實施成年補習教育” 等 ① 。這是此前戰爭爲主時期所不曾面臨的任務， 它需要大量的科學藝術人才補充進來， 因而出現了大量的非黨幹部， 承擔着邊區建設的工作。這是一個持續的工作， 如 1941 年延安仍建議大量招收知識青年， 充實幹部隊伍。②

由於戰時情況緊張，人手短缺，這些幹部在進入工作崗位之前所進行的教育是不足的。這一時期圍繞幹部的培養，產生了很多的論述，如張聞天在抗大講授做人和個人的工作能力［16］434－449 ，劉少奇談 《論共產黨員的修養》［17］97 －167 等。從這些論述可以見出這一時期， 因其構成成分的變化，黨的建設產生了新的應對措施。談共產黨員修養這樣的提法之所以被提出， 是基於這樣的一個認知，即“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幹部也能夠成爲合格的黨員。換言之， 黨的基本構成並不依託於特定的階級本質，或者說，其政治性的認定並不直接等同於階級出身。根據胡喬木的回憶，毛澤東提出， 各地舉辦高級學習組是搞好整風極重要的關鍵 ”，“學習要以理論聯繫實際爲目的， 學習的內容在實際方面首先閱讀六大以來的文件， 研究六大以來的政治實踐， 在理論方面着重研究思想方法論和列寧主義的政治理論” 。［18］203

張聞天

與同一時期的國民黨所出現的組織規模急速擴充而組織渙散的情況相比，共產黨以學習和思想改造來培養幹部的方式，是一個有效的黨建措施，它使得共產黨的組織依託于思想，而非人事、行政。思想所開拓的邊界也就是黨的影響力所能達至的邊界，它使得共產黨組織成爲一個具有活力、擴張力的組織。需要指出的是，這個思想改造的學習和工作作風的改造，不是向內轉的，而是設置了一個外在的參照系，即“羣衆”。在學習和改造的過程中，有兩個方面，一是馬列經典的學習，二是聯繫實際，這也是知識分子獲得正確知識的根本路徑。“羣衆” 的位置，並不從屬於這個獲取知識的過程之中，但它始終在場，相對於馬列的經典，它的位置是中國的實際經驗;相對於實際的調查研究，它的位置是破除實證意義的“現實” ，它提出了行動的方向。這一位置的設定，使得每個黨員幹部的思想學習和工作作風的改造，變成了一個主體成長的過程，個人與黨組織的關係， 個人與自我的關係，被置於與羣衆的關係之中。在這個設定裏，“羣衆”的位置是靈活的，它略微突破了原有的固化的階級分析框架，既保留了階級成分的分析，同時將其轉變爲政治分析，階級成分也可以轉化。

在原有的階級分析結構之中，知識分子被認爲是小資產階級，這一固化的階級革命的認識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已經被突破， 20世紀30年代將農民發動起來成爲革命的主體力量;在20世紀30年代的抗日戰爭時期，這一方法被更爲深入而系統地用於黨的建設，成爲幹部培養的原則。

換言之，它重新界定了什麼是共產黨員，這個界定不僅依託於形式上的規範條例，如黨員登記，黨費、處罰條例等，而是更側重精神實質，即做好了與羣衆有關的工作， 就是合格的黨員， 這是共產黨在組織建設上優勝於當時的國民黨之處。羣衆是處在政黨的行政組織的外部，即他們不直接參加黨的活動，但是在黨的建設上它又被轉變爲政黨關係的內部。它轉化爲每個黨員的成長的必要的 “他者”，在這個革命主體的成長過程中，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它是通過克服靜態的意義上的位置，不斷地重構與羣衆的關係，才能夠真正地完成黨組織的建構。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政黨的組織建構過程實際上是與每個共產黨員的、革命主體的成長過程同構的。只有處理好與羣衆的關係，才能夠維持黨的活力，羣衆路線之被稱爲共產黨的生命線正基於此。對比這一時期共產黨的建黨和國民黨的建黨，能夠看出羣衆路線是共產黨的組織建制中所設定的應對官僚體制僵化的一種方式。

較晚近的着眼於延安文藝生產的組織性的研究有一個提法，認爲 “現代中國革命這樣的現代性裝置本身蘊含的永恆的結構性困境，不僅不可能在延安得到解決，它將揮之不去，始終與‘革命’如影隨形”。在這個問題基礎上，丁玲等人雜文中對當時延安所存在問題的批評， 不能被理解爲革命之外的、個人主義立場的表現，而是革命內部的更爲激進的要求平等和民主的要求。［3］這個路徑有啓發性， 但筆者嘗試補充的一點是延安時期對於官僚、教條問題的反駁， 並不僅僅是從知識分子的角度、從個人的立場出發，它同時也有着系統性的反思和實踐，使得延安時期的政黨組織不能簡單等同於“現代性裝置” 。

《講話》之中“爲什麼人”的問題，與整風之中所探索黨的建設經驗中的 “羣衆觀點”的分析思路是相通的。重新來看《講話》的開篇對文藝界宗派主義問題的認識:“比如說文藝界的宗派主義吧，這也是原則問題，但是要去掉宗派主義，也只有把爲工農、爲八路軍、新四軍，到羣衆中去的口號提出來，並加以切實的實行，才能達到目的，否則宗派主義問題是斷然不能解決的。” 其中對於文藝界的宗派的分析和解決， 是與解決黨內的宗派問題的思路是一致的。整風的大背景構成了延安文藝座談會文藝政策的主導思想。從其表面上來看，它給人以用 “外部性” (政策指令)取消文藝的“內部性” (作家的自由、創作的自由)的印象， 但它是通過“思想” 的轉變方式進行的，從一個角度來說，這是將文化人納入到政黨運作的過程;從另一角度來說，這是政黨擴大自己的邊界，並重建組織形態的過程。換言之，在當時的解決方案中，文化人的組織問題被置於知識分子問題之中，而知識分子的問題是置於黨的組織重構的命題之中。在這個命題之中，知識分子的設定並不是進入官僚體制，而是成爲無產階級自己的“有機知識分子”。

本文原刊於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9年01期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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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周揚.與趙浩生談歷史功過[J].新文學史料,1979(2).

[9]胡喬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11]韋君宜.韋君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

[12]艾克思.延安文藝史[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13]陳雲.關於幹部工作的若干問題[M]∥陳雲文選: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4]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M].北京:華文出版社,2011.

[15]成仿吾.半年來的陝北公學[M]∥中國青年運動歷史資料.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

[16]張聞天.論待人接物的問題[M]∥張聞天文集:第2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

[17]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M]∥劉少奇選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8]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參見賀桂梅《知識分子、革命與自我改造---丁玲“向左轉”問題的再思考》,《中國現代文學叢刊》2005年第2期;徐秀慧《中國知識分子革命實踐的路徑---從韋護形象與丁玲的瞿秋白論談起》,《文學評論》2015年第2期。

(2)參見李陀《丁玲不簡單---毛體制下知識分子在話語生產中的複雜角色》,《今天》1993年第3期;李晨《〈在醫院中〉再解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2年第4期。

(1)參見吳敏《寶塔山下交響樂---20世紀40年代前後延安的文化組織與文學社團》中《總序》對現代知識分子的公共活動空間以及其角色的界定。

(2)《努力開展文藝運動》,《解放日報》1941年8月3日,轉引自孫曉忠、高明編《延安鄉村建設資料》(三),上海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56-57頁。

(1)這次座談會的召開,按時間推測是與整風的大環境相關,不完全是針對周揚、蕭軍的爭論。《解放日報》的改組是在1942年3月11日開始醞釀討論,4月1日正式改版。1941年9月所召開的加強團結的座談會,是在《解放日報》改組之前,按其中“反對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等提法看,推測與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即9月政治局會議有關),其中毛澤東的發言中提到一條,“在延安的學校中,在文化人中,都有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參考陳晉《毛澤東的文藝生涯(上)》,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52頁。

(2)1938年5月23日,應徐懋庸請求,毛澤東會見徐懋庸時,談了關於兩個口號的6點意見。參見徐懋庸《我和毛主席的一些接觸》,載《新文學史料》1979年第2期。

(1)這並不是說軍隊的官兵之間、部隊與地方之間的關係不存在問題,1940年整風期間,軍隊與地方的關係是整風的重點,1948年的整風工作是以“有文化的軍隊”作爲重點,這裏想強調的是軍隊是一個不斷髮展變化的過程,同時作爲中國革命政治實踐的一個重要領域,軍隊對於其他的階級、羣衆團體是有着示範性的作用的。

(2)有關文協這一口號的提出與實踐,參考楊洪承《“文章下鄉”“文章入伍”的緣起及意義》,見段從學《“文協”與抗戰時期文藝運動》,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3)參見丁玲西站團期間接受的記者訪問。

(1)參考《把文化工作推進一步》(1942年3月25日《解放日報》),其中對於文化人的界定有兩個主要的方面:其一,“文化界的人士是和前線的戰士一樣,同樣地艱苦地奮鬥”;其二,“文化運動不僅僅推動着抗戰,並且也有助於建國。……如果沒有全國各地到來的科學技術人才,文藝家、社會科學者,以及其他文化人士與知識分子的努力參加,是不可能獲得現有的成績的”。孫曉忠、高明編《延安鄉村建設資料》(三),上海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2)1941年10月18日,毛澤東又同朱德、王稼祥、葉劍英致電劉少奇、陳毅,建議從蘇北、安徽各根據地招收知識青年到延安學習,指出:“因西安交通被國民黨嚴密封鎖,知識分子來源已斷,不但抗大三分校教育行將停頓,即軍委機關及留守兵團亦得不到知識分子的補充。提議由蘇北以至安徽各根據地招政治純潔、體格強健、有中學程度之知識青年六百至一千人來延,不分男女,經你們初步審查之後,即可組織成隊,經華北分批送達此間,如有熟練工人及技術人才更好”。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頁、第333-334頁。

陳子善：張愛玲三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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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編輯 蓬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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