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大洋彼岸的美國，兩條關於紙媒的新聞交相呼應，折射出這一守舊行當的兩個極端面相：其一，今年普利策獎名單中，傳統紙媒（更準確地說是報紙）包攬了絕大部分獎項；其二，美國職業資訊網站CareerCast發布了今年美國最差和最好的工作榜單（根據環境，收入，前景與壓力四項工作指標），報紙記者連續兩年被評為美國最差的工作，排在第二名的是伐木工。

新聞學者邁耶在《正在消失的紙媒：在信息時代拯救記者》一書中，煞有介事地為紙媒定下了確切的死亡日期——「2044年傳統紙媒將走向消亡，確切地說，是2044年10月，最後一位日報讀者將結賬走人。」——如今看來，這個deadline浮現出一絲迂腐，哪裡用的了那麼久，你得承認，儘管不易博得專業評委的厚愛，但就信息品質而言，所謂新媒體也早已度過初登舞台時的草莽階段。

今天不妨談談傳統紙媒的困境與出路——在中國「新媒體標王」誕生之時，談論這個話題倒顯得格外應景。

從最實際的角度，無論美國還是中國，傳統紙媒記者收入並不誘人，收入中位數通常低於白領階層——這也意味著，在基於自由意願的市場環境中，若你相信成本與代價更能解釋個人選擇的真相，那麼，這盞長久以來照耀在媒體行業的聚光燈其燈源一定來自別處，比如被賦予的榮光。

我個人覺得，在某種更接近本質的意義上，媒體可被視為人類「八卦」本能的放大器，是當人類擴充協作體系之後用來識別「異己者」的專業機構，這些認證和識別機構理所應當被賦予「第四權」的美譽，而這也正是所謂「新聞理想」的原始模樣。

而在信息高度不對稱的時代，這種很難量化的搖擺輿論的權力確實很大，甚至如段永朝老師所言：「傳統媒介的存在形態、組織模式、運轉方式，以及在事關意識形態時的論辯姿態，無一不顯示出對『確定性世界』居高臨下操控與建構的圖謀，而這一圖謀恰恰顯示出，現代媒介是商業社會權勢集團、資本主義政黨政治合謀的最佳夥伴。用哈貝馬斯的話說，資本主義公共空間的衰落，實質是媒介和大眾批判意識的喪失。」

但無需贅言，互聯網時代，當信息充分流通，每個人都是內容生產者，整個社會自下而上地識別與辨認，從而稀釋了媒體機構權力的濃度——曾被賦予專業人群的權力瓦解於個人細碎的聲音中，它們有的弱如蚊叮，有的聲如洪鐘，這個時候，再用「情懷」甚至道德裝扮這個行業，就顯得非常可疑。

事實上，至少在我看來，通常而言，要求某一特定行業「道德水準」高於其他行業本身即是極其不道德的。某種意義上，這種高要求和「產權邊界」有關。看到知乎上的一個觀點：產權不明晰的地方往往呼喚道德。譬如在公有道路上開車，謙讓成為道德；在沒有明確產權的公交座位，讓座成為道德。「公眾屬性」濃重的媒體行業亦如此，這也成為「強迫」其道德水準高人一籌的理由。

但就像經濟學專欄作家酸湯魚所言：「一個職業群體在一個開放的商業社會中很難具有道德的『有界性』——也就是從事這個行業的人比整個社會的道德水準高很多或者低很多——這是因為人力資源的自由流動造成的，比如，一個人被社會要求具有和其經濟利益不對稱的道德付出，那麼這個人就會想到離開這個職業。這種職業的『有界性』可能只存在於黑社會成員中，因為這個行業就像佛家所說的無間道，進去了就出不來。」

那麼問題來了：傳統紙媒的出路在哪？一個可以肯定的回答是：在「一切皆媒體」的模糊邊緣化之下，從生產到分配，傳統媒體將不再是一條獨立產業鏈，而會溶解在其他產業之中，成為價值鏈的一環。媒體所要爭取的，即是爭取成為主導的那一環。

譬如與進入資本時代的影視行業嫁接。舉個例子，不久之前，出自《時尚先生》旗下Esquire實驗室的特稿《太平洋大逃殺》被樂視買下了改編權，毫無疑問，這篇被刷屏的文章框架本身即與劇本頗為相近，從而讓一篇一萬字左右的報道收穫百萬級收入，成為媒體組織向「內容服務商」演變的一個好案例。

當然你可能會問，那些嚴肅的深度調查報道是否將日漸式微？確實，在過去單一鏈條的媒體業，動輒一個多月生產周期的調查報道要擔負巨大成本，但在我看來，當媒體獲得商業資本注入之後，你完全有理由相信媒體之間的互相制衡內嵌在商業競爭之中，從而不必為這種監督冠以情懷之名。我覺得這樣其實也不錯。

哦，最後想說，就好比我們懷疑的是婚姻而不是愛情，傳統媒體的衰落並非從業者本身的失敗，若你是這個行業的年輕人，以獨立匠人之心磨鍊手藝永遠是正確的，不要像那些慵懶的前輩們一樣。

李北辰/文（知名科技自媒體，致力於為您提供文字優雅的原創科技文章；微信公號：李北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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