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宴會」變得十分激進。如8月10日的勒芒(Le Mans)「宴會」上,有人提起了1792年推翻君主制的舊事,唱起了馬賽曲。10月27日的奧坦(Autun)「宴會」上,一名共和派媒體人強烈批判了君主制、貴族制、溫和派政治家乃至財產私有制。拉馬丁得知後,在報紙上強烈譴責了這種激進論調。11月7月的里爾「宴會」上,賴德律–洛蘭的出場使巴羅選擇在最後時刻退場。有趣的是,拉馬丁贊同賴德律–洛蘭給予工人政治權利的觀點。11月21日的第戎(Dijon)「宴會」甚至只邀請了激進派人士。12月19日的沙隆(Chalon-sur-Sa?ne)「宴會」上,《改革報》總編弗洛孔(Ferdinand Flocon)指責巴羅和基佐是「朋比為奸」。
12月28日,議會召開了新的會議,反對派因為「宴會運動」的成功已經信心大增,國王在演說中指責宴會運動激發了「盲目而敵對的熱情」。1848年1月27日,托克維爾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講,指出「我們如今正睡在火山口上」,並呼籲基佐儘早「改變政府的精神」。
巴黎當時有12個區,每個區在國民衛隊中有一個對應的軍團。第十二區是最窮的幾個區之一,政治立場也相對激進。1847年12月,第十二軍團計劃舉行一場「宴會」。武裝力量參與政治活動,在任何時代都是一件極度敏感的事。月底,警方駁回了申請。「宴會」籌備委員會無視警方的態度,決定照常進行活動,還在報紙上發文指責官方的態度是沒有法律依據的。內政大臣迪沙泰爾(Tanneguy Duchatel)在貴族院強硬表態,稱政府此前已經容忍了60多次「宴會」,但偏偏不能容忍這一次,而「宴會」能否召開理應由政府說了算。籌備委員會轉而尋求反對派議員的支持。
1848年2月13日,約百名議員聚會商議此事。一些人提議「以退為進」,反對派先集體辭職,使議會達不到法定人數,從而不得不重新選舉。奧朗內、拉馬丁、巴羅、加尼埃–帕熱斯(Louis-Antoine Garnier-Pagès)反對這種自我棄權的計劃,選擇了另一種路線——使「宴會」溫和化。這些議員們篡奪了「宴會」的主導權,通過提高定金的方式排除低收入者的參與,活動地點避開了工人較多的第十二區,時間定在了22日(是一個工作日)。19日,超過200名反對派議員決定起草一份旨在拒絕暴力的宣言。21日,宣言在多家報紙發表,其中提出由卸下武裝的國民衛隊成員承擔警戒工作,遊行時不呼喊任何口號、不佩戴任何標記,從而表明活動參與者尊重秩序、避免衝突的意願。連平常比較激進的路易·勃朗和賴德律–洛蘭都提出要避免挑釁和暴力行為,以免給政府提供口實。但是,不經政府同意而調動國民衛隊,哪怕解除了武裝,都是大逆不道之舉!國民衛隊指揮官也警告下屬,沒有得到上級命令而參加政治活動應當軍法處置。由於政府的強硬態度,到了最後關頭,連巴羅也退縮了。
讓在野的或在職的政壇精英們猝不及防的是,到了22日,政治的主動權已經從議會反對派轉向了街頭抗議者。數千示威群眾冒著傾盆大雨,逐漸聚集在一起,其中有學生,也有工人,一些人是抗議「宴會」被取消的,也有一些人尚不知道這個消息,仍對「宴會」滿懷期望。中午,浩浩蕩蕩的隊伍向協和廣場與協和大橋進發了。在廣場的對面,隔著塞納河,就是眾議院所在地——波旁宮。巴黎駐軍司令塞巴斯蒂亞尼派軍隊將群眾從波旁宮逼退至協和廣場。這個時候爆發了小範圍的衝突:士兵們騎馬衝撞人群,群眾也扔起石頭回擊士兵。示威者隨後從協和廣場散往巴黎的各個地區,向士兵砸石頭,強闖槍店。廣場附近的街區開始修建路障。人們拆毀欄杆,將其充作武器,或者用它砸碎鋪路的石板。在香榭麗舍區,有人焚燒木椅和馬車,打砸路燈。
示威並不必然引發革命,路易–菲利普胸有成竹地認為:「人們不會在冬天鬧革命。」下午早些時候,國民衛隊已經得到命令,佔據首都各戰略要點。在19世紀的法國,國民衛隊的立場向來比較激進,七月革命中就有它的身影;即便在崇尚精英主義的奧爾良王朝,國民衛隊相對而言也是個民主的機構。如今,很多衛兵拒絕執行當局的命令,甚至還有人喊出了「改革萬歲」「打倒基佐」等口號。
23日早晨,天氣陰冷,雨水不絕。換做平常時候,人們肯定會圍在爐火旁取暖。但暴動又擴大了,全城到處築起街壘。政府萬萬沒想到,事態竟然在一夜之間變得如此嚴重!巴黎市政當局試圖逮捕極左派首領,可是為時太晚,因為他們已經在街頭戰鬥了。官方再次向國民衛隊和軍隊下達佔據要地的命令,很多衛兵再次拒絕奉命,即便那些執行者,也只是為了避免流血,而不是為了保衛基佐政府。在勝利廣場上,國民衛隊在暴動者與正規軍的衝突中維護前者,「國民衛隊站在我們這邊」的消息在首都迅速傳開。
路易–菲利普驚詫不已。迪沙泰爾來到杜伊勒里宮,主張反擊。國王沉默半晌,說:「大家都勸我通過撤換內閣來結束危機……可是我不願意這麼做。」王后也顧不上斯文,突然闖入國王的書房,插嘴說:「基佐先生是位正人君子,曾多次為國王效勞,如果這時他能辭職,無疑對國王會更有助益。」聽到忠心耿耿的基佐只是一枚可以拋棄的棋子,迪沙泰爾不禁目瞪口呆。國王怒視了王后一眼,嘆息著說:「把他帶到這裡來。」
半小時後,基佐前來覲見國王。王后擔心國王拿不定主意,仍佇候在側。國王拐彎抹角地說:「雖然局勢嚴重,但我寧可自己遜位,也不願意撤換大臣。」王后馬上反駁道:「國王不屬於自己一人,而是對法蘭西負有義務。」國王沮喪地說:「是啊,我比自己的大臣更加不幸……我無法辭職。」基佐倒是直言不諱:「此刻陛下既然已經提出了這個問題,就等於已經有了決定了。」國王說:「為了拯救法國而與你們分手,我深感遺憾,但別無選擇。」基佐鞠躬無語。
下午3點半,強作鎮定的基佐來到眾議院,宣布了國王授權莫萊(Louis-Mathieu Molé)組閣的旨意。保守派氣得捶胸頓足,而反對派隨之發出了一聲聲喝彩。但莫萊既不是個能服眾的人選,也沒有在危難之際匡扶社稷的能力,既無法差遣梯也爾這樣的政壇巨頭,更無法安撫民心。激進人士不滿足於已有的勝利,「打倒基佐」的口號堂而皇之地變成了「打倒路易–菲利普」。與此同時,國王驀地發現自己陷入了一種更為尷尬的境地——基佐已經離職,莫萊尚未組閣,於是在這種決定王朝命運的關鍵時刻,政府竟是一片真空!
嘉布遣大道(Boulevard des Capucines)慘案的發生使局勢一發不可收拾。庫朗中校率領的正規軍第14營守衛著外交部,阻止一支示威隊伍繼續前進。就在雙方僵持不下的時候,一名士兵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地扣動了扳機。當時的形勢本就劍拔弩張,士兵們都屏息凝神,突然間一聲槍響,大腦綳著的弦突然放開。一時間,噼噼啪啪的槍聲大作,造成了52人死亡,74人受傷(一說65人死亡,80人受傷)。
慘案使示威轉變為革命。一家郵政公司的貨車正好經過嘉布遣大道。人們一哄而上,七手八腳地將車上的人和包裹都撇在路旁,然後將16具屍體抬到車上,用火炬照亮。陰慘的場景引發了瘋狂的回應,靈車所到之處,復仇的怒火被激發出來,人們砸碎路燈,敲響教堂的警鐘,修建或者強化街壘,挨家按戶地搜尋武器。國民衛隊總體上站在了群眾一邊。
抬屍遊行的隊伍在《國民報》社前停住。見此情景,共和派議員加尼埃–帕熱斯推說是誤會,懇求大家停止遊行。隊伍在《改革報》社受到了較為熱誠的接待,共和派總編弗洛孔聲稱「必須使暴政在公眾的憎恨中滅亡!」 靈車又緩緩向巴士底廣場而去,停在了「七月圓柱」前,這裡是1830年「光榮的三日」的紀念之地。
晚上10時,國王得知了嘉布遣大道的慘案;兩小時後,莫萊組閣不成的消息也傳到了國王的耳中。路易–菲利普任命比若(Thomas Bugeaud)為正規軍和國民衛隊總司令,並召梯也爾入宮,商談組閣事宜。比若以巷戰專家自居,曾因1834年血腥鎮壓過一場共和派起義而臭名昭著,此時他欲故伎重演,迅速制定了反擊計劃,預計在24日早晨執行。
一個小時後,梯也爾來了。憔悴的路易–菲利普問:「你可以組閣嗎?時間緊迫,我需要大臣。」「陛下,您所需的大臣我幾小時後就有。」「哪些人?」「首先是奧迪隆·巴羅……」國王打斷他的話說:「他是個空想家!」「這個人必不可少,他是自由主義反對派的代表人物。」國王怒斥道:「你在轉達那些咖啡館裡的言論!」梯也爾欠身施禮,擺出一副讓國王另請高明的姿態。國王見狀,無奈地接受了梯也爾的人選。得知比若已經奉命執掌軍隊後,梯也爾不禁皺起了眉頭。
24日,局勢進一步惡化。很多人認為基佐的辭職只是一場欺騙群眾的陰謀,而嘉布遣大道慘案暴露了奧爾良王朝的真實立場。暴動者砍倒大樹,奪取了運輸工具,準備好了石頭和鐵柵欄,築好了路障,將碎玻璃和瓷器鋪在馬路上。他們的手上,有著從軍械庫、槍店、私宅和投降的士兵手中奪取的武器。比若下令以四支縱隊「清掃」首都的街道。但到了中午,他又下令停止戰鬥,將防守巴黎的責任交給了國民衛隊——這個決定其實是新內閣迫使國王下達的。國民衛隊的指揮官改由拉摩里西爾(Louis Juchault de Lamoricière)擔任。
但人們對奧爾良政權失去了信心,激進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人貼出了「拿起武器!到杜伊勒里宮去!」的告示。奧迪隆·巴羅騎馬上街與暴動者商談,受到了冷淡的接待。「不要巴羅!」「只有人民才是主人!」的抗議聲在耳旁此起彼伏。在和平大街一角,共和派物理學家阿拉戈(Fran?ois Arago)沖著他說:「中午前退位……要麼就革命!」
人群越來越向王宮集中,窗外的嘈雜聲越來越響,國王心急如焚。在王后的勸說下,國王決定在杜伊勒里大院和卡魯索廣場舉行閱兵式,展現一國之君的英姿和威嚴,為人心思變的軍隊注入信心和力量。他撐起75歲的衰老身軀,穿上軍裝,騎上戰馬,身後跟著兩位王子(那慕爾公爵、蒙龐西耶公爵)、比若元帥、拉摩里西爾、梯也爾和雷米薩等文武大臣。衛戍部隊約有4000人。一開始,國民衛隊第1軍團有人喊出了「國王萬歲」的呼聲,但第4軍團不僅喊出了「改革萬歲」,還試圖將國王包圍。眼見情勢不對,國王立即返回王宮。王室成員、 大臣和侍從木然地站在四周,全都認為退位勢不可免,但誰也不願意第一個說出這個可怕的詞語。
在絕望之中,國王下令以巴羅替換梯也爾,以熱拉爾(étienne Gérard)替換比若。那慕爾公爵將梯也爾拉到一邊問道:「依你之見,遜位好嗎?」梯也爾無法回答。這時,《新聞報》(La Presse )社長吉拉爾丹(émile de Girardin)未經召見便入宮獻計:「陛下,更換內閣沒有用了。國王和君主制一小時後在法國將不復存在。唯有遜位,方能順應形勢。」一陣死寂般的沉默後,國王有氣無力地說:「你們願意讓我退位,那好,我就退吧。」路易–菲利普試圖保住身為國王的體面,在撰寫退位詔書的時候從容不迫、一絲不苟。隨後,國王夫婦在一支騎兵的護衛下,逃出了杜伊勒里宮和巴黎城,流亡英國。
留守杜伊勒里宮的那慕爾公爵將這座宮殿留給了暴動者。24日下午,一波一波的人群湧入宮中,四處打砸,無數珍寶被毀,連花園裡的天鵝也全被殺光,國王的寶座被運往巴士底廣場焚燒。巴爾扎克目睹了杜伊勒里宮遭到洗劫,感到了深深的恐懼。
路易–菲利普的長媳帶上她的兩個兒子步行前往眾議院,那慕爾公爵隨之趕到此處。他們希望讓國王的孫子巴黎伯爵繼位,從而最後一次挽救奧爾良王朝。巴羅不忍心看到孤兒寡母落淚,試圖宣布攝政政體。但一切為時已晚。拉馬丁、賴德律–洛蘭等或溫和或激進的共和派領袖不答應,怒火正旺的群眾更不答應。隨著民眾不斷闖入辯論廳,很多議員落荒而逃,那慕爾公爵等王室成員撤往榮軍院。在鼎沸的人聲中,勒爾和賴德律–洛蘭宣讀了一份即將參加臨時政府的人員名單。
拉馬丁、賴德律–洛蘭、勒爾、阿拉戈、馬里(Marie de Saint-Georges)等人從波旁宮出發,下午4時左右到達巴黎市政廳。拉馬丁起草了公告,歌頌巴黎人民的英勇奮戰,宣告臨時政府成立並暫時採用共和制度。
中央政府要職分配如下:
主席:勒爾
內政部長:賴德律–洛蘭外交部長:拉馬丁司法部長:克雷米厄(Adolphe Crémieux)商務部長:貝特蒙(Eugène Bethmont)財政部長:古迪紹(Michel Goudchaux)公共工程部長:馬里公共教育部長:卡諾(Hippolyte Carnot)海軍部長:阿拉戈陸軍部長:蘇貝爾維(Jacques-Gervais Subervie),原定人選貝多(Bedeau)拒絕出任
其他重要的非中央政府職位有:
巴黎市長:加尼埃–帕熱斯巴黎國民衛隊總司令:庫爾泰(Amable de Courtais)
晚些時候,路易·勃朗、弗洛孔、馬拉斯特才從《改革報》編輯部趕到市政廳,遺憾地錯過了以上關鍵職位。他們三人以及一位工人代表阿爾貝最後只當上了臨時政府的書記。此事看上去只是因為一場遲到而導致的遺憾,其實根源在於溫和派對激進派和社會主義者的排斥心理。拉馬丁及臨時政府的一些成員深知,二月革命的勝利不是議會鬥爭的結果,而是巴黎的勞動群眾通過暴力鬥爭得來的。作為一名溫和派,他一貫害怕群眾的過火行為,害怕法國大革命的恐怖重演,所以希望儘力擺脫暴動群眾的壓力。
路易·勃朗和群眾認為「暫時採用共和制」的說法模稜兩可,要求立即成立共和國,賴德律–洛蘭和弗洛孔表示贊同。也有人考慮到了多種因素,如巴黎的勝利不能代表整個法國、共和制的法國會招致歐洲的懷疑和抵觸,主張慎行。加尼埃–帕熱斯等建議宣言中可以迴避政體問題,最多也只能寫:「臨時政府比較喜歡共和主義的治理形式。」阿拉戈認為,由臨時政府決定政權形式是一種篡權行為,拒絕在文告上簽字。拉馬丁調和各派意見,將文稿改為:「臨時政府只能以法國人民的名義進行工作,雖然它比較喜歡共和主義的形式 , 但是……將向公民們徵詢意見,由人民的主權宣布政府的最終形式。」路易·勃朗希望更進一步,將拖泥帶水的措辭「比較喜歡」改為「從心靈里和信仰上都贊成共和主義的政府」。在激進的同僚和起義群眾的壓力下,拉馬丁又將二稿改為:「臨時政府希望成立共和國,但須立即徵詢人民的意見,由人民批准。」三種表述的語氣自然一次比一次堅定,而最後一種表述同樣具有一舉兩得的效果:第一,作為緩兵之計,可以利用外省的勢力來壓服激進的巴黎;第二,高舉主權在民的精神和程序的合法性,掌握了政治正確的制高點,讓群眾無從反對。
二月革命的消息傳到外省的時間各有不同。在普瓦提埃,26日時還有媒體在報道巴羅組閣的「最新消息」。奧爾良王朝崩潰的消息傳來外省後,共和派和工人往往欣喜若狂。在大約30個省的省會,當地的溫和共和派以及一部分激進派組成了委員會(有「革命委員會」「省委員會」「共和委員會」「臨時委員會」等多種名字),從奧爾良王朝的官員手中接管權力。原官員要麼主動或被迫辭職,要麼選擇與共和派合作。其他大多數省份,共和派的勢力較為薄弱,無法搶班奪權,前朝省級官員往往以效忠臨時政府的名義繼續在位。在城鎮中,市長和市政會通常都被取代。各地權力機構交接的過程有快有慢,很多發生在三四月,最晚的是巴約納(Boyonne)的市議會,奧爾良時代的人馬堅持到了7月30日。在軍隊方面,比若、貝多、拉摩里西爾等高級將領已經效忠共和國,偶爾有幾個心懷不滿的軍官也難以成事,最有實力起兵反革命的是阿爾及利亞總督、路易–菲利普之子奧馬勒公爵,但他將權力交給了新政府任命的總督卡芬雅克(Louis-Eugène Cavaignac)。
總之,新共和國基本沒有遇到前朝死忠粉的抵抗,政權的交接是比較平穩的。
拉馬丁勸服群眾 主要參考資料:
William Fortescue: France and 1848: The end of monarchy, Routledge, 2005.
安德烈·卡斯特羅:《七月王朝的傾覆》,《法國研究》,1983年02期。
孫嫻:《拉馬丁對大革命的反思和他的革命實踐》,《世界歷史》,1988年02期。
劉文立:《七月王朝的右翼和左翼》,《法國研究》,1997年02期。
錢虹、呂一民:《理性主權與妥協政治——法國空論派政治思想探析》,《浙江學刊》,2006年01期。
(2018.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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