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以後，《The Bends》的歷史地位被人們追授爲收音機頭（Radiohead）的第一張可以稱爲“偉大”的專輯，它毫不留情、見微知著地諷刺了資本主義和犬儒主義，在無數的“歷史最佳”榜單中，你都能找到這張專輯的名字。

但是回到1995年，那時候的收音機頭正處於一個無比焦慮的時刻，來自唱片公司的巨大壓力、無窮無盡的沮喪以及巨大名聲所帶來的反噬，讓整個樂隊處於崩潰的邊緣。

然而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奇蹟誕生了。

時間迴流到1993年3月，特拉維夫的本·古裏安機場，當來自英國的幾個學院派的音樂怪咖乘坐着飛機降落的時候，他們大多數從來沒有離開過英國，更不要說是離開歐洲了。

此時距離收音機頭的首張專輯《Pablo Honey》發行才僅僅一個月，而且這是一次低調的發行，所以樂隊成員原本覺得能收穫一點點好奇的目光就很不錯了——沒想到的是，整個以色列都陷入了瘋狂。

在海關，海關官員甚至要求他們當場清唱一段《Creep》，那是他們的首支單曲，在前一年的9月發行，這首歌即使在英國也完全是零宣發。

當唱片公司的工作人員竭盡全力維持着秩序時，狂熱的樂迷像潮水一樣涌向EMI公司的車隊，企圖從主唱桶木腰（Thom Yorke）的腦袋上揪下來兩根金髮做紀念品。

一個星期之後，收音機頭重新回到了悶熱的英國牛津，對剛剛發生的一切似乎他們都還沒緩過勁來。

據說，《Creep》這首歌在以色列國防軍廣播電臺（Galei Tzahal）裏爆發了超新星效應，DJ約瓦夫·庫特納（以色列最知名的DJ）每小時都要放三遍《Creep》，這讓收音機頭這支樂隊在以色列成爲了英倫搖滾的新代名詞，他們的名頭基本上直追早已成名的山羊皮（Suede）。

當時EMI唱片的以色列負責人烏茲·普羅伊斯回憶道：“在英格蘭，是綠洲對Blur。而在以色列，這裏是收音機頭大戰山羊皮的故事。”媒體給收音機頭一下子安排了三條頭條新聞；而在該國唯一一個電視頻道的黃金時段，電視裏放着《Creep》的模仿節目。

看起來，似乎回到英國，收音機頭也會成爲巨星。“但是這就像是灰姑娘的故事，你知道嗎？”烏茲說，“午夜鐘聲響起以後，他們又成了無名之輩。”

回到現在，收音機頭錄製他們第九張專輯的過程，就完全是保密的狀態，幾乎沒有透露任何新聞，所以很難想象變成“無名之輩”會讓他們不開心。

但是在樂隊成立早期，20多歲的年輕人總是期待着能得到世人的認可。1993年9月，EMI重新發行的《Creep》很快進入了流行文化的巔峯——排行榜前十，國際熱門單曲，並且在1994年的NME獎中提名最佳單曲。

然而公衆給收音機頭最大的標籤是“曇花一現”，另外一個讓人更加痛苦的諢號是諧音的“Crap（廢物）”，因此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樂隊都急需一次緊急的、迅速的捲土重來。

而這顆閃閃發光的流星，就是《The Bends》。

沒有人確切地記得一切從何而起，但是這張專輯傳奇的一部分就是它的突然性，它就好像是月光突然在一瞬間灑滿了你的窗戶。

與其他的英倫搖滾同輩們不一樣，收音機頭並沒有試圖讓他們的音樂變得宏大，《Pablo Honey》沉湎於輝煌，《The Bends》則回到了個人政治信念的異化主題。經過了16年保守黨的緊縮政策以後，這張專輯傳遞出了整整一代人前所未有的絕望。

然而，你也能在這張專輯中找到收音機頭的內核：大量的矛盾衝突和無處不在的神祕主義。

1993年，在獲得鄙視名望的特權之前，收音機頭已經在鄙視對名望的期待。

以色列之行讓樂隊成員們看到了他們的未來，回到英國以後，精疲力竭地巡演日程（包括擔任PJ Harvey的暖場樂隊）讓樂隊完全崩潰了。“我他媽的想吐，身體上我他媽的已經一團糟，精神上我也真的受夠了！”桶木腰在宣佈退出雷丁音樂節的時候這麼說道。

那是一次非常賺錢的演出，因此這自然也引起了EMI公司的憤怒，公司給收音機頭下達了六個月的最終通牒：要麼收拾利索繼續演，要麼就滾蛋。

但是在簽下了收音機頭的廠牌A＆R凱斯·沃曾克羅夫特的記憶中，一切卻完全是另外一個樣子。

“實驗搖滾正在興起，而且表現出了越來越的商業潛力，”他說，“人們都在表達自己的偏執狂，只是對於廠牌而言，他們更欣賞的是《Pablo Honey》這樣的專輯。”

對於保羅·賽德來說，這更是顯而易見的，他是《Pablo Honey》的製作人之一。隨着那張專輯製作接近尾聲，桶木腰給他演示了一些歌，打頭的一首叫《The Benz》（他們後來放棄了“奔馳”這個雙關梗）。

那是一首非常令人痛苦的歌曲，聽起來就好像要否定所有60年代受到崇拜的英倫樂隊一樣。“當時我們一直在努力想弄出點東西來，”保羅說，“所以我還挺吃驚的，因爲他突然就弄出來了一堆比《Pablo Honey》還要好的歌。”

1994年初，收音機頭搬到了倫敦北部聖約翰森林地區的PAK錄音室，開始爲他們的“奔馳”小樣做一些安排。

每天早上，桶木腰都會喝一點茶，然後進行四個小時的鋼琴獨奏練習。專輯製作人約翰·萊基回憶起來說：“新歌從他的身上傾瀉而出，他是一個早起者，當時他精力非常充沛，但你最好不要打擾他。”

隨着時間的推移，專輯製作的進度一再推遲，局勢也變得越來越緊張起來。這時候，能享有一些與鋼琴獨處的時光，會幫助桶木腰保持理智清醒。

萊基當時最著名的履歷是他擔任了石玫瑰（The Stone Roses）樂隊第一張專輯的製作，但是桶木腰卻並不是因爲這一經歷才挑選了他，他選擇萊基是因爲《Real Life》——1978年發行的，Magazine樂隊焦慮的藝術搖滾經典專輯。

EMI給了收音機頭九個星期的時間來錄製這張專輯，在恐慌之下，樂隊成員們只能竭盡所能地完成任務。然而強尼·格林伍德（Jonny Greenwood）在錄音室裏陳列了無數的異國樂器，本職的Telecaster吉他卻遲遲沒有進展。

氣氛依然在變得更加沉重，樂隊經歷克里斯·赫福德也在想着辭職，因爲他已經受夠了桶木腰“對所有人的猜疑”。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