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過去了，最能代表日本的東西還是「菊與刀」嗎？

這本書的背景
- 《菊與刀》是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受命於美國政府，為分析、研究日本社會和日本民族性所做的調查報告，旨在指導美國如何管制戰敗後的日本。1946年，《菊與刀》整理出版後，在日本引起強烈反響，這本書被稱為現代日本學鼻祖關於日本研究的經典著作。
- 書名《菊與刀》很有意思，「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日本武家文化的象徵，「菊」和「刀」象徵著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即日本文化的雙重性，作者由此入手，進而分析日本的等級制度和相關習俗。作者通過提煉日本國民細小行為之間的聯繫，進而搭建起特定人群的總體生活模式。在美國作戰的對手之中，日本無疑是最讓人費解的。因此，了解日本人的行為方式就成了戰爭的需要。此書為日本國民性格作出了精準地判斷，為美國政府的決策提供了準確的參考。
菊花的含義
- 菊花是日本帝國皇室的徽章，菊代表日本民眾的忠君思想。二戰結束前的日軍官方制式軍刀柄上都有這個菊花徽章。海軍的艦首也是一個銅製的菊花，代表這個軍艦是天皇的寶貴財富，要精心愛護，不能損毀。而櫻則是日本武仕的象徵！
- 菊是日本皇室的象徵，而櫻則是日本武士的象徵。江戶時期，日本整頓河流，在河流兩岸種植大量櫻花和柳樹。自此，日本開始逐漸形成賞櫻文化。而把武士道與櫻花相關聯起來的重要推手，莫過於明治時代的學者新渡戶稻造，他在《武士道》一書開章寫道："所謂武士道，就是如同日本的象徵——櫻花一樣的事物。"繁花盛放的櫻花與日本武士的集團精神相似，而凋謝的時候才是最美的時候，又與日本武士所追求的發揮自己最大價值，死而無憾相契合。這兩點都成為了櫻花和武士道精神最重要的黏著劑。
菊與刀的來歷是什麼？
- 日本菊是源於中國的一個舶來品。從文獻上看，最早記載有菊花的相關文獻是菅原道真的《類聚國史》，成書於892年。而在《類聚國史》當中記載道：797年，桓武天皇在曲水宴上吟誦了有關菊花的和歌。這便是關於菊花在日本最早的記錄。菊自傳入日本後，便深受日本王室的喜愛，舉行菊花宴、宮中大量種菊等等。日本王室對菊的喜愛的極致，便是平安末期的後鳥羽天皇。據傳，後鳥羽天皇曾親自煅刀，設計十六瓣菊花為刀身銘紋。除此以外，皇家服飾、車輿紋樣等等也都被紋上了菊花圖案。自此以後，菊紋便在皇室當中流傳，而十六瓣菊花也成了天皇家的家徽。時至今日，可以看到日本護照封面便是一朵十六瓣菊花。
關於更多詳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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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崇洋媚外」的心理絕非中國人才有，日本人同樣也是以美國人的標準來判斷自己。不過，日本人就真的認識不了自己，非得要美國人來寫一本書評說自己嗎？

這裡就必須簡單介紹一下《菊與劍》這本書出版的背景

《菊與劍:日本文化模式》這本書，是美國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1946年應美國戰爭情報辦公室的邀請而寫的，目的是通過對日本傳統文化中一系列矛盾的理解和預測二戰後日本將何去何從。

簡單講，這本書就是為美國人(美國佔領軍)普及日本文化的小冊子，儘力讓美國人從文化心理上接近日本，走近日本，更好了解日本「恥辱文化」與「犯罪文化」彼此之間兩面性的矛盾。幾年後，這本書被翻譯成日文。

這本書什麼時候到了中國大陸呢？

台灣人黃道玲於1974年4月在台灣出版了該書的第一個中文譯本。2005年，當中日兩國關係緊張時，這本書開始在中國大陸成為暢銷書。

70年後，這本書真的沒有過時嗎？

基本上沒有。書中「旁觀者清」的視角，比較完整的詮釋了日本人性格或者骨子裡自相矛盾的方方面面：攻擊性與平和、傲慢與禮貌、僵化與適應、服從與怨恨、忠誠與背叛、勇敢和怯弱，等等。

這本書也影響了日本人對自己的看法。這本書於1948年被譯成日語，並在與日本關係惡化時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暢銷書

儘管這本書在日本第一次問世以來，就存在巨大的爭議，特別是日本軍國主義(民族主義)抬頭，人們又開始了對日本文化中「恥辱感」的反思。

一本《菊與刀》，是二戰後的美國學者從文化層面看日本。它在書中所提出的恥感文化與報恩文化一針見血，很有代表性與創新性。重點研究的是當時日本國民性格。

但繼二戰之後，整體相對和平的日本其經濟層面更能代表其本身。這70年以來，日本經歷了戰後經濟恢復、經濟高速發展、經濟低速發展、長期經濟停滯這幾個階段，日本也有了新的特點——日本新中產階級。它成為最能代表日本的符號。

對此美國學者傅高義所著的《日本新中產階級》，這本書從社會經濟角度看日本，研究了日本新中產階級的特點，採取田野調查的方法，更實用更真實。可成為研究當代日本的重要參照。

《菊與刀》是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受命於美國政府，為分析、研究日本社會和日本民族性所做的調查報告，旨在指導美國如何管制戰敗後的日本。1946年，《菊與刀》整理出版後，在日本引起強烈反響，這本書被稱為現代日本學鼻祖關於日本研究的經典著作。

書名《菊與刀》很有意思，「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日本武家文化的象徵，「菊」和「刀」象徵著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即日本文化的雙重性，作者由此入手，進而分析日本的等級制度和相關習俗。作者通過提煉日本國民細小行為之間的聯繫，進而搭建起特定人群的總體生活模式。在美國作戰的對手之中，日本無疑是最讓人費解的。因此，了解日本人的行為方式就成了戰爭的需要。此書為日本國民性格作出了精準地判斷，為美國政府的決策提供了準確的參考。

這本書在理論分析和資料收集方面也存在不足之處，比如：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在不斷發生變化；不同地域、階層、職業的日本人的具體差別也不同；作者甚至沒有去過日本，一定程度上受到資料和信息收集方面的限制。

70年過去了，《菊與刀》的背景和時代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書里談到的日本文化特徵，幾乎是東方文化的共性，而源於基督教的「罪感文化」也不見得有更強的懺悔意識。正如大象公會創始人黃章晉所說：

「以今天的資訊，了解日本非常容易，但遺憾的是，無數人在介紹日本時，依然套用《菊與刀》的論斷，如果日本人依然襲用二戰前日本各種論述中國國民性的東西看中國，你會怎麼看——那些日本人對中國人的觀察，遠比從沒去過日本的本尼迪克的觀察更細緻。」

《菊花與刀》在日本國內外廣受重視和好評。有的學者不僅稱此書是研究日本的經典性著作，更稱此書是「現代日本學的鼻祖」。

日本著名評論家川島武宜認為：「本書作者的學識和能力令人驚嘆。儘管作者一次也沒有到過日本，但她卻搜集了如此眾多和非常重要的事實。雖然這些事實是些一目了然的日常的事情，可作者正是依據這些事實，栩栩如生地描繪出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的全貌。作者還在分析這些事實的基礎上，推導出關於日本文化基本的然而對整體來說又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各項特徵。」著名學者綾部恆雄認為：「論述文化模式論，可以說自始至終和論述美國文化人類學家魯斯·本尼迪克特的學說是同義語。本尼迪克特是文化模式論的創始者，同時也是該學說唯一的推動者和促進者。」

但是另一方面，《菊花與刀》也遭到了不少日本著名學者的批評。日本《民族學雜誌》1950年第5期製作了題為《本尼迪克特的<菊花與刀>給我們的啟示》的特輯，

日本各相關領域的著名學者柳田國男、和辻哲郎、南博、川島武宜，在該特輯上對《菊花與刀》進行了中肯乃至尖銳的批評。「日本民俗學之父」柳田國男在題為《普通人的人生觀》一文中評論道，「恥的文化」若僅用於指武士階級或許並無不可，「義理」原先也僅限於武士的行為。和辻哲郎在《對科學價值的質疑》一文中指出，書中所涉及的有些想法僅僅是軍方的想法，而本尼迪克特卻誤將其作為所有日本人的想法。南博在《社會心理學的立場》一文中指出，本尼迪克特只是「用抽象的類型思考」的方式考察「整體的日本人」。她對現代日本文化並不真正了解。川島武宜在《評價與批評》一文中指出，《菊花與刀》偏向「靜態考察」，缺乏「動態考察」，而且她將日本人當成同質性的一群人，忽略了因階層及職業不同而存在的差異。日本著名歷史學家津田左右吉1961年6月在《思想·文藝·日本語》上發表了《<菊花與刀>的國家：論外國人的日本觀》一文。他指出，本尼迪克特毫無批判和鑒別地運用資料，使她在許多地方存在訛誤。例如，「八紘一宇」是軍部利用明治之前的國學進行對外擴張的妄想，而本尼迪克特似乎對此一無所知；「義理」是江戶時代的辭彙，「義務」則產生於明治時代，本尼迪克特將兩者置於同一範疇進行討論，顯得非常荒謬。

綜上所述，《菊與刀》在過去就不是「最能代表日本的東西」，遑論今日？

只是一個民族的縮影而已，在文學上來說我認為仍然是，只要這個民族整體沒有正確看待二戰這件事，就永遠不會改變

要了解一個東西最好的辦法是近距離去接觸它。日本是一個神經質的國家，自卑與傲慢並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