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挺好》成爲一部現象級的電視劇，是偶然，也是必然。它描述的重男輕女、啃老、家暴、原生家庭等敏感話題戳中中國觀衆的痛點，尤其是在社會劇變的時代，這些問題經常集中爆發於同一家庭內部。

有評論認爲，該劇雖然也包含了“爽劇”的元素，但它的現實取向引發了更多的代入感：如同一枚棱鏡，觀衆或多或少都能從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並可以藉此反思自己身上存在的問題。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在電視劇前半部分集中反應這些赤裸裸存在的社會家庭問題時，如果最後以大團圓的方式結尾，會削弱這部劇本身的表現力。

中國的影視作品歷來多以大團圓爲結局，來表達一種對未來的美好向往，或者逃避現實而尋找對心靈的慰藉。電影《活着》的改編就是明顯的一例。中國大陸電影《活着》，改編自大陸作家餘華的同名小說，1994年上映。電影中故事主角（由葛優與鞏俐一對夫妻）歷經中國近現代多個不同時代，歷經家國磨難坎坷與政治波動，父親、母親、兒子、女兒相繼離開人世，而這對夫妻始終頑強的活着，養育着女兒（難產而亡）的兒子，見證中國近代的鉅變。

如果說，餘華是借小說將“活着”上升到哲學層面進行討論的話，張藝謀翻拍的這部電影則更加接地氣，結尾也更加符合中國人期盼大團圓的心態。從原著到電影，主要人物對命運的態度，從“忍受”轉變爲“堅忍”，是一個很大的改動，電影的整體氣質在灰暗中透出昂揚的氣息，原著中死去的家珍（女主角）、饅頭（家珍的外甥）等幾人，在電影中都得以倖存，以及電影結尾那一羣鵝黃色的小雞，代表了未來的生機與希望。

而在餘華的原著中，可以看到，在家珍的女兒鳳霞（電影中該人物同樣死去）死後，敘述的節奏呈現陡然加快的趨勢，幾名角色像趕赴一場死亡的“盛宴”。宿命般的主題在加快的時間線中得以凸顯。 而在電影中，不光節奏變得平和，也更符合觀衆思想觀念中的“好人有好報”、“好人一生平安”的夙願。

但實際上，悲劇在現實中不可避免，只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對“悲”的態度，某種程度上就像談論“死亡”一樣，是一個不太願意觸碰的話題。

在中國古典文學中亦有類似的故事，用“死”來成全“生”。

元代劇作家湯顯祖的《牡丹亭》，女主角杜麗娘與男主角柳夢梅的結合，便是通過杜麗娘夢中邂逅書生柳夢梅，又因思念情郎鬱鬱寡歡而亡。後書生柳夢梅赴京趕考，因故寓於梅花庵，並與杜麗娘遊魂相遇相知。其後杜麗娘指示柳夢梅掘墳，開其棺木，並利用自己的屍體復活，兩人結爲夫妻。湯顯祖用這種方式成全了一個大團圓的結局。

悲劇之不可避免

而在西方文學中，對愛情的成全並不總是盡如人意，像《羅密歐與朱麗葉》，就是用赤裸裸的悲劇來刻畫鮮明的人物形象。 該劇是英國戲劇家莎士比亞四大悲劇之一，講述了兩名男女青年相戀，卻因爲家族仇恨而遭不幸。倆人爲了在一起，女主人公朱麗葉先服假毒，計劃醒來後就和男主角羅密歐私奔。但因爲負責告訴羅密歐朱麗葉假死消息的人未能及時傳信，令羅密歐因爲不願獨生而自殺。朱麗葉醒來發現羅密歐自盡，也相繼自盡。故事最終以兩個家族的和好結束。 同樣成爲永恆的經典，結局的處理固然與中西文化中的差別有關，這背後也反應了不同國度的社會心理。

大團圓結局在中國，已成爲一種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現象。俄國思想家普列漢諾夫曾指出:“任何一個民族的藝術都是由它的心理所決定的,在一定時期的藝術作品和文學趣味中表現着社會心理。”

在目前的社會背景下，觀衆也不免希望新的影視作品等能夠跟上變化的腳步，真切地反應社會現實，而不是用大團圓的結局來消弭現實中存在的可能最終層面根本解決不了的問題。

中國傳統文化講求“家和萬事興”，而在原生家庭中沒有獲得關愛的蘇明玉如果最終以完全敞開雙臂的姿態擁抱整個家庭，可能是觀衆並不能接受的，一定程度上，這有悖於常理。

現實，赤裸裸。有光明的一面，也有晦暗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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