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時報【李怡芸╱北京報導】

創作歷程被概括為「10年小說、10年雜文、10年牢獄、10年歷史」，柏楊逝世10周年之際，中國現代文學館邀集國際柏楊研究學者共同舉辦「柏楊先生創作與人生學術研討會」。柏楊夫人張香華藉自己紀念綠島之詩：「我們紀念那個島嶼、我們懷念那首歌」作為今日共同懷想柏楊精神的序曲。

作為柏楊創作人生最後30年的伴侶，張香華憶及剛認識柏楊時「他永遠在校稿」，對他勤奮寫作《中國人史綱》而備受感動，也「深知他多麼珍惜要做一個中國人」。

柏楊老友，香港《明報月刊》總編輯，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潘耀明也指出，即使柏楊為追求中國的民主自由而歷經滄桑，但一如其文愛用「飛」這個字，認為他是帶著箭傷奮飛的孤鴻，在他眼中，「大陸可戀，台灣可愛，有自由的地方就是家園。」

北大中文系主任陳曉明指出，自己是80年代接觸到《醜陋的中國人》，當時還是「到處掛著牌子『禁止吐痰，罰款5元』的年代」，柏楊作品中尖銳的批判正結合了知識分子對傳統文化反思的思潮，補強了大陸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斷裂，「他渴望中國人自尊、自強的批判，今日重讀仍具開創性。」

日本國立三重大學名譽教授荒井茂夫表示，1985年《醜陋的中國人》問世，隔年便推出日文版，他以文化學角度研究認為，柏楊和美、日寫國家的醜陋面不同，後者是當作外交行動的借鑑，但柏楊談的是對中國文化的危機感，雖然也因批判性而一度不受歡迎，但實則決心追求中國人的尊嚴。

前魯迅博物館副館長陳漱渝指出，柏楊是平民史學家，《柏楊版資治通鑑》可說是他和司馬光抬摃的書，與司馬遷《史記》針貶王道缺、禮樂衰有異曲同工之趣，即便因民主鬥士角色而遭難，他仍曾寄上明信片寫道「誰怕誰！誰怕誰！」明志。

陳漱渝認為，當時在綠島監獄中，克難地以紙板代替桌子也要寫史的柏楊，必然無法認同如今台灣歷史教科書要將中國史併入東亞史的作法。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朱雙一也指出，柏楊寫《古國怪遇記》批判官場、政治文化，揭露官場與威權統治弊端，但他從未自外於中國人，各種批判都是「愛之切而責之苛」，這與現在台灣政府將中國史視之為「別人的」歷史，恰成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