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準備提前離職，以便爲我們的國家和政黨做正確的事。”

　　2019年3月24日，在1922委員會會議室裏，特雷莎-梅鄭重承諾，若脫歐協議得以通過，她將辭去首相的職務。

　　特雷莎-梅稱願辭職以換取脫歐協議通過

　　她神色鎮定，言辭清晰，眉宇間偶爾泄露一絲疲憊。或許是爲顯示莊重，她身着黑色套裝，而非慣常穿的藍色西裝——

　　那總是不免讓人想起她的前輩瑪格麗特-撒切爾，身着藍色西裝入駐唐寧街10號的景象。

　　1990年，同樣在1922委員會會議室，面對分裂的政黨、虎視眈眈的對手，撒切爾夫人喊出“我要繼續戰鬥，直到贏得勝利”的口號，頑固地堅持自己的政治主張。

　　撒切爾夫人

　　2019年4月8日，我們迎來了撒切爾夫人逝世6週年的忌日，而此時的特雷莎-梅，雖然僥倖保住了首相之位，卻仍然深陷“脫歐”泥潭苦苦掙扎.

　　作爲英國到目前爲止“唯二”的兩個女首相，又常常被媒體拿來相互比較，二者究竟有哪些共同點，又有哪些不同之處？如果撒切爾夫人當權，英國脫歐又會如何發展？

　　我們都一樣：外貌、履歷……相似得超乎你想象

　　2016年7月，在撒切爾夫人逝世的第三年，英國迎來了它的第二位女首相——特雷莎-梅。

　　就職演講上，她精緻的妝容、得體而透着時髦的裝束，都讓人不禁想起上世紀80年代，那個馳騁世界政壇，同樣愛珍珠、愛漂亮，卻又有着強硬政治手腕的“鐵娘子”瑪格麗特·撒切爾

　　特雷莎-梅就職演講

　　此後，不斷有媒體報道提出這樣的設想，特雷莎-梅會不會是第二個撒切爾夫人？

　　確實，無論從外貌、履歷、上臺背景、政治主張等各個方面來看，剛剛上臺的特雷莎-梅都與撒切爾夫人有很多共同點。

　　同樣是短髮，同樣有着豐滿高挑的身材（撒切爾約1.65米，特雷莎-梅約1.68米），甚至同樣愛戴珍珠項鍊，如果只看背影，兩個人幾乎“傻傻分不清楚”。

　　而同爲英國保守黨議員的兩人，在背景履歷上也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

　　兩人都出自於基督教家庭，父親均爲神父，並且，各自的政治主張都受到了基督教教養的深刻影響。

　　《US News》報道稱，正是在這種教養下，撒切爾夫人認爲，集體主義和國家經濟計劃不僅僅是糟糕、失敗的經濟政策，而且會對人類精神產生腐蝕性的影響。

　　這種意識成爲了撒切爾主義的核心內容——在撒切爾夫人的執政期間，一直充斥着“自由主義”色彩，包括她在英國大力推動的自由市場，資本去國有化、財產私有化等。

　　她相信，自由市場具有道德救贖的能力。“經濟學是方法，目標是改變靈魂。”

　　而特雷莎-梅則是從這種教養中汲取了其他的教訓。受宗教影響，她致力於改善窮人和弱勢羣體的處境，不僅公開表示支持同性戀婚姻，還倡導男女平權。

　　此外，兩人還都是在英國陷入某種危機之時上臺。

　　1973年石油危機爆發後，包括英國在內的資本主義國家都進入了滯漲階段，凱恩斯主義失效。過高的稅率讓民衆不堪重負，爲所欲爲的工會幾乎將一個個行業扼殺，全國爆發罷工運動，而作爲前“日不落帝國”，英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也漸漸式微。

　　在1980年首相選舉中勝出的撒切爾夫人，面對的就是這樣一個日薄西山的國家。

　　特雷莎-梅的情況也好不到哪兒去。

　　2016年6月24日，英國公投宣佈脫離歐盟後，時任首相卡梅倫“怒”而卸任。

　　等到7月特雷莎-梅匆匆上臺，面對的則是針對脫歐的全國性“罵戰”、瘋狂貶值的英鎊、失去信心的消費者與投資者。

　　更戲劇性的是，撒切爾夫人1988年在布魯塞爾的演講，被認爲首次提出了英國脫離歐盟的想法。

　　雖然她本人並不承認，但她在演講中強調英國在歐盟中應保持獨立性，在英國保守黨人心中埋下了一顆脫歐的種子。

　　或許正是由於高度的相似性，在特雷莎-梅上任伊始，英國媒體與人民都對她抱有極大期望，殷切地期待這個可能的“新鐵娘子”能夠在這個國家因爲脫歐而陷入動盪與混亂之中時，力挽狂瀾。

　　我們不一樣：政治主張、外交政策南轅北轍

　　事實上，特雷莎-梅在一些論點上與撒切爾夫人的不同，早在她還只是保守黨議員之時，就已經凸顯。

　　2002年，特雷莎-梅在演講中言辭犀利地抨擊了自己所在的保守黨，沒有盡力去挽回自己過分強硬、頑固的形象，而這，正是撒切爾時代給保守黨打下的恆久的烙印。

　　“我們的國家沒有作出改變，毫無悔意……我們的國家遭到了兩次‘屠殺’。”她說。

　　在2016年當選首相前期，她還公開表示，對企業家與勞動者之間“不健康且日益擴大的差距”表示遺憾，要求將勞動者代表列入公司董事會名單。

　　特雷莎-梅

　　“我們必須使英國成爲一個不是爲了少數特權者，而是爲了我們每一個人而努力的國家。”

　　她指出，在英國，存在着因爲出身的不同而產生的不平等現象，在英國出生的窮人“比其他人平均早死9年”。

　　而在撒切爾時代，情況卻相反。

　　撒切爾主義提倡的自由市場令企業家迅速積累資本，而本意爲減少人民賦稅的社會福利削減，則更加加劇了英國社會的分裂、貧富差距的擴大，甚至形成隱形的“等級制度”。

　　此外，撒切爾時代鮮明的市場化、個體化特色，在特雷莎-梅的時代也有了180度的轉變。

　　南海聖約翰學院的政治學主任格雷厄姆·古德拉德博士認爲，相較於撒切爾政府，特雷莎-梅政府在政策上更加具有“干預性”。

　　在2016年的黨內會議上，特雷莎-梅表示，“市場調節功能失效，我們應該做好乾預”，稱“這是政府可以做的好事”。

　　她在2017年宣佈將規定能源價格上限之舉，證實她所言非虛。雖然這個舉動當時被保守黨譴責，認爲這是社會主義干涉市場的一個典型例子。

　　兩人在政策上的差異還體現在外交上。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爲繼續保持“大國地位”，與美國建立軍事同盟關係，並將這種“特殊關係”作爲“三環外交”政策基礎，英美關係進入蜜月期。

　　撒切爾黨政時期，繼續與美國保持親密友好的關係，撒切爾夫人與美國總統里根更是成爲“政壇cp”，常常共同出現在外交場合，媒體稱其爲20世紀晚期最不可能、但又是占主導地位的一對國際搭檔，有“政壇上的靈魂伴侶”之稱。

　　撒切爾夫人與里根總統

　　2004年，里根去世後，撒切爾不顧身體的不適，前去參加裏跟的葬禮，被外界傳爲佳話。

　　2016年11月8日，特朗普當選新一任美國總統。

　　然而，自特雷莎-梅上臺至今，接近三年的時間裏，她與這位“同年”之間卻沒發生什麼“化學反應”。

　　特朗普的不可預測性、喜歡對盟國內部事務發表評論的做派，以及他提倡的孤立主義和保護主義本能，都是英美跨大西洋聯盟的障礙。

　　此前特朗普將首次訪英行程推至2018年7月，就是雙方關係冷淡的一種表現。

　　關於脫歐：“如果是撒切爾主導不會是現在這樣”

　　如果在特雷莎-梅上臺之初，有人聲稱，將其與撒切爾夫人比較是往她臉上貼金，或許會有人反對認爲，下結論爲時尚早。

　　但如今，如果有人這麼說，不僅無人反對，英國媒體還會添油加醋一句：這是“橫跨宇宙級別的碰瓷”。

　　雅虎新聞（英國）3月公佈的一項獨家調查結果顯示，沒有一個國會議員認爲特雷莎-梅是過去的30年裏最優秀的首相，諷刺的是，特雷莎-梅夢想超越、民衆又愛又恨的撒切爾夫人，則獲得了41%最高投票。

　　這與兩年半以來，特雷莎-梅在脫歐事務上一直處於“被動挨打”的狀態有關。

　　3月24日，她在1922委員會會議室表示，願意爲了脫歐協議的通過付出辭職的代價後，英國媒體卻並未爲她的“大義凜然”喝彩。

　　相反，包括英國有影響力的全國性報紙《每日電訊報》、新聞時事刊物《週刊報道》等在內的英國本地媒體，都言辭激烈地怒斥特雷莎-梅的不作爲。

　　《每日電訊報》在一篇名爲《對不起，特雷莎-梅不是撒切爾夫人》的評論中寫道，在同樣的會議室裏，撒切爾夫人在面對黨內的分歧以及政策推行的強大阻力下，仍然能夠說出“我要繼續戰鬥，直到贏得勝利”這樣鼓舞人心的話。

　　而反觀特雷莎-梅，只是懦弱地選擇退到一邊去，是“背叛脫歐的領導人”。

　　即使撒切爾夫人在發表講話後，淚別了她住了10年的唐寧街10號，但仍然將自己強硬而執着的形象深深地印入大衆的腦海中。

　　離開唐寧街10號的撒切爾夫人眼含熱淚

　　而特雷莎-梅雖然最終未能“如願”辭職，但上任3年就差點辭職，實在有些尷尬。

　　評論稱，撒切爾夫人起碼在自己當政的前五年，成功地推行了自己的主張並改變了英國，遏制了罷工的風潮以及工會的暴政，還開放了市場。

　　而特雷莎-梅則主導脫歐進程的第三年，證明自己所謂的“政績”很可能只是個污點。

　　《週刊報道》則援引同爲保守黨的議員諾曼·特比特表示，將特雷莎-梅與撒切爾夫人對比，是對前者的恭維。

　　"撒切爾當政時期，爆發了福克蘭羣島遭到入侵、礦工罷工、布萊頓大酒店爆炸等棘手事件以及高失業率等社會問題，但她仍然成爲了20世紀任職時間最長的首相。”

　　蘇格蘭《國民日報》分析認爲，特雷莎-梅政府的管理嚴重缺乏意識形態和歷史的嚴肅性，她本人缺乏領導力，最終導致脫歐陷入長久的拉鋸戰。

　　其他英媒則不約而同地開始討論：如果主導脫歐的領導人是撒切爾夫人，那情況或許不會像現在這麼糟糕。

　　《太陽報》就由此展開暢想稱，若當權者是撒切爾夫人，那麼首先，以她一貫敏感的嗅覺，她會清楚地認識到，部分民衆因爲錯誤地將脫歐理解爲結束與歐盟國家的友好關係，才激烈地反對脫歐。

　　考慮到這一點，她會就英國人如何熱愛她們的鄰居、且仍然自視爲歐洲人發表激動人心的演講——這是她一直擅長的事。

　　這將成功地讓民衆瞭解到，即使與歐盟的關係已經結束，但仍然希望與歐盟國家保持堅定的友誼。

　　隨後，她還將嚴辭指出，能否脫歐“脫得漂亮”，決定權在歐盟手上。

　　即使最終歐盟沒能作出有利於英國的選擇（如讓英國硬脫歐），她也會在剩下的時間裏清楚地闡明，英國與其他歐盟國家目前所面對的短期混亂的罪魁禍首是歐盟，而它本可以爲它的成員國特殊時期的順利過渡提供便利，但它拒絕了。

　　蘇格蘭著名記者加文·埃斯勒（Gavin Esler）寫道：“撒切爾夫人當年被迫下臺的命運，正在等待着特雷莎-梅。如果她不改變對脫歐的看法，她作爲英國首相的大限馬上就會到來。”

　　“不同於撒切爾夫人可以將英國的十年改革作爲自己的政治遺產，特雷莎-梅的政治墓誌銘很可能只有三個詞：試圖脫歐，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