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提起“黃皮書”，不由將人的思緒帶回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那個精神糧食極度匱乏的年月，一套黃色封皮，上面印有“內部發行”字樣的書籍，成爲許多人尋覓、傳閱的珍寶，那是青年人心中的普羅米修斯，帶來異域之火照亮了他們的精神生活。在那些書中，俄蘇文學作品佔了相當比例，其中一些後來曾以公開發行的方式一版再版，有的如今已被公認爲文學史上的經典。那些作品曾直接影響了新時期文學的孕育、分娩和成長，是中俄（蘇）文學交流史上一段離奇而重要的故事。三十多年後的今日，我們仍然在很多人（比如“今天”派作家，比如先鋒派作家）的回憶著作和文章中，不斷看到這些名字：《人、歲月、生活》、《帶星星的火車票》、《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它們和青春、地下閱讀、思想解放等一些詞連在一起出現，並未因時間的流逝而褪色。然而，關於“黃皮書”的講述，基本上都是個人性的、零散的，尚未見到較爲全面的介紹，對於其來龍去脈的研究更是付之闕如。

　　張福生先生自1977年以來，一直就職於人民文學出版社外國文學編輯室，雖然入社時“黃皮書”出版工作已結束，但多年來他用心搜求，多方瞭解，對“黃皮書”的出版過程有相當的掌握。在應本報約請撰寫文章的過程中，他又當面請教、電話採訪了多位與“黃皮書”有關的出版界、文學界前輩：孫繩武（曾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黃皮書”主要負責人）、陳冰夷（曾任《世界文學》、《外國文學參考資料》、《外國文學動態》主編，兼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李曙光（曾在中宣部工作，後調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秦順新（曾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黃皮書”具體編輯之一）等。張福生先生特別強調，文章的寫作首先要感謝上述幾位先生的幫助。下面發表的文章採用訪談體，文體的轉換由本報編輯完成。

　　文革前出版的“黃皮書”

　　“內部發行”帶來“神祕”色彩

　　讀書報：近年來，一些作家、學者常常在回憶文章中提及“黃皮書”的事情，還有一些學者想開展這方面的研究，卻苦於資料難覓，不得其門而入。據傳，您是國內收集黃皮書較多的人，與參與“黃皮書”出版的一些前輩也多有接觸，能否先簡單介紹一下“黃皮書”的概況？

　　答：所謂“黃皮書”，是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國“內部發行”的圖書中較爲特殊的一種。由於其封皮用料不同於一般的內部發行書，選用的是一種比正文紙稍厚一點的黃顏色膠版紙，故而得了這麼一個名符其實的俗稱。也有一些書雖未採用黃色封皮，但人們也把它們歸入“黃皮書”的行列，這個後面再詳細解釋。

　　“黃皮書”的封面或封底印有“內部發行”字樣，有的書中還夾着一張長一寸、寬二寸的小字條：“本書爲內部資料，供文藝界同志參考，請注意保存，不要外傳。”開本有三種：小說一般爲小32開，理論爲大32開，詩歌爲小32詩開本。

　　60年代初“黃皮書”問世時，每種只印大約900冊。它的讀者很有針對性：司局級以上幹部和著名作家。這就給它增添了一種“神祕”色彩。據當年負責“黃皮書”具體編輯工作的秦順新先生講，他曾在總編室見過一個小本子，書出版後，會按上面的單位名稱和人名通知購買。曾在中宣部工作，後調入人民文學出版社任副總編輯的李曙光先生也講，這個名單是經過嚴格審查的，他參與了擬定，經周揚、林默涵等領導過目。俄蘇文學的老編輯程文先生回憶說，他在國務院直屬的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工作時，具體負責對蘇調研，所以他們那裏也有一套“黃皮書”，閱後都要鎖進機密櫃裏。

　　讀書報：“黃皮書”的出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什麼時候結束的？

　　答：“黃皮書”的出版基本上可以分爲兩個歷史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文革之前，主要在1962年至1965年間集中出版了一批“黃皮書”，其中如小說《苦果》（1962）、詩歌《人》（1964）、劇本《德聶伯河上》（1962）、理論著作《蘇聯文學與人道主義》（1963）等。第二個階段是文革中期到文革結束，主要在1971年至1978年間出版了一批，但這時“黃皮書”已經“名不符實”，一些書的封面改爲了“白皮”、“灰皮”等，其中如《人世間》（1971）、《白輪船》（1973）、《濱河街公寓》（1978）等。

　　以前，我一直認爲“黃皮書”的第一本是1962年2月出版的《苦果》（該書收集了25篇包括蘇聯、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國作家的小說、詩歌和論文），李曙光先生以及《苦果》的譯者之一曹蘇玲先生也都這樣認爲。但是，前幾天，秦順新先生告訴我，在《苦果》之前的《山外青山天外天》（1961年）等書也應歸爲“黃皮書”。這本詩集的封皮是綠色的，上面未寫“內部發行”字樣，但書裏夾有印了“本書爲內部資料……”字樣的小字條。我查了一下中國版本圖書館編輯的《全國內部發行圖書總目》，確實列有這本書。秦順新先生認爲，“黃皮書”系列的出版可以追溯至1957年出版的《不是單靠麪包》。如果秦先生記憶不錯，“黃皮書”的出版似乎有一個“序曲”階段，但這點還有待於進一步考證。

　　下面，在介紹“黃皮書”出版的兩個主要歷史階段之前，首先需要了解一下“黃皮書”的緣起。

　　誕生於“反修”大背景下

　　讀書報：作爲“供批判用”“反面教材”的“黃皮書”是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出現的，具體的背景如何？

　　答：從這套書的出版年代和書目不難看出，它是在反修大旗下誕生的。這個問題我曾請教過出版界的前輩、“黃皮書”最初的負責人孫繩武和秦順新等先生。他們說，1959年至1960年以後，中蘇關係逐步惡化，中宣部要求文化出版界配合反修鬥爭。人民文學出版社作爲國家級文學專業出版社，爲反修工作服務是責無旁貸的。根據當時蘇聯文學界爭論的一些問題，如描寫戰爭、人性論、愛倫堡文藝思想等，出版社確定了一批選題，列選的都是在蘇聯或受表揚或受批評的文學作品。

　　這個問題，我也曾問過《世界文學》的老領導陳冰夷先生。那天（1998年10月15日），他講了許多，大致的意思是：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中宣部在新僑飯店跨年度地開了一次文化工作會議，當然透露出來的是比中宣部周揚更高一層人物的精神。會後周揚找一些人談話，講要出版反面教材，爲反修提供資料。這是很明確的，但沒有正式文件。

　　陳冰夷先生告訴我：“這個會議很重要，我事先知道，所以我在1959年底，以《世界文學》編輯部的名義，出版了‘世界文學參考資料專輯’，書名叫‘蘇聯文學界最近時期重大爭論’……”後來，我找到了陳冰夷先生講的專輯的第二本，它收了39篇爭論文章，278頁。封面上印着“內刊部物·專供領導參考”。這裏顛倒了一個字，應爲“內部刊物”。封底沒有定價，只印有“1959年11月19日編”的字樣。

　　他還提到一個背景。1959年5月，蘇聯第三次作家代表大會召開。茅盾先生率團出席了會議。那時蘇聯文學界已經開始有些亂了，對許多問題爭論不休。我們對涉及問題的一些具體作品沒有讀過，所以周揚他們要了解情況，掌握材料，配合即將爆發的兩黨鬥爭。

　　從陳冰夷先生的談話感覺，他認爲這是“黃皮書”“來龍去脈”的“來龍”。就“來龍”問題，我問過許多老前輩，因爲沒有文件，大家都說得不很明瞭。李曙光和高莽先生認爲陳冰夷先生的這個說法合乎實情，是可信的。

　　讀書報：還有其他當事人向您講到“黃皮書”的緣起嗎？

　　答：在今年8月5日和我的通話中，李曙光先生說：“1959年12月那次新僑飯店會議後，周揚找了一些專家、理論家座談，探討反修、批判資產階級文藝中的人道主義、人性論等問題。陳冰夷在，還有姜椿芳、馮至。主要是要大家對外國文學界發生的大事加強調研，要出反面教材，爲文藝界領導提供參考。”李曙光先生還講：“中宣部專門成立了一個文藝反修小組，經周揚與林默涵研究，具體負責人是林默涵。這個小組主要是起草反修文章，同時抓‘黃皮書’的出版，我協助林默涵做聯繫工作。我主要聯繫的人是陳冰夷同志，有時也找過葉水夫同志。記得較早出版的是《苦果》。由於我是聯繫人，‘黃皮書’出版後都送我樣書，有時也看清樣，記得看過《〈娘子谷〉及其它》的清樣。”

　　關於新僑飯店會議，秦順新先生講，他聽過這次會議的傳達報告，記得是周揚還是錢俊瑞講過一句話：“我們對歐美文學的瞭解基本是一片漆黑，對蘇聯東歐的瞭解也是一知半解。”要出版外國文學參考材料，這個精神是向出版社傳達了。

　　1971年以後出版的“黃皮書”

　　文革前的“黃皮書”出版

　　讀書報：文革前，以“黃皮書”的形式出版了哪些書？

　　張福生：文革前出版的應包括小說：《苦果》（1962）、《人、歲月、生活》（第一、二部，1962）、《生者與死者》（1962）、《帶星星的火車票》（1963）、《解凍》（1963）、《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1963）、《索爾仁尼津短篇小說集》（1964）、《戰爭與回聲》（1964）、《蘇聯青年作家小說集》（上、下，1965）、《軍人不是天生的》（1965）、《小鈴鐺》（1965）、《艾特瑪托夫小說集》（1965）等，大約近20種。

　　詩歌：《人》（1964）、《〈娘子谷〉及其它》（詩集，1963）、《焦爾金遊地府》（1964）等幾種。

　　劇本：《德聶伯河上》（1962）、《伊爾庫茨克故事》（1963）、《保護兒子》（1963）、《晚餐之前》（1964）、《暴風雪》（1963）等約10餘種。

　　還有一批文藝理論著作：《蘇聯文學與人道主義》（1963）、《蘇聯文學中的正面人物、寫戰爭問題》（1963）、《蘇聯青年作家及其創作問題》（1963）、《蘇聯一些批評家、作家論藝術革新與“白俄表現”問題》（1964）、《人道主義與現代文學》（上、下，1965）、《戲劇衝突與英雄人物》（1965）等，約13種。這些理論書很少被人們提起，其實它們是“黃皮書”極重要的組成部分。

　　列入“黃皮書”系列的除了蘇聯文學作品外，還有其他國家的幾本書，數量不多：美國的《在路上》（1962）和《麥田裏的守望者》（1965）、意大利的《費魯米娜馬爾土拉諾》（1964）、英國的《往上爬》（1962）、《等待戈多》（1965）、南斯拉夫的《娜嘉》（1964）、保加利亞的《暴風雨過後的痕跡》（1965）、瑞士的《老婦還鄉》（1965），還有一本法國文藝理論家的集子《勒菲弗爾文藝論文選》（1965）。

　　讀書報：“黃皮書”的出版書目是怎麼選定的？

　　答：秦順新先生告訴我：孫繩武先生當時全面負責這套書，他對送來的每一期《進口圖書目錄》都仔細閱讀，挑選出一些蘇聯當時最有爭議或得獎的圖書訂購。那時編輯部也訂了許多蘇聯文學雜誌和報刊，如《文學報》、《旗》、《星》、《十月》、《新世界》、《我們同時代人》等。大家分頭閱讀，提出建議，最後由孫繩武先生批准。

　　讀書報：“黃皮書”當時主要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嗎？還有沒有其他出版社的參與？

　　答：“黃皮書”主要是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同時還用了“中國戲劇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的名義出版。“文革”前，“中國戲劇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都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副牌，就如現在外國文學出版社一樣。當時的“作家出版社”與現在的作家出版社毫無關係，而“中國戲劇出版社”與現在的“戲劇出版社”卻有着“血肉”聯繫。現在的戲劇出版社當時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戲劇編輯室”，1980年以後才分出去另立門戶。當然，第一批“黃皮書”中也有特例，如《軍人不是天生的》，出版者是作家出版社，但在這個名字下又印了“上海”兩個小字，其實這就是現在的上海譯文出版社的前身。1965年出版的《同窗》的出版者更爲明確：“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

　　重新啓動到劃上句號

　　讀書報：文革中後期，“黃皮書”的出版工作是怎樣接續起來的呢？

　　張福生：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黃皮書”的出版自然也就中斷了。再重新繼續出版，已經是“文革”中期的1971年。據人民文學出版社第一批從幹校回來工作的俄蘇文學編輯王之樑先生講，1971年遵照周總理指示，出版社重新組建，恢復工作。當時發生了三島由紀夫剖腹事件，上面有文件，明確指示儘快出版三島的作品。很快，人民文學出版社就以“內部書”的名義出版了三島的4部作品。

　　隨着出版社的工作逐步走上正軌，“黃皮書”又開始重新上馬。當初，這套書是從“反修”開始的，時隔數年，尤其是1969年又發生了“珍寶島”事件，此次則在“反對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旗幟下重新啓動。但這時“黃皮書”已經“名不符實”，一些書的封面改爲了“白皮”、“灰皮”。出版者也有了很大的變化，除了人民文學出版社外，上海譯文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也相繼加入進來。

　　有人把這其中灰色封皮的文學圖書稱爲“灰皮書”，並不準確。所謂“灰皮書”，一般是指人民出版社、商務印書館等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社科類圖書，屬於甲類（文藝書屬乙類），如文革前的德熱拉斯的《新階級：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析》、托洛茨基的著作《被背叛的革命》等。文革中後期，“灰皮書”的出版工作也曾接續起來。

　　讀書報：這期間又出版了哪些書？

　　答：這一時期出版物中大家較爲熟悉的有：《人世間》（1971）、《多雪的冬天》（1972）、《落角》（1973）、《特別分隊》（1974）、《阿穆爾河的里程》（1975）、《白輪船》（1973）、《最後的夏天》（1975）、《木戈比》（1976）、《藍色閃電》（1976）、《絕望》（1978）、《白比姆黑耳朵》（1978）、《濱河街公寓》（1978）。

　　讀書報：“黃皮書”的出版是在什麼時候畫上句號的？

　　答：1970年代末出版的《岸》、《濱河街公寓》、《正午的暮色》等也屬“內部發行”，但其吸引力和神祕色彩已漸漸失去，“黃皮書”的歷史使命到了結束的時候。隨着全國各地出版社恢復正常工作，出版重心逐步轉移到解決“書荒”的問題上，許多過去應列入“黃皮書”的作品逐漸可以公開發行了。

　　時任中宣部新聞出版局理論處處長的李洪林1979年在《讀書》雜誌創刊號上發表《讀書無禁區》一文，振聾發聵。那之後，他還在《讀書》上發表過一篇《解放“內部書”》的文章。可以說，他這兩篇文章喊出了一代讀書人的心聲，那預示着一個新時代的來臨。

　　可以流傳久遠的佳譯

　　讀書報：您怎麼看待出版“黃皮書”這段特殊的歷史？

　　答：時過境遷，“黃皮書”成了歷史。但近年來，許多人對它卻越來越感興趣。出版界的前輩陳原先生曾打電話問過我“黃皮書”的事情，似乎他是從出版史的角度予以關注的。前不久，一位在美國研究俄蘇文學的同胞來我辦公室要了解這套書。更多的是同行，出於好奇心，要開開眼。

　　這段歷史在中國的出版史、中外（尤其是中蘇）文學交流史、文化史上都非常重要。人們有時候覺得，文革前後的十餘年，中國人對外國文藝的瞭解完全中斷了，但實際上並不是，還有“黃皮書”這根線斷斷續續連着。這是無法跳過去的一段歷史。

　　讀書報：你認爲“黃皮書”給後人留下了什麼？

　　答：作爲後來的俄蘇文學編輯，我對“黃皮書”，除了大家抱有的那種“好奇心”外，更多的是欽佩這批書的譯文質量。應該說，“黃皮書”的譯文大都是一流的。很難想像，在那麼緊迫的時間裏，那樣濃重逼人的政治氣氛中，他們需要怎樣的一種精神，才保證質量地完成了這樣艱鉅的任務。

　　孫繩武、蘇杭、曹蘇玲、秦順新、馮南江、錢誠、孫廣英、榮茹德，還有許許多多用“斯人”“伍桐”這樣的筆名代替真名的譯者，都值得我們永遠地記住。感謝他們爲我們留下了這樣一筆豐厚的珍貴財富。

　　讀書報：能具體講講這些譯者的情況嗎？

　　答：實際上，當時的很多譯者在今天看來都堪稱翻譯大家。像譯《帶星星的火車票》的王士燮，譯《濱河街公寓》的藍英年，都是非常優秀的譯者。後來有些“黃皮書”再版時，也都採用了原初的譯文。不過，有些署筆名的譯者並不容易找到。我知道，譯《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的“斯人”，實際上是4個人：曹蘇玲、陳小曼、王家驤、程代熙。而“伍桐”是誰，我至今還沒搞清楚。還有一些書是集體翻譯的，如署名“天津外語翻譯學院”，具體哪些人蔘與了，並不容易搞清楚。

　　讀書報：你上面提到的“黃皮書”中，後來很多都公開出版了，讀者很容易就可以讀到那些曾經非常神祕的作品，你是否留意過“黃皮書”的再版情況？

　　答：有的書改革開放以來曾一版再版，有的書近幾年才被挖掘出來重新出版。但我總覺得，首要的是搞清楚這段歷史。我們今天這裏談的只是個輪廓，許多話題並未展開。一些當事人已進入暮年，記憶未必準確，加上我的轉述肯定會有曲解和偏差，所以《中華讀書報》既然已經開始關注這個話題，建議你們進一步呼籲，讓更多的接觸過“黃皮書”的人提供有價值的線索，指出我們談話中的謬誤，給有興趣研究它的人留下一份可靠的資料。

　　中華讀書報，2006

　　轉載自公衆號 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