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紫禁城東城牆北側靠近寧壽宮處有十幾排清水捲棚的小院，一律灰磚灰瓦、朱門彩繪，被稱爲“南十三排”。民國時期，這裏曾作爲故宮的樂器展廳，將紫禁城的八音之美帶給觀衆。與紫禁城特有的恢宏氣勢相比，這片遊客難以到達的工作區顯得有些不起眼。不過，對於“宮裏人”而言，這裏正是抽象的故宮文化被具象成出版物並傳播到全世界的始發站——故宮出版社。

　　三月的一天，清晨八點，王亞民與往常一樣，從東華門走進故宮，穿過紅牆與綠樹，開始了一天的工作。這位故宮出版社的掌門人相當忙碌，在不久前結束的全國“兩會”上，作爲全國政協委員，故宮博物院原常務副院長、總策展人、故宮出版社社長王亞民提交了兩個關於文物展覽的提案。如今回到南十三排院子裏，辦公桌上已經堆滿了待籤的文件。不過在他今天的日程表裏，第一件事是配合工作人員拍攝故宮出版社三十六週年的宣傳片。

　　在宣傳片的設計中，他需要回答一個問題：“故宮出版的精神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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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亞民是一個相當“老派”的出版人。1982年秋大學畢業後，王亞民便被分配到河北人民出版社，在此後三十餘年裏，擔任編輯、編輯部主任、總編輯、社長等職務，可以說將整個職業生涯都貢獻給了出版事業。對於自己的出版生涯，王亞民說：“成爲出版人，或許是在前世修的一份緣，前緣難違，我只有盡心盡力承擔它。”

　　1983年，在王亞民進入河北人民出版社後一年，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正式更名爲“故宮出版社”）在故宮博物院正式成立，是唯一一家由博物館主辦的出版社。2006年，王亞民調至故宮出版社擔任社長，此前，故宮出版社出書品種最少的一年還不到10種。

　　故宮博物院原常務副院長、總策展人、故宮出版社社長王亞民

　　相比於很多出版界的老字號，成立於1983年的故宮出版社無疑是相當年輕的。不過，若從故宮出版社的前身——“武英殿修書處”算起，故宮的出版則有三百多年的歷史。清康熙時，武英殿設爲修書處。武英殿在整個清代都與出版事業密切相關，其刻書最繁榮時在清康熙至嘉慶年間，乾隆時達到頂峯。著名的《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古今圖書集成》及《四庫全書》均出自這裏。1925年，故宮博物院成立，把整理、刊印、傳播故宮文化作爲一項自覺使命，通過大量的各類印刷品，介紹故宮的文物藏品、明清檔案以及紫禁城宮殿建築。

　　在歷史長河的一個個時間座標中，個人身處其中是渺小的，但從另外一個角度而言，故宮出版社也在用另外一種方式追求永恆。“在人類歷史長河中，很多東西都成爲過眼煙雲。而出版這一文化形態卻具有傳承性，出版的書可以流傳後世幾十年、上百年乃至上千年，有一種永恆的價值。因此，故宮出版社的理念就是：堅守初心，營造一種精神去追求最具‘歷史生命’的力作。”面對鏡頭，王亞民回答了宣傳片的那個問題。

　　但是，從另一個方面，王亞民也承認，這種出版事業某種意義上是寂寞的。

　　王亞民回憶，剛剛參加工作的那幾年，是出版人激情燃燒的歲月。在當時，圖書市場處於一個供不應求的狂熱中，也有很多真正有理想、有文化的出版人投身其中，將出版視爲一生的事業。

　　如今，那個時代顯然已經過去了。

　　這十幾年裏，出版業經歷轉企改制、集團化的浪潮，閱讀環境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對於此，王亞民總有一種“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憂慮。某一天傍晚，王亞民走出南十三排，夕陽裏，他看着紫禁城宮殿金色的屋頂，寫下了這樣的話：“從武英殿刻書，我想到許多編書人的命運，我也在內，總有一種拔劍四顧心茫然的感覺。”這句話也被印在了由王亞民主編的《故宮出版記》一書封底上，這本書恰好是對他的故宮出版生涯的一個階段性總結。他進而解釋道，面對新的環境，紙質出版終究會逐漸衰弱，由此他也聯想到，放眼望去，如今真正有價值的書又有多少呢？“將來的變化，書再編就的時候，已經不是我們的了，我們只能就近做好自己的事了。”王亞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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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王亞民對傳統出版抱有焦慮，但是故宮出版社依舊承襲前人編纂《四庫全書》的匠心，持續不斷地出版了《明清史學術文庫》《故宮經典》《故宮博物院藏明清傢俱全集》《王羲之王獻之書法全集》《故宮畫譜》、紫禁書系、“故宮學”等衆多大型項目圖書，加上有中國百強報刊、中國最美期刊之譽的《紫禁城》《宮》等系列爲代表的出版物，形成了具有鮮明故宮特色的出版品牌。

　　可以看到，故宮出版社一直致力於呈現故宮的建築之美、器物之美乃至歷史之美，每一個選題的出發點都離不開故宮的建築、文物和它們所涵蓋的歷史。王亞民直言，故宮是相當特殊的，故宮收藏着近186萬餘件文物，又是最大的皇家建築羣，同時也是中國對外的名片和窗口，這決定了故宮出版人特殊的出版思路。“故宮出版社編輯肩上的責任，應該是整個中華民族五千年文化的積累、創新與傳承。”

　　而在故宮出版社宮廷歷史編輯部主任王志偉看來，一直以來故宮出版人都有一種面對歷史的責任感。“故宮不僅有將近186萬餘件文物、近1萬間建築，還有600年不曾間斷的歷史，但那些長期被束縛在歷史書中、博物館裏的文物與建築是不會說話的，要通過你的努力，讓這些文物與檔案被越來越多的人知道。”他說。

　　而這，也恰好與故宮博物院的職能是一致的：在保護文化的前提下，儘可能地做好故宮文化的大衆普及。故宮博物院一年接待遊客1700萬人次，但絕大多數遊客的參觀路線都是從午門進入，沿着故宮的中軸線穿過故宮的建築羣，再從神武門走出，走馬觀花，幾個小時就逛完了。爲了讓遊客能夠多瞭解故宮，故宮博物院逐步開放故宮的可參觀區域，舉辦更多的文物展覽，並且通過文創和新的技術去擁抱更多的年輕人。“但是故宮有些地方確實不適合開放，所以讓讀者們體驗這一切一定離不開我們的出版物，離不開我們的文創，只不過可能之前我們做的不多，現在做的慢慢的多起來，以後會越來越多，這對讀者是一種引導，也是對我們的一種促進。”

　　在故宮的城牆之外，時代的觀念在飛速變化，不過在南十三排的這十幾排小院裏，在很長一段時間都不爲所動。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或多或少都與歷史專業相關，並且保有對傳統文化的熱情，能夠輕易地在故宮這座寶庫裏找到自己追求的方向。

　　王志偉將故宮出版社編輯的工作狀態形容爲用百分之三十的積累和百分之七十的熱情去做事，“很幸運的是，我的工作方向與工作興趣百分之一萬相符合”。

　　最讓外界羨慕的是，故宮出版社的編輯有機會去到故宮的地庫觀摩文物和檔案最原始的狀態，能夠在那些未曾開放的建築裏穿梭。很多時候，身處故宮的王志偉會有一種歷史重疊的錯覺：每天上班必經的東華門，是過去大臣出入的地方，劉墉、董誥、紀曉嵐這些響噹噹的人物都從這裏走過，只不過時間上有200年的代差。這種與故宮互動的感覺是外界難以體驗到的，也讓王志偉沉迷於其中，而故宮歷史之久遠，館藏之豐富，讓他清醒地意識到，在這裏做編輯，就必須得沉下心來。

　　作爲故宮出版社中生代編輯，王志偉在宮裏待了將近十年，在這十年裏，當初剛進社時還在一線的老先生們都已經陸續退休。不過對於他而言，這些老先生們無論是待人接物的規矩還是對待故宮出版業務的嚴謹，都讓入社之初的他受益匪淺。

　　“50年代的這些前輩們，是和當年民國故宮的大師們共事過的，從他們身上，還能感覺到民國故宮的一些味道以及當初大師們的風範。”北京人王志偉用了一個詞來形容——地道。

　　時至今日，故宮裏仍舊有不少老前輩到了本該退休的年紀，但仍活躍在業務一線——老一輩故宮人的做派成爲了後來者職業的標杆，這無疑也是傳承的價值。

　　與王志偉不同，進入出版社不到兩年的駱豔接觸到的老一輩故宮人還不多，但是她對故宮出版社依舊有着強烈的歸屬感。駱豔本科就讀於南開大學編輯出版專業，並且出於興趣輔修了文博考古專業，碩士則繼續進修文博考古專業，畢業後進入故宮出版社考古編輯室對她而言顯得順理成章——在故宮出版社，駱豔能夠接觸到大量一手考古資料，這足夠讓這位以專業爲興趣的年輕編輯興奮起來。

　　平時住在潘家園附近的駱豔並沒有感受到故宮城牆內外強烈的對比，每天中午天氣好的時候，她喜歡到宮裏四處轉轉，這是作爲故宮出版社編輯的職業福利。

　　2018年，故宮博物院前院長、考古大家張忠培先生逝世一週年，駱豔參與到了《紀念張忠培先生文集》的編輯出版工作當中，這讓她多少對故宮出版工作有了更深的理解。“我們出版紀念張忠培先生的文集，並不是僅僅介紹他的學術成就，也不是要‘神話’張忠培先生，而是要讓更多人認識這樣一位考古大先生，同時把更加人性化、活潑的考古乃至故宮文化帶給大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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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當下，綿延六個世紀的故宮在公衆當中逐漸顯露其多元的魅力，“故宮”作爲一個文化標誌的強化達到一個巔峯。與之一脈相承的是，故宮出版社也通過嶄新的形式，與讀者前所未有地靠近。

　　1933年，故宮編者馮華編撰《故宮日曆》，一年一出，作爲賞用皆宜的普及性讀物，在當時風靡一時，後因戰亂遺憾戛然而止。2009年，故宮出版社以1937年版爲藍本，恢復出版《故宮日曆》，並結合故宮文物與生肖文化，改掛曆爲書。日曆一經推出，即引起了讀者追捧，形成了國寶日讀的風潮。歷經十年，《故宮日曆》從最初2010年印刷8000冊，到2019年《故宮日曆》系列總印數超過100萬冊，成爲故宮出版社如今貼近讀者的一個代表。

　　《故宮日曆》

　　故宮的傳承從歷史中走來，又走向了未來。

　　在駱豔眼中，在來到出版社的這短短兩年裏，故宮出版社就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創新是故宮裏時時刻刻都在發生的。“故宮雖然是老的，但一代代人是新的，我們要跟得上時代才行”。

　　2018年，故宮出版社聯合奧祕之家推出了《謎宮·如意琳琅圖籍》，這是一本互動遊戲解謎書，以中國傳統古籍的承載形式，講述故宮的歷史知識故事。遊戲過程中主人公所遇到的謎題，都需要讀者配合書籍和隨書道具解開，難度由低到高，涉及藏頭詩、字謎、燈謎等形式，包含禮樂度量、時令節氣、棋譜書畫、五行八卦等知識。

　　《謎宮·如意琳琅圖籍》

　　其中最爲突出的是，在《謎宮·如意琳琅圖籍》中，主人公什麼時間能夠進入紫禁城、進入紫禁城之後能夠走什麼樣的地方、見過什麼樣的人、說什麼樣的話、看到什麼樣的東西都涉及到了大量的宮廷制度，有些在官方文獻中有記載，有些記載於名不見經傳的文件和祕不示人的檔案中，王志偉與宮廷祕史編輯部通過對大量的學術文獻研究，儘可能地還原了遊戲中歷史的真實感。

　　在遊戲當中，有一個情節是主人公姚文翰參加了乾隆三十六年設在重華宮的三清茶宴，姚文翰與大臣們到早了，遊戲中太監跟那些官員們說了一句話，“大人們要提前來到這個地方等待皇上。”而這時候的皇帝正在西苑紫光閣回來的路上。

　　這些細節都是歷史真實的復現。“如果沒有故宮專家的研究，沒有前人的積累，《謎宮·如意琳琅圖籍》是出不來這樣真實飽滿的效果。”儘管有些細節不見得被讀者所捕捉，但是王志偉堅持認爲，“當我們用真實的素材去塑造一個人物的時候，肯定比我們用那些不真實的東西拼出一個假人要強得多”。

　　實際上，這隱含了故宮出版的某種邏輯。依靠故宮博物院的專家以及文物館藏資源，故宮出版社在專業領域的學術出版上無疑佔據着優勢。儘管依此而出版的學術報告、古建築修復報告、專業論文集等圖書印量都不大，傳播範圍也僅侷限於學術圈，但這些耐得住寂寞的學術研究無疑可以幫助編輯們更好地理解故宮以及文物背後的故事，並且通過編輯的處理傳遞給大衆。“塵封在故宮庫房裏的檔案文獻，有的還是滿文，高高在上，離老百姓好遠，把這些落下來就變成了一本本書”。因此，故宮出版社有了《清宮八大疑案》《清朝十二帝》這樣大衆向的書，出版之後也不斷加印。

　　因此，在這些工作的基礎之上，王志偉篤定，“有了新的技術，故宮出版社的表達與傳播將會更好”。

　　很顯然，故宮以及故宮出版社都不排斥技術的創新。王志偉是故宮出版社最早使用AR技術製作《故宮月曆》的編輯，在他之前，故宮博物院已經嘗試過《韓熙載夜宴圖》《清明上河圖》等新媒體傳播的案例，並且大獲成功，在他之後，還會有《謎宮》系列第二部《謎宮·金榜題名》等大量策劃方案等待故宮出版社嘗試。“在出版領域，我們一定要關注新的技術新的媒體形式，而且儘可能合適地運用到故宮的出版物裏。”在與《出版人》雜誌記者的交流中，王亞民如是說。

　　出版人雜誌［publishers］

　　隨性讀書，認真寫字

　　嚴肅活潑，偶爾脫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