壽陽,隸屬於山西省晉中市,位於山西省東部,枕恆岳,絡太行,居瀟河中上游。巢肥運河是公元前613年楚莊王即位後,任用鄙人出身的孫叔敖為令尹,因晉楚爭霸戰爭以及北上會盟「問鼎中原」的需要,而開鑿的荊漢運河和巢肥運河應當是見於《史記》、《水經注》等書記載的中國最早的運河,荊江運河把發源於荊山流入長江的沮水,與發源於郢都附近流入漢水的揚水連接起來。巢肥運河把淮河的支流肥水,與流入巢湖,經濡須水入長江的施水連接起來。由此可見壽陽與巢肥運河遠隔千里,二者沒有任何關係。綜合考慮,此處應該是「壽春」,又名「壽縣」。

壽春(今安徽壽縣)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戰爭綿延,史不絕書。軍事地位之重,顯而易見。因為當時南北分疆往往以淮河為界,六朝偏安江東,除了以長江為天塹外,還必須以淮南為外藩。所謂「淮者,江之蔽也,棄淮不守,是為唇亡齒寒」(註:《宋史·王德傳》,中華書局點校本,下同。),而守淮重鎮當首推壽春。

壽春北濱長淮,八公山、紫金山、硤石山等沿淮列布,形成一道天然屏障,有效地抵擋著北面來敵。更重要的是、潁二水從北而來,分別在它的東、西兩側注入淮河;肥水又從南而來經其西北入淮。三河入淮處稱為口、潁口和肥口。六朝時期,北方的鴻溝水利系統尚未破壞,肥水南經合肥可通巢湖。這樣,若從中原南下,便可沿莨盪渠折入、潁二水抵淮,再由淮河出肥水、巢湖和濡須水直達長江;或由壽春登岸,直指合肥和歷陽。因此,就軍事地理而言,壽春可謂北扼潁,南通肥巢,「外有江湖之阻,內保淮肥之固」(註:《晉書·伏滔傳》。)。其次,壽春西南有芍陂水利工程。《水經·肥水注》:「(芍)陂周圍二十里,在壽春縣南八十里,言楚相孫叔敖所造…………陂有五門,吐納川流,西北為香門陂。」芍陂是我國古代淮河流域最大的水利工程,它的開鑿為當地的農業發展創造了良好條件。魏晉南北朝各代都在這裡綏集流散,廣開屯田,積聚軍糧,作為守淮的經濟基礎。由於以上原因,壽春進可以北伐中原,退可以固守淮南,可謂建康之肩髀,淮西之本源。與別的軍鎮相比,地位格外重要。三國魏於此置揚州,東晉南朝則為豫州治所。

為了確保壽春的戰略地位,六朝政權在其周圍設置了峽石、下蔡、馬頭三個軍事要塞。硤石山在壽春西北,夾淮而峙。當時在山上築東西峽石城,臨淮守險。一旦硤石被克,壽春也就岌岌可危。如三國魏末,諸葛誕據壽春反,司馬昭遂進軍峽石以逼降。梁太清二年(公元548 年),侯景也是從渦陽(今安徽蒙城)走硤石,渡淮破壽春據之,進而直趨建康的。

下蔡城位於西峽石山東北的淮河河曲,三面環水,西南倚山,其險可想而知。東晉曾以此為北伐據點。昇平三年(公元359年), 豫州刺史謝萬受命北征,即屯軍下蔡,溯渦、潁二水而上。南齊時,北魏屢屢南侵,為加強戰備,齊將垣崇祖將下蔡戍內遷至淮河南岸。梁代又在東峽石山上建新城。從此,兩座下蔡城隔淮相峙,分別成為六朝後期南北政權的邊塞要地。

由於壽春對屏蔽建康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因而每當發生南北戰爭時,江東政權都要不遺餘力地保衛此城。最著名的當數淝水之戰。東晉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前秦大舉伐晉,前鋒抵達潁口,不久, 便渡過淮河,攻陷壽春。東晉前鋒都督謝玄急遣北府名將劉牢之率精兵強渡洛澗,大敗秦軍於淝水,又乘勝追擊至壽春西北的青岡,終於奪回壽春,保住了淮南。

宋明帝泰始三年(公元467年)失淮西和淮北地後, 壽春的邊關地位更加突出。蕭道成曾云:「賊之所沖,必在壽春。」(註:《南齊書·垣崇祖傳》,中華書局點校本,下同。)齊東昏以後,由於邊將叛降,壽春或屬南朝,或屬北朝,處於拉鋸狀態,戰事更加頻繁。永元二年(公元500年),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降魏,魏即於此置揚州。梁天監十三年(公元514年)和陳太建五年(公元573年),為阻止北魏和北齊軍隊南下,兩次堰淮水、肥水灌壽春,淮河上游兩岸數百里內都成澤國,戰爭給壽春人民帶來了極大苦難。

壽春是六朝時期臨淮守險的軍事重鎮,其作用都是為了御北敵,保淮甸,以為長江之外藩。六朝前期,三鎮堅固,淮南無虞,建康得以安枕。六朝後期,尤其當北魏孝文帝改革後,實力加強,遂頻頻南侵,邊釁屢開。史言其時「胡馬蹈籍淮肥,而常自戰其地,梯衝之害,鼓掠所亡,建元以來,未之前有」(註:《南齊書·魏虜傳》。)。至梁末,三鎮相繼陷落,江東政權的北疆也就內縮至長江,最後終於逃脫不了覆亡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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