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向着審美性文章轉換的中介點，即審美獨立性，包含：形象、思想、審美張力

　　徐芳：散文的邊界在哪裏？也就是說作爲散文的文體特徵究竟是什麼？在當下的網絡時代，“散文”全民寫作與全面突破之際，是否應該將披着散文僞裝的文字，從散文之中清理出來，以提純文體。有人說：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又是實在必須做的事？可這又該如何去做呢？

　　楚些：2014年的時候，光明日報曾組織了一批文章，集中探討散文的邊界問題，我注意到，所取得的共識非常有限。關於散文的定義，散文的邊界問題，一向如此，大家皆是各抒起見，而相切和搭界的地方較爲稀少。與其他文體相比較，散文的邊界缺乏明顯的標識，所以相對比較開放。

　　某種意義上，散文是唯一一個沿襲文章概念的文體，這句話的意思是這樣，散文發展到今天，既包容審美性的文章，也吸納實用性的文章，很多新興文體和邊緣文體，比如微博文章，企業或公司軟性推廣的文章，公號作品等，一旦具備了某種審美獨立性，都可以納入到散文的範疇中來。其中，實用性文章向着審美性文章轉換的中介點，即審美獨立性，包含如下因素：形象、思想、審美張力。

　　有人曾說過，詩歌是一個時代情感水平的標誌，散文是一個時代智慧水平的標誌。這句話與散文的文體特徵看上沒有關聯度，但可以作爲一個註腳而存在。我理解的散文的文體特徵分內外兩個層面，形制多樣、結構自由、真實性這三個要素爲外在層面的內容，精神個體性的鮮明則構成了散文文體的內在要素。所謂精神個體性，通俗地說，就是鮮明的自我佇立在文本之中。

　　至於全民寫作的興起，與互聯網的茁壯有着必然的聯繫。這是個好事情，不僅文化要下移，文學也應該下移，民間和基層的寫作，其內容的健康與清新，將會沖刷精英寫作的朽氣和僵化，爲一個時代的文學帶來活力。因此，大可不必視爲洪水猛獸，至於，從中加以提純，我認爲沒有這個必要，當然，其可行性也較差，從海量的文章中打撈具備審美獨立性的作品，幾乎不可能。讓其自行激盪、凸顯、沉落，就像莫洛亞說的那樣，時間是唯一的批評家，它可以使人們曾經覺得脆弱的聲音，鞏固下來。

　　變是散文的常數，而所謂不變就指向了文本中本真的自我

　　徐芳：隨着時代、思潮的變化，散文的敘事，讓我們更爲常見的仍是變化；也許改變一般意味着進步，但有時也會表明某種程度的退步吧？就像我們時常說的一句話:有一個永遠不變的原則，那就是變化……您認爲這變來變去的散文文體中，是否存在一個永遠不變的核心內涵？如果它變了，那散文也就不成其爲散文，而成爲其他別的什麼？

　　楚些：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這是劉勰講過的話。中國是詩文大國，詩與文兩種大的文體，在歷史的隧道中始終在變化——這種變化主要表現在形制、體式以及審美觀念和思想觀念方面。就變與不變的問題，當代散文研究領域內的兩位專家，王兆勝先生著有《散文的變數與常數》一文，謝有順則著有《散文的常道》一文，分別發表了各自的看法。

　　從大歷史觀出發，變是散文的常數，那麼，有無不變的因素否？在我個人的理解，還是有的，這個不變的內容就指向散文文本中本真的自我。莊子有不精不誠，不足以動人的表達，而《史記》衆多篇章的結尾處，常見“太史公曰”的句式。《壇經》裏有明心見性的言辭，李贄有童心說的闡發，王國維有“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判斷。

　　費爾巴哈曾指出，人的感性存在是人的最高本質。

　　本真的自我一旦袒示，必有強大的感性衝擊力的發生。那麼，何謂本真自我的袒示？這讓我想起《世說新語》中的一則軼事，如下：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琅琊王伯輿，終當爲情死！茅山是江南的一座小山，海拔高度不到400米，爲何能引發王長史天地悠悠愴然涕下的情思呢？那是因爲，個體的本真內核在這一時刻訇然洞開，因此，歌與哭皆聲情並茂。

　　散文中的自我很難裝扮，更不易於造假，因此，本真自我的敞開與表達是不會改變的。

　　隨着互聯網寫作的興起，可能改變最大的是傳播的問題

　　徐芳：該如何評價當下網絡上出現的“新媒體”散文,“小紅書”、“照片”文體（也當然包括了散文體裁）……這是一種發展嗎？還是一種突破？甚至是一種創新？或者我該問：散文在繼承傳統並轉化傳統，創造新語彙、新語境等方面，是否已走在創作的“康莊大道”上了？

　　楚些：新媒體散文這個概念，非常有限地在報紙上被人提及，然而語焉不詳。新媒體只是作爲載體，作爲介質而存在，不能把發表在新媒體上的散文作品稱之爲新媒體散文，比如公號文章，文學論壇上的作品，博客文章等等，這些新的載體上的散文，就有一些觀念陳舊寫法老套的作品。

　　載體的變化，與文學作品的精神屬性之間只有在特定時間段內，纔會產生效應。隨着互聯網寫作的興起，可能改變最大的是傳播的問題，其次是寫作隊伍基數增大的問題，再其次爲閱讀習慣的問題，至於散文的文體屬性，依然穩定在相對的曲率之上。這一點，與類型小說對小說文體的衝擊不可同日而語。

　　我專門通過百度查閱小紅書，原來是個APP平臺，藉助短視頻、圖文，彼此分享各自的生活方式。對於小紅書以及照片文體，我缺乏特別的關注，更談不上深入的瞭解了。

　　直觀上看，其間的文字處於輔助性地位，即使是近似審美個性表達的文字，其功能指向還是社交。進入微信時代之後，海量的信息先是通過文字向我們涌來，不過，文字信息很快被短視頻所取代，抖音，快手的迅速崛起，短時間內集聚人氣和現象，足以說明這個問題。

　　視頻方式直接作用於人們的視覺，強調的是感官的衝擊力，不過，來的快去的也快，而文學則是藉助語言文字作用於人的五官感覺，其持久性和心理作用力，非常顯著。狄德羅曾說過，沒有語言的幫助，你幾乎什麼都記不住，而要準確地表達出文明感覺到的東西，語言幾乎永遠不夠使。

　　不能因爲社交功能的存在，就斷言小紅書、照片文體就是娛樂性文字。但也需要警醒的是，比如美顏相機遮蔽了人的本相，而小紅書、照片文體裏面的文字內容，是否是別一種形式的美顏相機，這裏需要打一個問號！

　　另外，就對新詞彙的吸納而言，散文相對滯後，因爲散文的語言系統，相對比較雅化，國內有很多方言區域，每一年皆會產生不少互聯網新詞，但這些對散文的語言系統的影響微乎其微，從某種程度來說，可以忽略不計。

　　散文作家與日常生活水乳交融——當然是理想之境，但即使抵達不了，也需要無限靠近

　　徐芳：對余光中先生，很多人瞭解、熟悉他，是因爲那首著名的鄉愁詩；但他也可以說深知散文的“三昧”，曾笑及：散文家必須目中有人，他和讀者往往保持對話的關係，可以無拘無束，隨時向讀者發言。老派的詩人雖然也可以偶爾來一句“君不見”，而舊小說家也可以直接對讀者叫一聲“列位看官”……但不像散文家這麼公然、坦然地面對着讀者，因爲散文家所說的是“亮話”，少用烘托、象徵、反諷之類的技巧……您在散文研究中，着力捕捉的散文氣，是否也有這種所謂“面對面”的發現？

　　楚些：余光中先生對散文的見解頗爲精湛，他寫於上個世紀60年代的《剪掉散文的辮子》，今天來讀依然受益。他所言及 “三昧”涉及到散文寫作的立場、審美關係和表達方式三個方面。所謂散文家必須目中有人，如同繪畫中要求畫家胸中有丘壑一樣，目中有人，不是有人的形貌和故事，而是要有一份深厚的人間情懷，懂得愛、慈悲、憐惜、敬畏，面對自然和日常生活，有一份獨特的深情在裏面。

　　英國詩人華茲華斯說過，一朵微小的花對我而言，能夠喚起用眼淚也表達不出的那樣深的感情。這句話也許可以當做目中有人的最佳註腳。

　　因爲散文作家目中有人，所以，再微小的事物，在其筆下也可以得到燭照，並聞見其輝光。這也意味着散文緊貼日常，煙火氣十足，不像詩歌、小說、寓言、神話那樣建構一個超越性的視域，而是在日常現實的場域內，觀照出深情所在。

　　同時也意味着，在自我身體的內部，不獨駐留着我自己，還有無窮的遠方和遠方的他們，當然，我也是他們中任何一個人的其中一部分。達到這個地步，就表徵着散文作家與日常生活水乳交融，這當然是一個理想之境，即使抵達不了，也需要無限靠近。

　　與讀者保持對話關係，是目中有人命題的一種延伸。這句話包含兩層意思，一方面，散文作家理應在作品中敞開自我，不虛美，不隱惡，不矯揉，不造作；另一方面，不可把讀者當做被教育的對象，而是在平等的前提下，藉助文本，開啓找尋知音之旅，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

　　余光中先生也藉助這句話告誡了散文作家，作家與讀者之間，既非上下級關係，也非高低層次的關係，而是一種平等對話關係。

　　把心交給讀者的別一種說辭，實際上就是倡導一種平民情懷。應該說十七年文學時期的詩化散文路線及當下的哲理散文寫作，皆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話語的高蹈及主體抽空的現象。讀者並非是被教育的對象，作爲一個羣體，他們是審美經驗共享者，他們獲得共鳴的地方在於審美體驗，而不是結論或者指導性學說。

　　說起平民情懷，這方面好的案例在哪裏呢？汪曾祺先生就是一個，他的故鄉高郵系列，活色生香，寫和尚的生活尤其傳神，家常的背後，其實有一種大慈悲在裏面。

　　至於隨時隨地無拘無束地向讀者發言，涉及到散文在語言傳達上應趨近明白如話的境地，這一點，林語堂先生也有過類似的看法，倡導一種家常話的表達方式，倡導一種有溫度的表達。

　　綜合以上三點，散文作家獨特的體溫，自我的血肉，敞開的狀態，明白如話的表達，這些因素熔鑄在一起，就會形成特別的文氣，而氣韻一旦形成，那將是散文作家最具辨識度的因素。這方面，如果讓我來推舉典範性作家的話，比如來自河南的馮傑和安徽的胡竹峯等，這些作家的作品可謂氣韻獨特，自成高格，可以從中讀到特別放鬆、隨便、自如的味道。

　　有真性情者謂之有真境界，若再搭配上好味道，散文的宴席上，就會有珍品的出現了。希望這樣的珍品越來越多，以饗讀者，帶去形而上的慰藉。

　　【嘉賓介紹】楚些，本名劉軍，大學文科教師，現居開封。致力於當代小說、散文的評論工作。現主持《廣西文學》散文新觀察欄目，《奔流》評論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