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風暴」里的法國電影

今年剛好距離1968年整整五十年，倫敦舉辦了一系列紀念68年五月風暴的活動。我也是在忙碌的期末偶然中接過活動傳單才想起，原來，距離那個令我著迷的、兵荒馬亂的時代已經過去半個世紀了。半個世紀前的今天，在離倫敦只有幾小時車程的巴黎，發生了戰後法國乃至全歐洲最重要的一次社會運動。

「五月風暴」太複雜了，哪怕我看了不少關於它的文章、書和紀錄片，也不敢妄自下筆評判。「五月風暴」在學術和媒體界的英文一般稱為「events of May」，但我覺得中文「風暴」翻譯得特別好，因為整個運動的確就像一場巨型風暴一樣，突然地從巴黎一小群學生中爆發開來，以前所未有的驚人速度發展成為全國性質的大罷工，然後又迅速地消散，像龍捲風過境一樣，風捲殘雲般地給還沒反應過來的人們留下一地複雜的、凌亂的「遺產」。

關於五月風暴的起因眾說紛紜，大體不外乎是對越戰的厭惡，對壓抑的大學生活的不滿，對等級制度的懷疑，對社會和家庭權力的反叛等等...總而言之，一種左翼的思潮和懷疑一切的精神橫掃了當時巴黎的大學生們，讓他們在68年的初夏成了全世界的焦點。

限於篇幅和學識，我決定淺談「五月風暴」與法國電影。

在這場涉及整個法國多達九百萬人的罷工、抗議等一系列遊行活動里，我以前就很好奇，六十年代一直活躍在先鋒的法國電影界是怎樣的態度？那些早就用攝影機反叛了好萊塢式文化制式的新浪潮導演們，看到巴黎大學生們上街遊行反對美國政府主導的越戰時，又有什麼反應？

「五月運動是不可避免的（The movement of May is irreversible)」，1968年八月的《電影手冊》，作為五月風暴紀念特刊，是這樣開頭的。

而法國電影與五月風暴一開始就密不可分，因為電影界的一件大事——朗格盧瓦事件，可以看成是五月風暴的一頁序章。

1968年2月，法國政府突然插手干涉法國電影資料館（Cinémathèque Fran?aise）的事務，撤銷了亨利·朗格盧瓦作為館長的職位（法國電影資料館是一所由法國政府出資的私立文化機構，成立於1936年，主要職責是保存、修復和傳播法國的電影遺產，後來拓展為世界性的電影資料中心）。

戴高樂政府的這一舉動直接捅了法國知識分子界的馬蜂窩，不僅因為資料館本身就是極為重要和具有影響力的電影文化機構，與絕大部分法國電影人都有密切關係，正如戈達爾說的，「我們都是法國解放和電影資料館的孩子」；也因為亨利·朗格盧瓦是當時法國電影界最具名望的人物之一，他的突然下台，引起了大家的憤怒聲討。結果沒過幾天就是上千人的遊行，接著由戈達爾、特呂弗、布列松等新浪潮領頭人及著名作家羅蘭·巴特等人組成 的特別委員會成立了，目的是維護法國電影資料館獨立地位。不難想像，這些電影界和文化界大腕的加入，很快把這件」內政」變成了國際焦點，並且在國內也從電影界新聞擴散成了國民談論的大事，連遠在海外的畢加索、卓別林以及隔壁學術圈的波伏娃等人都紛紛發言聲援。

從三月到四月，法國政府都疲於應對來自海內外各界的批評聲，終於在四月末頂不住壓力，於是朗格盧瓦又被民主投票的方式重新選成了主席。《電影手冊》的當月刊高調慶祝他的重新當選，但這一勝利的代價卻是政府將給法國電影資料館的撥款削減了一百多萬法郎。

從這以後，愛搞事兒的法國電影界就不太寧靜。

最直接的後果，就是1968年戛納電影節在中途被迫取消。那一年的戛納電影節，正趕上五月風暴的狂風驟雨，儘管遠離運動中心巴黎，仍然從一開始就因為罷工而一波三折，有驚無險地開了幕。在開幕晚宴之後沒幾個小時，巴黎拉丁區的學生們和警察展開了激烈的巷戰，清晨來臨，全國性大罷工啟動。

在戛納電影節開始前，特呂弗曾建議電影節主席、也是戛納電影節創始人Robert Favre Le Bret主席暫停本次電影節，被主席拒絕。戛納向來是電影藝術的至高盛典，是「自己的宇宙」，觀眾們走進影院欣賞電影人為他們造的幻夢，但這次，現實的洪水已經淹到了家門口。

戈達爾和特呂弗帶領的「革命委員會」，在電影節開幕後趕到戛納，決意阻止戛納電影節的繼續進行，並且計劃將戛納電影節的取消作為電影界支持巴黎大學生們的象徵，以及對整個法國電影界被好萊塢商業電影體制「腐蝕」的批判。

新浪潮旗手之一路易·馬勒退出了評委會，與年輕氣盛的戈達爾一起大鬧片場，帶著近30個人衝進戛納用於放映的電影宮，擺上椅子，拉上帷幕，企圖阻止電影的放映。接著就在這片電影聖地爆發了一陣混亂的扭打，戈達爾又再次丟失了他的眼鏡。

慷慨激昂的政治辯論也從索邦大學的教室轉移到了戛納電影節的影廳里，視力模糊的戈達爾繼續發表演講，指責盛裝而來的客人們「不夠革命」。同為評委的波蘭斯基也辭職了，加入這場從藝術到政治的辯論。

於是，就在開幕一周後，主席Le Bret無奈地走進革命委員會的小房間，告訴他們，本屆戛納電影節到此為止。

但「五月風暴」給戛納留下的也不全是壞的回憶。如今作為戛納最具開放性和實驗精神的「導演雙周」單元，就是從68年那個五月開始的。特呂弗以導演工會名義帶頭組織了「導演雙周」影片競賽單元，1969年被納入重新啟航的戛納電影節的一部分，結果「導演雙周」作為當時一次無心插柳的結果一直走到今天。

「五月風暴」後，原本計劃中的許多電影項目被迫停擺了。記得當時讀法國編劇卡利耶爾的書《烏托邦年代》，寫他作為一個電影界人士在1968年風暴的節骨眼上，非常神奇地剛好在紐約、巴黎（及戛納電影節）和布拉格三地停留，成為了一個難得的紐約嬉皮士運動、巴黎五月風暴和布拉格政治風波的直接見證者，既幽默又扣人心弦。他在書里寫，當時布努埃爾在籌拍的新片《銀河》，以及卡利耶爾自己已經寫好的兩個劇本都停了；本來他還計劃導演一個話劇，結果女主演員熱情地投身於五月風暴的宣傳中，對於話劇排練不聞不問，他「也只好不想這事了」。

與此同時，電影界開始湧現「激進電影創作小組」（Radical Film Group），他們決定以實際行動抵制現有的法國電影產業，他們嘗試集體創作劇本，集體討論分鏡頭，將原本在主流電影業集中於某個人或某幾個人的權力分配給每個成員。在戈達爾自傳影片《敬畏》里也有表現這一段歷史，當時戈達爾與讓-皮埃爾·戈蘭組成「吉加·維爾托夫創作小組」，為了向他心中極具實驗精神的電影大師吉加·維爾托夫（《持攝影機的人》導演）致敬。為了實踐這種新的電影製作方式，以及探索電影與社會、電影與意識形態的關係，「吉加·維爾托夫創作小組」一共拍攝了九部電影，按戈達爾的話說是「以政治的方式拍政治電影」（make political films politcally)，但最後只有一部美麗的簡·方達主演的《一切安好》進了院線，不過戈達爾老爺子一點兒都不氣餒，不折不撓地繼續他長達一生的電影旅程。

「五月風暴」就這麼風捲殘雲地過去了，戛納電影節再也沒有遇到過能嚴重到讓它被迫停辦的事件， 依然一年年造著盛大的光影幻夢；但另一方面，「五月風暴」提出了關注階級的課題，法國乃至歐洲的電影人們開始捫心自問：藝術創作是給哪個階級看的？以什麼樣的形式？我們需要在作品裡關注什麼樣的問題？我們如何在電影里體現社會意識？

或許，「五月風暴」更像一個意味深長的開始，開啟了一系列圍繞「藝術與意識形態」複雜且影響深遠的辯論和探索。「五月風暴」之後，電影在聲光幻影之外被賦予了更多的責任與價值，由此才得以形成我們今天看到的電影史。每每提起巴黎，便忍不住會想起這些曾經改變了電影歷史的瞬間，一次暴烈短暫的革命，也是一次藝術的催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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