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泰晤士河邊人潮往來,不時有人停下來看手錶或手機確認時間。而此時位於南岸的泰特現代美術館的布拉瓦尼克樓(Blavatnik)里,正在展出藝術家克里斯蒂安·馬克雷(Christian Marclay)創作的視頻裝置作品《時鐘》(The Clock)。黑暗的放映廳內,聲畫於現實中構架出同步的虛擬時空。自2010年初現倫敦白立方畫廊後,《時鐘》在包括法國巴黎蓬皮杜中心,美國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等展館巡迴展出,並於2011年的第54屆威尼斯雙年展上贏得了金獅獎,如今才又回到倫敦。

泰特現代美術館中正在播放《時鐘》

自首映以來,《時鐘》每到一處,都是好評如潮,在世界範圍內受到追捧。對此,泰特現代美術館策展人克拉拉·金(Clara Kim)和費奧坦·莫蘭(Fiontan Moran)在接受《藝術新聞/中文版》採訪時指出,「很大一部分的吸引力在於,短短几分鐘的時間內,觀眾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場景、演員和情感,這些往往是非常熟悉的,但又被放在了一個新環境中。而當我們在安裝這件作品並反覆觀看時,還注意到部分吸引力也來自於馬克雷對所有場景的巧妙處理。」

克里斯蒂安·馬克雷,《時鐘》片段

這部全長24小時的影片,包含一萬多個的影視片段,橫跨影史各個階段,多個地域。導演馬克雷採用蒙太奇手法將這些作品中與「時鐘」相關的片段剪輯銜接在一起,輔上配樂而成。其中片段所指的時間與現實中的當地時間同步,比如當地早晨的時候,作品中的片段大多是人們在起床,洗漱,早餐,而到了晚上則都是晚餐,娛樂,休息入睡等。

藝術家克里斯蒂安·馬克雷

創作之初,馬克雷僱傭六位助手在成千上萬的作品中搜尋與「時鐘」相關的部分。每人負責一個類型:驚悚、科幻、喜劇等等,然後花了三年完成剪輯。每天十到十二個小時的剪輯過程,將他累垮,令他感到「恐怕是沒法兒再來一次」。馬克雷認為,「這像是一部《尤利西斯》(Ulysses)般的長篇小說,而其中的每個小時各成一個篇章」。愛爾蘭作家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的《尤利西斯》也是以時間為順序,講述了主人公在一日晝夜內的日常生活。馬克雷還補充道,《時鐘》中最易剪輯的章節是下午五點那個小時,因為很多電影中都有人物在這個點下班回家的片段;而最難的則是清晨五點,因為不管是在電影中,還是在現實生活中,很少有什麼事會在那個點發生。

克里斯蒂安·馬克雷,《時鐘》靜幀

並且該作品中所使用的片段大多來自主流影視作品,辨認度很高。觀眾可以在熒幕上找到《扒手》(Pickpocket 1959)中的米歇爾正反覆練習偷竊手錶,《泰坦尼克號》(Titanic 1997)中的傑克剛贏得了他的船票,《呼喊與細語》(Cries and Whispers 1972)中的艾格尼斯在病床上粗重地喘息。《羅拉快跑》(Lola Rennt 1998)中的羅拉正爭分奪秒,拯救愛人。

因為每個人所認出的片段不盡相同,而每個小片段又會在觀眾的潛意識中激發聯想到整部影片,所以觀眾獲取的體驗感都非常獨特。除此之外,觀眾可以看到同一個演員在不同年齡階段的影視片段,這本身也帶來一種時間流逝,歲月易老的感觸。《時鐘》就像一個龐大的影視資料檔案庫,重現眾多的影視片段,於影迷來說,彷彿一場影史盛宴。

克里斯蒂安·馬克雷,《時鐘》靜幀

《時鐘》的創作想法並不複雜,但觀看過程卻不會感到無趣,相反,會隨著時間推進,愈加妙趣橫生。最直接的觀看樂趣來自於尋找每個片段中的時鐘和時間:熒幕上的電子鐘、手錶、大本鐘、老式掛鐘等等,就像一個搜尋遊戲。有的片段中並沒有直接顯示時間,但當觀眾看到《哈姆雷特》(Hamlet)中勞倫斯·奧利佛(Laurence Olivier)飾演的悲情王子,手捧頭骨,兀自沉思,喃喃自語時。你心想,鍾去哪兒了?再一轉念,確實,時間並不一定是以鐘錶指針的形式存在,這樣的片段也會令觀眾心領神會。

在這部作品中,剪輯手法謂至關重要。雖然《時鐘》全片沒有一個線性敘事線,但並不影響它帶動觀眾的情緒。各獨立片段之間組合、碰撞,加上配樂的作用,營造出懸疑,緊張,舒緩,推進,爆發等敘事力量。泰特現代美術館策展人克拉拉·金和費奧坦·莫蘭認為,《時鐘》的剪輯藝術是「巧妙而優雅的」,「這部作品中的片段排列是經過仔細考量的,所以前後兩個片段即使來自不同的素材,它們之前也有著某種聯繫。」

克里斯蒂安·馬克雷使用唱片製作聲音拼貼作品

除了剪輯,這部作品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於配樂和聲音設計。馬克雷是一位聲音藝術家,生於美國加州,後在瑞士長大,如今在倫敦發展。《時鐘》雖使用了大量影視素材,藝術家本人卻並不是一個影迷,他很少去影院。他最早以先鋒DJ的身份,而不是視覺藝術家的身份出道。七十年代時,馬克雷就在紐約用唱片製作聲音拼貼作品,活躍於地下音樂界。他剪碎黑膠唱片,再將不同來源的唱片碎片粘合起來,呈現出支離破碎的音樂效果。這樣的技法是他的獨創。在實驗音樂、前衛唱片主義領域馬克雷享有鼻祖的地位。一直以來,他都在探索聲音和其他藝術形式的拼貼再創造。1995年,他在《電話》(Telephones)中,將老電影中演員接電話的片段剪輯重組。2002年的作品《四重奏》(Video Quartet)中,他又將電影中的音樂片段剪切重組,合成一首全新的曲段。

克里斯蒂安·馬克雷的「Meta Concert」

創作《時鐘》時,他和另一位聲音藝術家昆汀·齊亞佩塔(Quentin Chiappetta)密切合作,為本片做了完整的聲音設計。策展人克拉拉·金和費奧坦·莫蘭說,《時鐘》的片段轉換並不是簡單地將聲音漸出,而是巧妙地將前後兩個片段的音樂融合以配合節奏的需要,有時候也會故意創造對立,讓作品具有微妙的幽默感。音量的升高降低,節奏或快或慢,輔助配樂的使用等,帶動觀眾的情緒或緊張、害怕,或舒緩、愉快,或壓抑、難熬。比如,卓別林胡亂撥弄一個掛鐘指針的畫面,搭配上一段快節奏的舞曲配樂,使得觀眾脈搏加快,好奇接下來要發生什麼。

泰特現代美術館中正在播放《時鐘》

雖然配樂和剪輯使得這部作品充滿趣味,但馬克雷稱這部作品為「memento mori」,意為「人終有一死」,認為其核心是憂鬱的。在《時鐘》里,每個片段中的人物都專註於自己的生活,在這幾分鐘里顯得無比重要,而當他們被排列在一起,就有些可憐可笑。觀眾如同上帝俯視眾生,審視著人類的自我膨脹以及他們渺小而可悲的追求,才發現其實每個人都是時間的囚徒,困於其中而不自知。

《時鐘》中有很多鐘錶被打碎,被摔破的場景,似乎象徵著人類妄圖突破時間的努力,但最終,卻歸於沉寂。「這是一場關於時間的冥想。」馬克雷說,觀眾在熒幕前,從現實的時間中暫時抽離,思考何為時間,其意義又在何處。

泰特現代美術館的

布拉瓦尼克樓,圖片來源:

FAD Magazine

因為整部作品覆蓋全天,觀眾通常只會觀看其中一段。這就決定了《時鐘》需要特殊的展出地點,讓觀眾可以隨時進入和離開。導演本人對此非常堅持,但一般的影院很難做到。兩位策展人表示,直到2016年泰特現代美術館新建了布拉瓦尼克樓後,才有合適的場地展出這部作品。

《時鐘》中的片段順序並無優先,沒有既定的開頭與結尾,也不像一般的視頻作品那樣構建完全的虛擬世界,而是將現實與虛擬結合,和現實世界同步走動的時間時時刻刻都在提醒觀眾,是否要繼續觀看。所以正如導演本人所言,這部作品其實是始於觀眾進入放映廳的那刻,終於觀眾選擇離開之時。

(採訪、撰文/坎寧)

《時鐘》藝術裝置展

泰特現代美術館

展至2019年1月20日

* 如無特別說明,

本文圖片由

泰特現代美術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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