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28日，朱麗葉出生於英國倫敦，在她6歲時，小朱麗葉得了一場重病，她患上了支氣管炎和肺炎。事實上，她病得很重，醫生甚至準備爲她簽署死亡證明。不過，她最終活了下來。然後，8歲的朱麗葉開始被父母送往世界各地，和一些她不認識的人一起生活。

　　朱麗葉的父母希望炎熱的氣候有利於他們女兒的健康。因此，朱麗葉剛到巴哈馬幾個月後，她又被送走了。這次，她被送去了新西蘭的亞熱帶島嶼灣。當朱麗葉13歲時，她的父親在新西蘭的南島坎特伯雷大學找到了一份的工作，她才能與家人團聚。

　　寶琳·帕克於1938年5月26日出生在新西蘭的克賴斯特徹奇，就像朱麗葉一樣，寶琳小時候也病得很重。她患有骨髓炎，一種影響骨骼的傳染性疾病。所以，當朱麗葉和寶琳在基督城女子高中相遇併成爲好友時，這就不足爲奇了。朱麗葉和寶琳都不能參加體育活動，她們把注意力集中在對書籍的共同欣賞上，女孩們忙於寫作，寶琳甚至告訴父母她正在寫歌劇。

　　更重要的是，隨着女孩們友誼的發展，她們創造了一個豐富的幻想世界，連同她們自己對天堂的詮釋，她們稱之爲第四世界。朱麗葉和寶琳的父母都懷疑女孩的友誼有點不尋常。寶琳的母親甚至帶着女兒去看了一個醫學專業人士。儘管她們對彼此的感情很強烈，但幾乎沒有證據表明這段關係有什麼不正常的地方。

　　當朱麗葉14歲時，她的健康又一次惡化。她在一家醫療機構裏呆了幾個月，這短暫的分離只是讓兩個女孩更親近了。朱麗葉說，寶琳每天都和她保持聯繫。朱麗葉出院後的一天，她撞到了母親與另一個男人的不光彩畫面，這也最終導致父母的婚姻走向破裂。隨着離婚的臨近，朱麗葉的父親決定離開新西蘭。

　　最初，朱麗葉的父親打算把朱麗葉留在基督城和她母親在一起。然而，就在他離開之前，他發現她的女兒與寶琳正在密謀逃往美國，她們希望靠寫小說賺錢。這一發現讓朱麗葉的父親改變了計劃，他打算把他的女兒送到南非，在那裏有他的一個親戚。但朱麗葉要求寶琳陪她一起去。這一想法遭到了雙方父母的反對，但他們都沒有料到，他們將爲此付出多麼可怕的代價。

　　1954年6月22日下午，朱麗葉和寶琳實施了她們的邪惡計劃。她們邀請寶琳的母親霍諾拉一起去維多利亞公園散步，朱麗葉帶着一堆藏在口袋裏的裝飾性鵝卵石，她走在最前面， 她一路走，一路故意把石頭掉在地上。然後，寶琳的母親彎腰去撿這些五顏六色的石頭，就在這時，寶琳從口袋裏拿出一塊用長筒襪包着的磚頭，直接擊中了她母親的頭部。當霍諾拉摔倒在地上的時候，她的女兒並沒有停手，接下來，朱麗葉回到了寶琳身邊，幫助她的朋友進行了惡毒的攻擊。

　　朱麗葉和寶琳在逃離現場時碰到了當時值班的保安。這兩人身上沾滿了霍諾拉的鮮血，然而面對保安的質疑問，她們大膽地捏造了一個故事。她們說寶琳的母親絆倒了一根木頭，摔倒時頭部受到了重擊。寶琳的父親隨後前往公園，他在一棵樹下發現了霍諾拉的屍體。當時，女孩們在附近的水池裏一邊清理着手上的血跡，一邊還在咯咯地笑着。當局隨後趕到，警察把朱麗葉和寶琳拘留了起來。

　　1954年8月28日，朱麗葉和寶琳被判謀殺罪。由於女孩們的年齡，她們沒有被判處死刑。16歲的波琳被送到北島的惠靈頓的一個監獄。與此同時，15歲的朱麗葉被關押在奧克蘭的伊甸山監獄。在審訊中，保琳日記中的一些段落在法庭上被呈現出來。“爲什麼母親不能死？成千上萬的人在死亡。爲什麼不是父母呢？”

　　1959年11月，兩個女孩都從各自的監獄中釋放出來，在獄中服刑不到6年。爲了逃避過去，她們出獄後都換了新名字。根據一些報道，朱麗葉和寶琳獲釋有一個條件：她們再也不能聯繫對方。朱麗葉改名爲安妮，在獲釋後立即離開了這個國家，並最終在蘇格蘭北部的一個偏遠的漁村定居下來。1979年，她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小說，最終實現了她和寶琳曾經共有的夢想。事實上，安妮成爲了一個受人尊敬的犯罪作家，但讀者並不知道她的過往。

　　安妮寫了許多成功的書，這些書大多屬於偵探小說和歷史奧祕類。2001年，她甚至因短篇小說《英雄》獲得了著名的埃德加獎。與此同時，保琳以希拉里的新身份離開監獄，定居在奧克蘭。希拉里的獲釋受到了某些條件的制約，最初她是不被允許離開新西蘭的。然而，當1965年禁令到期時，希拉里在蘇格蘭海岸的一個偏遠羣島安頓下來。

　　安妮和希拉里似乎已經利用她們的新身份成功地消失了，或者她們是這麼想的。直到1994年，一切都變了。導演彼得·傑克遜開始拍攝《天靈生物》，一部基於一個令人震驚的真實故事的電影：40年前霍諾拉在基督城被謀殺。這部電影成功的一個關鍵，就是它再次把青少年殺人犯的可怕故事帶到公衆的關注範圍。在這部電影登上電影院之前，一名記者找到了安妮，並向全世界公開了她的身份。

　　“這似乎太不公平了，”安妮說，“作爲一個體面的社會成員，我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受到了威脅。我的生活又一次被別人詮釋了。這件事曾經發生在法庭上，作爲一個未成年人，我不能說話。現在有一部電影，但沒人願意和我說話。”安妮甚至說她當年的行爲只不過是幫好友的忙：“寶琳是我住院時唯一給我寫信的人，她威脅說，如果我不幫忙，她就自殺。”

　　今天，安妮雖然成功了，但從她的言語中，她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犯下的罪行，她甚至還在爲自己開脫。所以，即使她再成功，她也不配被人尊重。另外，反思這個可怕的案例，父母在孩子的成長中也是有責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