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作者黃仁宇先生，美籍華人，1943年輟學參軍，加入駐印遠征軍，任新一軍上尉參謀。後赴美求學，密歇根大學歷史博士，以明史專家，大歷史觀的倡導者而聞名於世。

《萬曆十五年》的基本結構：

作者從萬曆皇帝入手，從集權社會的中心向下輻射，分別選取兩位內閣首輔：張居正，申時行，另外選擇三位此朝的幾位代表人物：清官海瑞，名將戚繼光以及哲學家李贄。

皇帝、首輔、高級將領、文官和思想家，帝國上層階級的主要類別代表，折射了整個社會的陰陽兩面。而這五個對後世有影響的人物，要麼身敗，要麼名裂，要麼身敗名裂。一個徹底腐敗的體制下，一切努力都是徒勞的，頂多只能延長帝國走向窮途末路的時間。

《萬曆十五年》的開場白是這樣的： 公元1587年，在中國為明萬曆十五年，論干支則為丁亥，屬豬。當日四海昇平，全年並無大事可敘……總之，在歷史上，萬曆十五年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平靜之下，卻隱藏著大明王朝乃至整個中國命運轉變的伏筆。

明朝政體中文官制度對皇權的壓制極大，皇權和文官制度的衝突在萬曆十五年（1587年）徹底爆發，年僅24歲的萬曆皇帝在這一年徹底失去了勵精圖治的心志，採取消極應付的態度，躲入後宮不再上朝。

五年後（萬曆二十年，公元1591年），隨著和稀泥本領超強的首輔申時行退休，對大明朝有著深刻理解的人都死光了。此後東林黨崛起，夸夸其談之輩登世，大明王朝開始一步步走向滅亡的邊緣。

《人民的名義》中，《萬曆十五年》反覆出現，可以說是一條隱藏極深秘密貫穿全局的暗線，暗示著一件事情，對於萬曆十五年的大明帝國，要麼對文官體制徹底改革，讓大明帝國涅槃重生；要麼等待大明帝國分崩離析，煙消雲散。

國家主流媒體的方向，代表著政府希望引導的社會輿論方向和政策調整方向。本劇對現實社會的意義——要麼反腐中興，勵精圖治；要麼坐待國家沉淪。

2

張居正：

萬曆皇帝少年登基，卻在首輔大臣張居正的管制下，成了一隻被關在籠里的金絲雀。張居正被譽為千古一相，以銳意改革著稱，張居正新政無疑是繼商鞅、秦始皇以及隋唐之際革新之後直至近代前夜，影響最為深遠、最為成功的改革。

張居正在世時權力大於天，皇帝對他的信任也達到了極致。各種陽謀陰謀操縱朝臣，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意圖以一己之力在膠柱鼓瑟的制度之外另外形成一個獨立的「行政機構」，以彌補明朝的行政的缺陷。

然而人治達無論達到什麼樣的巔峰，最後結果都是人亡政息，前功盡棄。張居正死後，在改革中利益受損階層的反攻倒算下，萬曆下令抄家，並削盡其宮秩，迫奪生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張居正在世時所用一批官員有的削職，有的棄市。隨之，張居正生前的改革措施也被取消，幾十載的榮華，轟轟烈烈的改革，一朝便化為烏有。

當年明月評價張居正說：

他是一個天才，生於紛繁複雜之亂世，身負絕學。他敢於改革，敢於創新，不懼風險，不怕威脅，是一個偉大的改革家。他獨斷專行，待人不善，生活奢侈，表裡不一，是個道德並不高尚的人。

劇中李達康在行事為人風格亦是如此。

申時行：

申時行此人深諳為臣之道，擅長和稀泥，始終堅持調濟折中原則，然而在失去了張居正的龐大帝國，中庸之道無法起到震懾朝政並影響輿論的作用。

同樣是人治模式，張居正過於陽剛，至剛易折，最後人亡政息。申時行過於陰柔，以恕道待人，認為僅靠道德作為施政之本即可使整個國家機構運轉正常，然而以德服人難敵人性的晦澀，結果是柔不可守的無解之境。

缺乏陽剛震懾的朝堂之上，愈演愈烈的文官之爭，重文輕武的清流誤國，都為日後帝國潰亡埋下了伏筆。

劇中季昌明一片樹葉掉下都怕砸到腦袋也是有相似之處。

海 瑞：

萬曆十五年，海瑞去世，這位耿直而又極度清廉的文官一生堅守倫理綱常必須高過個人私慾，要求自己排除一切利己的動機，保持簡樸，不貪不染。即使退隱荒涼瘴癘之區孤獨終老。

海瑞是清正廉潔的道德典範，但在我們文化特質的社會中，逃不過「只能傲霜雪，不能為棟樑」的命運，他的行為，不能也不可能成為全體文官的辦事準則。

縱觀海瑞的一生，他的作為無異於是大明朝糜爛社會的一股清流，是大明朝官僚體系中清廉的象徵。正因為他的存在，大明的官僚體系才會有個可參照的道德標杆。隨著他的離去，大明帝國的朝堂再無參照點，文官黨同伐異，為了反對而反對，最後盲人瞎馬的迷茫斷送了整個帝國。

劇中的易學習幾乎就是照這海瑞這個人物刻畫描寫的。

戚繼光：

萬曆十五年，戚繼光逝世，一代軍事奇才，而他的功成名遂，離不開張居正的賞識。平海寇，服俺答，戚繼光出任薊州總兵，研發戰略戰術，寫下了十八卷本《紀效新書》和十四卷本《練兵實紀》等著名兵書，然而張居正死後，戚繼光作為前首輔遺黨被調任後自請退休。

戚家軍不斷膨脹的軍備實力已然打破文官集團所謂的平衡，亦成為張居正身前謀反的鐵證。將星隕落，古老帝國喪失了重整軍備的最好良機。他的離去，讓大明朝失去了在軍事上繼續保持軍事優勢的機會，幾十年後，大明帝國敗給了白山黑水間的韃子。

正史中的戚繼光有能力，也懂潛規則，該貪的時候貪，該送的時候送，有能力也有污點。劇中的祁同偉至少有一半是參照戚繼光刻畫的，即使知道貪也不能不用，就像高育良對祁同偉。

李 贄：

這位寫作《焚書》《藏書》的思想家，看穿了「陽為道學，陰為富貴」的官僚社會，繼承心學主張，試圖改革儒家學說，可惜終是不敵社會大勢和人性晦澀，最終被捕入獄，自盡而死。

3

在大明帝國，一項政策能否付諸實施，實施後或成或敗，全靠看它與所有文官的共同習慣是否相安無擾，否則理論上的完美，仍不過是空中樓閣。

大明帝國對人民的宗旨是在「黎民不飢不寒」的低標準下維持長治久安。這種宗旨的推行辦法只能靠全體文官的合作，不可能通過直接與農民合作來實現，因為農民不讀書，不明理，缺乏共同的語言。也不可能通過和各地紳士合作來實現，因為他們的分布地區過廣，局部利害不同。

全國1100多個縣，其中萬別千差，又何能由朝廷訓令，使得多個縣個個個做事符合機宜？帝國施政的要訣，只能是以抽象的方針為主，以道德為一切事業的根基。促進文官之間的互相信賴與和諧。

2、要影響全體文官，必須平衡各方勢力的政治利益訴求，作為文官之首的首輔申時行必須成為最大的和事佬，甚至被批評為犧牲原則的政客，申時行堅持調濟折衷的原則，因為他看透了國家為解決問題而設立文官，同時帝國最大問題也就是文官。（這就是《人民的名義》里強調的政治平衡）

3、要消除文官中不願公開的私慾是不可能的，任何力量面對人性的時候，人性恆勝，這是人類這個物種與生俱來的存在。

很多野史和小說的記載，一個人得中進士，立即有人前來出謀劃策，如何買田放債，如何影響訴訟，如何利用權勢作額外收入的資本。京城的一些放債人經常借錢給窮困的京官，一旦後者外放任地方官，這些債主就隨同任所，除了取回借款之外，自然是權力之下的生財有道。而官員本身對待私慾因人而異，兩袖清風分毫不取者有之，搜刮自肥聲名狼藉者有之，中間大多數人遊走於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間，取陋規補官俸之不足，以保持體面生活。這三者的差別，也就是文官之間不能和諧的一大原因。（《人民的名義》里精彩的戲劇衝突，正是不同官員對待私慾的差別）

4、各式各樣的社會關係也使他們結成各種小集團。出生於一省一縣，是為『鄉誼」。同一年考中舉人或進土，是為「年誼」；婚姻裙帶關係，包括男女雙方的遠親近屬，是為「姻誼」。這多種的「誼」堤形成文官派系的一個主要原因。（《人民的名義》里的師生關係設置，跳不出歷史的窠臼）

5、表面上的寧靜通常是虛幻的。文官集團缺乏應有的和衷共濟，反而集中了無數的利害衝突，當中樞失去領導全局的能力，又無可行的制度時，忠於職守者缺乏信心，貪污腐敗者更加有機可乘，文官集團迅速腐壞，整個王朝無可避免的走到了崩潰的邊緣。

6、貴為天子的萬曆皇帝，他的權力大多帶有被動性。他可以把他不喜歡的官員革職查辦，但是很難升遷拔搖他所喜歡的官員，以致沒有一個人足以成為他的心腹。他對大臣們的奏摺作出決斷，可以超出法律的規定，但是他沒有制訂法律的力量；官僚之間發生衝突，理所當然地由他加以裁奪，但是他不能改造制度以避免衝突的發生；各邊區的軍事問題必須奏報他，但他自己不能統率兵將，也沒有整頓軍備的可能。

4

所謂的萬曆十五年，實為1587年，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但在這一年發生的許多瑣細小事,卻如青萍之末成為帝國走向崩潰的前兆。

一個國家的興衰，實在與體制有太大關係。朝代更迭的周期律，很大程度源於人治的不確定性，一個國家忽視了法治，結果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