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0萬，上映一週的《地久天長》早早刷新了王小帥電影的票房紀錄。

畢竟“起點”很低，從《青紅》《左右》《日照重慶》到《我11》，此前王小帥沒有一部電影在國內

的票房超過500萬。

“趁熱打鐵”的王小帥並沒有滿足，還在繼續吆喝，於是就有了27日的“朋友圈營銷”：

一個自認有責任、講情懷、反霸權、炮轟市場不公的導演把自己的作品解讀爲泡妞神器？

當私下帶調侃性質的朋友圈傳遍網絡，引發了廣大網友的極度不適。王小帥被票房“逼瘋”了？

許多網友直言：丟人、吃相難看、太LOW……

很快，王小帥自己在微博迴應了：

27日晚，王小帥發文迴應此事，稱：“看來我不適合搞營銷。就是想說喜歡的一定要多轉發推薦！謝謝朋友們支持。 ”

這回應說明了兩件事：

一，“營銷宣傳文案”真出自導演本人之手，沒有背鍋俠。

二、王小帥的幽默太笨拙，王小帥的曖昧很悲哀。

從文藝青年偶像到油膩中年代表，只有一條朋友圈的距離。王小帥像蘇大強一樣作。

憤怒與曖昧，是經歷過從“地下”到“地上”的王小帥的兩面。更悲哀的是，這也是他唯一懂得的與市場與公衆溝通的兩種“營銷”方式。

王小帥這輩子都被“營銷”二字害了。

在零票房的“地下導演”時代，文藝片、嚴肅電影的營銷很簡單，就是參加歐洲三大影展。王小帥做得不錯，歐洲三大走了個遍，還拿了不少獎。

2001年他帶着高圓圓主演的《十七歲的單車》去了柏林，最終捧回了評審團大獎，但因爲影片並未過審，屬於私自參展，王小帥被禁了三年。對於這個風險，王小帥不是沒有預判，但名揚國際影壇對包括他在內的第六代誘惑實在太大，多少電影因禁而名。

由此，王小帥也開始陷入了某種悖論。他的電影總能入圍歐洲三大電影節，在評論界收穫一片好評，但在登上大銀幕後往往摔個粉碎。

2004年，王小帥的《青紅》入圍戛納電影節，這也是他拍了12年電影第一次作品能在國內上大銀幕公映。

從地下到地上，王小帥們遇到了新問題——正如電影局官員在給第六代“解禁”時說的一句話：今天我們給你們解禁，但你們要明白，你們馬上就會變成市場經濟中的地下電影。

面對市場經濟，王小帥的溝通方式，在媒體報道中通常濃縮爲兩個字——炮轟。

搜索他的新聞，從《青紅》《左右》《日照重慶》到《我11》、《闖入者》……幾乎每部新片上映，都能搜索出“王小帥炮轟”的新聞標題……

票房這個話題把王小帥問煩了，也問毛了。最具代表性的一幕出現在2009年上海國際電影節。

王小帥與陸川、甯浩、魏德聖參加“中國製造——中國電影市場需要怎樣的電影”論壇。王小帥並不樂意與其他3位導演歸爲一類。4人中唯一不是“億元俱樂部成員”的王小帥直言：“他們仨票房都過億了，但是作爲導演，他們仨都失敗了。”王小帥甚至表示，雖然其他3人比他有錢，但“我扛着，人有一口氣，就要有尊嚴”。

王小帥繼續拍着自己的電影。他扛着，但也在變通。

拍《日照重慶》主演用了范冰冰等明星，上映時王小帥半開玩笑說，這片子的票房就靠范冰冰了。最後，範爺也沒能扛住。而用明星扛票房這個“套路貸”在《地久天長》也出現了。

到了《闖入者》，罕見地出現了廣告植入，王小帥說自己從不排斥植入廣告，還希望多來一點。

他完整地組建宣傳團隊，投入宣發費用，買廣告，跑路演，做落地活動，發微博……王小帥的營銷一路認認真真做下來，發現市場拍片根本不受影響……

王小帥們的炮轟都是爲了在殘酷的商戰中存活下來。正如他在《闖入者》上映時所說：我要的不是票房，是成本！

對於“沒票房”，王小帥一直不服氣：“你至少給我多點上場的機會啊，我還沒開始，你就說我該結束了，直接判了我死刑，現在最多就是個死緩，這不對。”

有意思的是，在王小帥《闖入者》“炮轟排片”之時，幾乎是同一檔期的另一位受害者、《念念》導演張艾嘉卻發表了這樣一條個人聲明：

“我說過成功在字典裏的意思就是‘把事情做好’。而我們存在的意義在於繼續把自己的工作當一回事，有一份尊重去做好它。我接受票房的事實，但不認爲這是失敗。感謝所有相信真善美的同路人。我們沒有回頭路可走，只有走得更堅定，更艱困，更清晰，更真誠，直到最後一刻。”

念念不忘，必有迴響。張姐這份心境，是憤怒的王小帥所沒有的。因爲王小帥的另一面是曖昧。

《日照重慶》興高采烈走了戛納紅毯，回到國內走商業院線宣傳點是“王小帥商業轉型”。發現“此路不通”後，投資方憤怒炮轟王小帥。

對票房，王小帥的態度其實很奇怪。

當年上鳳凰衛視，他和主持人何東一起抨擊大導演太過商業化。王小帥一臉驕傲地說，“我對物質要求不高，別人拍電影拍出十幾個宅子我不羨慕，我就想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那時候王小帥還以獨立導演自居，真要拍商業片的話“我真幹不了那事兒，我沒這本事”，旁邊何東補了一句，“他們得擔待着”，不知道是嘲諷還是真心，王小帥歪着頭說了一句，“小剛藝謀真辛苦他們了”。

王小帥曾經說過張藝謀本來有可能比現在偉大得多，甚至有一次記者問到說他的電影商業化的時候，他相當激憤地說：“你們已經失去張藝謀了，還想再失去一個王小帥？”

我們也許失去了張藝謀，但這些年也有不同收穫。《白日焰火》在國內拿了1億票房，《桃姐》也有7000萬，文藝片不再和低票房劃等號了。就在這個檔期，《綠皮書》的票房已經4.7億了。

以前大家都沒票房，還可以說是觀衆沒有觀影習慣，但現在的情況還能說文藝片、嚴肅電影沒有觀衆嗎？王小帥不能不尷尬了。

王小帥唾棄如今的成功學。他曾說：

“我們現在所有議論的話題都是隻盯着結果，收視率，甭管是真的假的，只要飆升了，就不管這個作者或者這個電影好不好，只要票房飆到什麼程度，就認爲是成功。到處都是成功學。”

但經歷了一次次的票房慘淡，他迫切希望有一次成功。

因爲沒有人願意欣賞死屍，大衆只相信見證奇蹟。

《地久天長》的製作成本不得而知，最終票房四五千萬，是不是滿足了王小帥對成本的需求？也不得而知。

2016年，王小帥劉璇夫婦宣佈成立電影公司冬春影業。取名冬春，是王小帥的一種情懷。

據賈樟柯回憶，當年王小帥爲了拍《冬春的日子》，扒着拉煤的火車，去出產地保定買便宜的樂凱黑白膠片。“今天已經發福的王小帥，那時候一定青春年少，身手矯健。河北大地繁忙交錯，呼嘯而過的無數列車上，原來還搭乘過一個青年的電影夢。”

許多年後，王小帥把這個夢定義爲——公司不會融資，也就不會被資本控制，可以拍一些自己想做的電影，也包括商業電影。

當今年《地久天長》在柏林獲獎時，不知道王小帥是否會想起一年之前同一個地方另一部獲獎的電影——冬春影業出品、由他擔任監製、胡波執導的《大象席地而坐》。

關於2017年29歲的胡波之死，社交網絡引發強烈反響，形成了鮮明的兩派意見：

一派認爲是王小帥逼死了胡波，指責王小帥強制要求胡波把4個小時的電影剪輯成2個小時，並在被拒絕後剝奪了胡波的版權，才導致了胡波的自殺；而反對派則認爲，王小帥提出的要求是合理的，其做法也是符合商業規則的，不應該爲胡波的死承擔責任。

胡波與王小帥

如果是遵循商業規則，王小帥會逼自己把175分鐘的《地久天長》剪成2個小時嗎？

他還會記得公司成立接受採訪時所說的話嗎？

“年輕人想拍電影的心當然很自然，熱情也很自然，但真正毀了他們是成年人，他們老了，拿着資本想趕快創造奇蹟，拔苗助長的是他們。”

他還記得自己批判第五代霸權時的那種銳氣和自省嗎？

後來的我們終究還是成爲了自己討厭的人，也許這纔是最殘酷而悲哀的事。

如今的王小帥其實早已不炮轟了，而更像“撒嬌求關注”，此次玩類似“速激7”和“速8”梗的朋友圈“營銷文案”就是最具代表性的體現。

這也是無奈。

隨着紙媒的衰落、關門，當年還能爲“情懷”背書的記者們大多都轉行了，“炮轟”這種極端方式顯然已經不能獲得同情和關注。沒有道德制高點，沒有精英話語權，他只能融入社交平臺自媒體的新語境，學習一種全新的語言，只是這“比拍商業片難多了”。

看了王小帥的朋友圈，有一位網友憤怒而天真地發問：“拍文藝片是爲了泡妞嗎？”

其實，我很想回答說：

是的。

很早以前是這樣的。

可惜，後來他們想多了。

終究悲哀的中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