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用“一國兩制”的構想解決祖國統一問題，是和實現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分三步走的發展戰略相關聯的，是和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體任務相關聯的。也有人講，50年方針不變的制定帶有很大的偶然性。關於這個問題，後來有些外國朋友到北京提了出來：爲什麼香港現行的制度50年不變？有什麼根據沒有？小平同志說：這也是有根據的，它也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的。採取“一國兩制”的辦法解決香港問題，不是一時感情衝動，不是玩弄談判的手法。小平同志說：中國現在制定了一個宏偉的目標，就是國民生產總值在兩個10年內，即到本世紀末翻兩番，達到小康水平。就是達到了這個目標，中國也不算富，還不是一個發達國家。所以這隻能算是我們雄心壯志的第一個目標。中國真正發展起來，接近而不是說超過發達國家，那還需要30年到50年的時間。如果說在本世紀內我們需要實行開放政策，那麼在下個世紀的前50年裏中國也不能離開這個政策。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是符合中國的切身利益的。所以我講“50年”，不是隨隨便便、感情衝動而講的，它不只是爲了安定、籠絡人心，而是考慮到香港的繁榮穩定和中國的發展戰略有密切關聯。至於50年之後怎麼樣了？小平同志又說：前50年裏不能變，後50年裏不需要變。他這樣的講法，就把香港的50年不變和我國的發展戰略關聯解釋清楚了。在當時，我們吸收外資60%以上是經過香港這一渠道進入大陸的。我們的轉口貿易有2/3是通過香港出口的。按照“一國兩制”的構想和我們對香港實行的方針政策，香港在1997年後很長時間內會成爲我們對外吸引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的重要窗口和渠道。也就是剛纔講的在收回主權的前提下，可以繼續收到充分利用的效果。這是香港的經濟能夠成爲我們內地廣大地區的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的補充，也就是爲下個世紀，使我國達到中等發達水平做出貢獻。那麼，50年以後怎麼辦？小平講過，50年以後中國已經比較發展了，到那時候我們還能小裏小氣地處理香港問題嗎？

後面還要講到在基本法起草過程中，小平同志對“一國兩制”構想的全面闡述，更體現了他的辯證思維。

1982年9月16日，小平同志在一次談話中，對解決香港問題的總方案拍了板。概括地說，當時中方確定的談判方針就是：“必須在1997年全部收回香港地區和在不損害國家主權的前提下，保留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變。”按照小平當時的話講：“一切文章都要在收回香港，設立特別行政區這個大框架裏面做。”他還說：“我們要根據會出亂子這種可能性來安排一切。”“如果這中間發生大的風波，我們對收回香港的方式和時間不得不被迫做出新的考慮。”他說：“這件事就這樣定下來。”

這說明，中央從一開始對解決香港問題就做了兩手準備。文的一手如果不行，就得采取武的一手。根據當時中央的分析，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將是一場複雜的長期的鬥爭，不可能在短期內取得結果，但從整個形勢考慮和分析，經過努力，最終達成一項符合中國立場和方針的解決辦法，還是有可能的。其後，幾經修改的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也經中央原則批准。在英國方面，則是另外一種情況。

1982年9月23日，撒切爾夫人首次訪華。英方在雙方會談開始之前，也做了一番準備工作，研究了與中方立場截然相反的對策。當時，號稱“鐵娘子”的撒切爾夫人剛剛打勝了馬（爾維納斯羣）島戰爭，從阿根廷手中奪過了馬爾維納斯羣島。柯利達（Percy Cradock）在他的回憶錄《在華經歷》（Experiences of China）一書中說：“她（編著者案：撒切爾夫人）是擺開一種好鬥的和不合作的（combative and uncooperative）姿態來處理香港問題的。她剛剛取得了福克蘭羣島（編著者案：即馬爾維納斯羣島，下同）的經驗，自認爲在處理這件事（編著者案：指馬島戰爭）的過程中，正是依靠她自己的堅強意志和英軍的英勇戰鬥，才‘拯救’了因英國外交部的短見和屈從於外來壓力而造成的困難局面，而香港從表面上看同福克蘭羣島又具有某些相似之處；英國的另一處遠方的殖民地又受到了威脅，英國根據法律和條約所享有的權利至少在香港的一部分領土上仍然有效，我們的外交官員又在鼓吹過早的投降？？”但是中國情況不一樣，中國畢竟不是阿根廷，香港也不是馬島。

雖然我們這個“一國兩制”已經充分照顧到英國的利益，但並不是我們某些人設想的那樣，他們就欣然接受了“一國兩制”。相反的，撒切爾夫人開頭並不想把香港交還給我們，她曾考慮過搞國際共管，考慮搞全民公決，搞第二個新加坡，就是“獨立”，甚至考慮過在軍事上跟我們對抗。

香港問題的正式談判是從1982年開始的。從小平同志在當年9月與撒切爾夫人的第一次會談爲標誌，到1984年9月雙方達成協議，12月撒切爾正式簽字，實際上談了整整兩年。開頭8輪談判的中方團長是姚廣，我在幕後。

談判之初，英國人是不打算交還香港的，不願意喪失他們的天堂。在談判過程中，我幾次同英國談判團團長講，按照“一國兩制”的方針，香港問題解決後，將來英國在香港的利益我們還是給予保護的。他們當時唱高調：“英國有什麼利益？英國在香港毫無利益。”撒切爾夫人甚至聲稱：“英國從來沒有從香港拿走一個便士。”她說：“我完全是爲香港人謀福利。”這當然是自欺欺人之談，哪裏有這樣的事！到了1995年，梅傑首相纔講了真話：“英國在香港有巨大的經濟利益，其直接投資在900億至1000億英鎊之間。”我們給他算了一筆帳，僅從投資的這一項，英國每年從香港就可以拿走1000億港元，也就是1000多億人民幣了。我看了一本英國人寫的書，書中說二戰後有一任港督當時就籌劃着怎樣使香港將來不交還給中國。他花了很多力氣，找了很多資料，請一些專家研究各種方案，核心是如何把新界1997年的租期延長，最好是永久租借。後來英國的謀士們還是覺得不行，行不通。在談判之前，英國人的底盤是最好使香港獨立，不交還給中國。這不是我空口說白話，有書爲證，這本書就是撒切爾夫人的回憶錄《唐寧街歲月》（The Downing Street Years）。書中有一段寫到撒切爾夫人曾考慮：“開始在香港發展民主構架，必要時實現公民投票，以便像新加坡那樣，達到在短期內實現自治或獨立的目標。”這段話也在無意中暴露了後來英國人突然要“在香港發展民主構架”的真實目的究竟是什麼。說明在他們心目中也很清楚，要突擊搞“民主”不過是手段，搞“港獨”纔是目的。柯利達（Percy Cradock）在他的回憶錄《在華經歷》（Experiences of China）中說：“她（編著者案：撒切爾夫人）的方式，是帶有以法律甚至是軍事力量爲基礎來解決問題的傾向。新界的租約無疑會在1997年到期。難道我們真的不可以守住香港島被割讓的土地和九龍半島的最南端嗎？軍隊提出了什麼樣的建議？真的無法防禦嗎？難道不能讓聯合國也來插手嗎？在1997年之後，真的不可以有共同管制了麼？如果中國人以不平等爲由解除了一些條約，怎麼能保證他們會遵守其他協議？等等。解決問題的觀念是建立在如果不是完全排除對中國主權做出一些讓步的基礎之上，也只能是我們應堅守的各道防線逐一被突破之後，將主權問題作爲最後一道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