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日本新天皇的年號(令和)公佈了,按照媒體的說法,這是日本幾百年來第一次選用沒有中國典籍出處的年號。

我是不信邪的,日本人說沒有就沒有了嗎?在國學大師上以“令和”爲關鍵詞檢索了一下,結果有1147條:

再以“令”、“和”爲關鍵詞,結果有146048條:

果然日本人選年號還是離不開中國典籍。

既然說到了年號,不妨多說幾句。現在我們所謂的年號緣起於西漢武帝時期,在這之前,帝王只有年數,沒有年號。年號經過歷代的發展,有了正統的意涵,稱爲“奉正朔”,一個政權使用另一個政權的年號,就是被認爲是藩屬、臣服的表現。

年號的選字也比較講究,一般都包含良好的寓意。中國歷史上出現過五百多個年號,有人總結後就發現歷代年號中“凡有正字者皆非吉兆”,仔細想想還真有些道理。

大家熟知的海陵王用的最後一個年號是正隆;金哀帝的年號是正大;元順帝的年號至正;明英宗的年號是正統;明武宗的年號正德。這些年號帶正字的皇帝要麼荒淫無恥,要麼就是亡國之君。

其他諸如曹魏正始年間的高平陵之變;北魏正平年間的太武帝被弒;北魏正光年間的六鎮之亂;南樑天正年間的侯景叛亂。這些都是大災大難的時期。

日本最近的一個用正字年號的大正天皇是個精神病人。

既然歷代年號“凡有正字者皆非吉兆”,那麼有沒有其他字也不是吉兆呢?還真的有,通過簡單地梳理我發現其實有“慶”字的年號也不是什麼吉兆。

唐高宗顯慶年間,長孫無忌被誅殺,武則天的勢力開始坐大,末年時武則天公開和高宗並稱“二聖”。

唐穆宗長慶年間,“藩鎮之亂未消,朋黨之禍又起。內外交訌,唐室益危。”

宋仁宗慶曆年間,“三冗”問題突出,政治改革失敗,對外屈辱求和。

宋寧宗慶元年間,韓侂冑爲了打擊政敵,掀起了“慶元黨禁”,公開打擊以朱熹爲代表的道學,繼而演變爲對學術界的一次大規模、全面的打擊,將之前學界學術繁榮、百家爭鳴的盛況一掃而空,是中國歷史上知識分子的遭受的一場浩劫。

宋理宗開慶年間,蒙古大規模入侵南宋,丁大全、賈似道這類奸臣輪把持國政。

遼天祚帝天慶年間,高永昌起兵自稱大渤海皇帝,天祚帝派兵鎮壓,高向完顏阿骨打求救,完顏阿骨打乘機大敗遼軍,遼自此失去了東京道。

明穆宗隆慶年間,文臣掌握重權,爲後來出現的黨爭埋下了隱患。

清仁宗嘉慶年間,清王朝由盛轉衰,歷史上有“嘉道中衰”的說法。嘉慶是中國歷史上下“罪己詔”最多的皇帝,但是最終還是讓雷劈死了,未得善終。

這些有慶字年號的時期社會大都不是很安定,要麼在動亂,要麼在中衰,要麼有浩劫,要麼有隱患。

當然在日本,有慶字年號的時期也不太平。慶長年間有豐臣秀吉逝世、關原之戰、德川幕府建立等;慶應年間,有倒幕派和幕府之間的種種矛盾愈演愈烈。

突然想到其實帶豐字的年號也不是吉兆。元豐年間的烏臺詩案,咸豐年間的太平天國,如果說前者只是屬於文化上的鉗制尚且好說,那麼後者就差點就釀成亡國之禍了。

真是慶幸,我們現在不用選年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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