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故事計劃的第353個故事

一

安大爺不姓安，可他確實活到了可以被稱作“大爺”的年紀。按照中國人的說法，七十三，八十四都是人生的一道坎兒。我和他初次見面時，這個澳大利亞老頭恰好卡在第一道坎兒上。

據說我是第一個管安德森先生叫“安大爺”的人，他雖然沒有繼承澳洲人高大的血統，但是挺拔的身板兒在深灰色西服套裝的包裹下，也顯得紳士範兒十足，和大爺毫不沾邊。

那時我還在讀大二，也正是處在爲英語四六級崩潰的年紀。恰好有位師哥找我吃飯，說他因爲考研，準備結束自己在一家英語教育機構的兼職，正在尋覓接替者。

據那位師哥講，公司裏有個話很多的外國老頭，談吐間流露出的文化水平，大抵和中國四六級考試的水平相當，如果不介意口音的話，很適合用來練習聽力。

另外，崗位的名稱雖是英語助教，卻對英語能力的要求很低，不過需要較爲過硬的形象和氣質——我敢說，這兩點簡直是爲我量身打造。

公司總部位於一棟普通的居民樓，一共三名員工：一箇中國老師兼校長，一個澳大利亞老頭，和一個死活不肯說出自己中文名，自稱“索菲亞”的中國女孩。

面試現場，安德森用藍色的眼睛，把我上下打量一番，從我身前走過，打理整齊的銀色捲髮剛好掃到我的下巴。

我用帶着濃重京腔的英語，來了段自我介紹，當安德森剛一張嘴向我提問時，我高懸着的心一下放到了肚子裏——他那澳式口音的英語，着實沒有比我高明到哪去。

澳洲人喜歡把Day發成Die，“Monday就是Mon-die，Today就成了To die，當時他讓我“To die”的時候，我還一臉納悶，不知道哪裏得罪了他，以致於讓我“去死”。

沒辦法，安德森不得不放慢速度，跟我前言不搭後語地瞎聊，好像小時候來自山東的保姆用純正的家鄉方言給我講睡前故事。

就在我們都不知道能說些什麼，將這場驢脣不對馬嘴的面試結束時，我忽然瞥見牆上的一尊孔子像。我問安德森知不知道牆上的人是誰，他聳聳肩，把頭搖得像撥浪鼓一樣。

我靈機一動，決定要抓住這個話茬兒，把下面變成自己的主場。雖然自己對儒學一竅不通，但濛濛外國老頭還是綽綽有餘。

我清了清嗓子，告訴他這人叫Confucius。他把眼睛瞪得愣大，說聽說過，可惜不瞭解。我說這是中國的第一位哲學家，距今大概三千多年，簡直就是中國版的亞里士多德。

安德森頻頻點頭，我的表達欲瞬間上升一個level，把“有教無類”“三人行必有吾師”“溫良恭儉讓”……用連我自己都聽不懂的蹩腳英語往外招呼。

面試變得流暢起來，我的目光一直躲避着那副孔子畫像，生怕他老人家要氣得跳出來拿柺棍戳我。

我們一唱一和地完成了這場頗具哲學高度的對話。我感到無比酣暢，並大膽估計，當年孔子跟顏回，莊子跟惠子以及蘇格拉底跟柏拉圖的對話也不過如此。

最後我順利通過面試。不是因爲我給安大爺講通了《論語》，而是我的工作內容實際上和英語無甚關係。

二

第一天上班，我和安德森最早到，他比我還提前兩個多小時。

我倆坐在那間悶熱的小屋裏，繼續着高深莫測的哲學討論。我跟他說，孔夫子是個大公無私的老師，教學生從來不收錢，但是要收臘肉，他老人家一輩子沒少收臘肉，累計在一起，估計可以湊個養豬場。

安德森一聽“養豬場”，眼睛放光。他驕傲地說他曾經擁有一個不小的動物莊園。

那個時候，安德森還是一個經濟寬裕的農場主，和“老師”“中國”這些詞壓根扯不上關係。

他每天從家走到農場，要穿過一片茂密的灌木叢。在灌木叢中，他從來不用看太陽，就可以辨別東西南北——這一特長和北京的大爺們簡直如出一轍。

後來安德森離了三次婚，按照當地法律，每次離婚都要賠給前妻一筆鉅額費用。當他七十三歲時，他帶着不到10元人民幣的全部家當，來到了中國。

說到這裏，安德森的藍色眼珠爬滿了紅色的血絲，淚水開始在眼圈裏打轉。

我問他是不是回憶起剛來北京時，生活的艱難。他說不是，而是一提到自己的前妻，就十分懷念她們。

可惜他始終都想不通離婚的原因，每一個前妻都是突然一天，堅定地通知他：我們結束了，財產分一半。然後就真的結束了。

出於無奈或者慷慨，安德森總會留給她們多於一半的財產。

來到中國後，安德森住在公司爲他租好的一間狹小單身公寓內——雖然年齡大了些，但是根據目前的狀況，單身公寓卻也符合他的狀況。

“你第一天是不是被北京的地鐵嚇到了？”

“不，我那時還不會坐地鐵，況且這要花費掉我一半的積蓄。”他打趣道。

“那你是怎麼來上班的？”

“我記得那天我是早上四點起的，然後從住的地方走過來。”

“走過來？”我瞪大了眼睛。要知道，公司可是在國貿附近，離他住的常營，足足13公里。

“對，就像我從前穿過灌木叢一樣，按照自己的感覺走。”

我打開地圖，發現整條路要走上四個小時，來回八個小時，堪稱最高考勤記錄。

不過安德森說上班以後，情況就好多了，老闆提前給他發了一個月工資，並給他定製一套西服，帶他四處宣講公司最新研發的產品。

搖身一變，安德森從一個落魄農場主華麗變身，成爲一名著作等身的國際語言學大師。

說着，安德森從書架上取下一本全英文著作，翻開書的扉頁，赫然印着他在千人禮堂中演講的照片。下面坐滿了行將禿頂的歐洲白人，在頂燈的照耀下，彷彿圍着一圈滷蛋。

“這是你？”我向安德森投去崇拜的目光。

安德森露出了一抹狡黠的微笑：“哈哈，所有人都這麼認爲。”

我看了看照片下的註釋，寫的確實是澳大利亞語言學家安德森。

“這是我的哥哥，他真的是一名語言學家。”

他們長得確實像，無論是享譽世界的語言學家，還是被三個老婆捲走畢生財產的農場主，那副老學究的氣派在西服的包裝下都格外突出。

他的哥哥——安德森是這所培訓學校老闆的研究生導師，在老闆的盛情邀請下，來中國做了幾場學術演說。

後來，老闆得知安德森有一位長得一模一樣的弟弟，就將他聘請過來，雖然沒法在國際專家面前做學術演說，但在中國家長面前做課程宣講綽綽有餘。

最關鍵的因素，在於便宜——語言學家安德森要住五星級酒店，而農場主安德森只需要一套五環外的單身公寓，便可以打發。

就這樣，安德森跟着校長跑遍了北京的郊區，他在舞臺上作爲捧哏兼學術背書，給當地的中小學生做了不少演講，宣傳公司享譽國際一流的英語學習方法。

宣講的現場基本座無虛席，所謂的“講師”會隨機叫上來幾個孩子，帶領他們一邊做古怪動作，一邊朗讀英文單詞的諧音，以實踐他口中的“身”“心”“腦”三位一體記憶法。

像“Pest（害蟲）”，諧音就是“拍死它”。臺上的十幾號人做打蒼蠅的動作，並大喊：“拍死它”。在這股激情的渲染下，臺下的千八百人也會跟着一起“拍死它”。

整個禮堂裏，除了蒼蠅會有些意見，總體上充盈着快樂與祥和。

區別於一般的記憶法，安大爺自然要站出來，論證這蒼蠅是怎樣拍出的國際水準。

除了跟孩子們一起做滑稽的動作，以體現國際語言學大師的平易近人，還要從語言學上論證這一方法的先進性，譬如說“打蒼蠅”時，身體的運動是如何刺激大腦皮層，讓單詞刻在孩子們的大腦裏。

從這一點看，安德森的語言學和我的儒學異曲同工，都是自成一派——家長聽不懂、孩子聽不懂、我也聽不懂。

當然，安德森自有他的獨到之處。日後我做助教發現，他每次講座時所論述的觀點從來不會重複，這一點，我的儒學就做不到。

就這樣，安德森作爲哥哥的影子，順利邁過人生七十三歲這一道坎兒。

三

公司的人員流動很大，但每一個來過公司工作的人，都能跟安德森攀上親戚。譬如公司的老闆是他的兄弟，同時，他管索菲亞叫女兒。

我來了後，他想管我叫兄弟，可是比我大兩歲的索菲亞死活不同意。於是我只好管安德森叫“大爺”，這樣一來，大家都高興。

由於英語裏沒有一個詞能把“大爺”這倆字形神兼備地詮釋出來，我每天就直接用中文稱呼安德森爲“安大爺”。他對這個稱號甚爲歡喜，每天要學着我的發音，從鼻子裏哼出一聲綿軟的“安大爺”。

在我的兼職期間，安大爺第一個到公司的記錄沒人打破過，而且總比第二個到公司的我要提前一個小時。這也給了我和安大爺獨處的機會。

安大爺對生活的追求不滿足於現狀，作爲一個曾經輝煌過的有錢人，來到中國後，一下就意識到了自己這張臉的商機。

穿上西服的他，可以是語言專家安德森，而穿上白大褂就可以是醫學專家安德森，戴上博士帽也不妨是物理專家安德森。

只需要花裏胡哨地打扮一番，簡單溫習一下年輕時不純熟的技藝，就可以搖身一變，成爲馳名中外的架子鼓大師安德森，並以此身份出現在房地產商的線下活動上。

我不知道安大爺是否完全理解他的肖像被作何用途，但當他把帶有自己形象的平面廣告給我看時，臉上掛滿得意與自豪。

也許某一時刻，他真的認爲那個廣告上面，穿着白大褂的自己可以治療不孕不育。

除了作爲“專家”到處演講，安大爺還要給一羣有一點英語基礎的小孩子講課。將澳式英語的真諦在華夏大地上發揚光大。

我上班一個月後，公司又來了三個國際大爺和一個來自倫敦的金髮長腿美女。大爺們拗口的名字我已無從記起，只記得他們的家鄉都完美避開了我所知道的西方國家城市。

安大爺又多了三個“兄弟”和一個“女兒”。他們每天吃完飯，便圍成一圈閒聊。除了那個來自倫敦的美女，剩下的幾位大爺所說的內容，即便我用盡全力，也無法領略其大意。

當然，聽不懂的並非我一個，幾個大爺也經常用手比劃，有時會像我一樣茫然。

就這樣，公司的洋大爺們總算是湊齊了一桌麻將，可惜他們都不會打，平日裏只能待在公司總部的辦公室裏無所事事。

到了週末，給孩子們上課時，他們纔會穿上西裝去撐撐場面，隨機走進正在授課的教室，和孩子們進行深入友好的交流。

雖然經常由於語言的障礙導致雙方“驢脣不對馬嘴”，但是大爺們和藹認真的樣子，讓學生們覺得激動又親切。

家長自然不會介意課程被這樣打斷，在他們的想象中，比起讓他們的孩子聽中國老師講課，由一個外國老頭雲山霧罩地侃上兩句，反而是賺到了。

後來，我作爲金牌打雜的助教，跟着幾位大爺和金髮美女上了幾節課，教孩子們唸了念ABC，做些算不上有趣的遊戲。

至於我的工作，說到底也是“促進安定團結”的一部分。這個時候，招聘條件裏“過硬的形象和氣質”就派上了用場——孩子們大多由媽媽領着來上課。她們跟安大爺說不通，只能把我當成聊天的對象。

她們大多來自有一定經濟基礎的中產家庭，重視教育，希望孩子的英語能到達母語級別，但又無力把孩子送到每年十幾萬的雙語學校。我們這樣的培訓學校裏有外國人坐鎮，又比純粹的雙語學校便宜不少，自然成了她們的不二選擇。

這也讓大爺們找到了人生的第二春，在課堂上跟孩子們又蹦又跳。安大爺還在某堂課上，一時興起，撩開衣服跳了一段肚皮舞。

四

上班三個月，迫於考試的壓力，我不得不辭職。安大爺執意要請我出去吃飯。一同去的還有索菲亞，她的英語發音是整個公司除了倫敦女孩最爲標準的。

有幾次去進行課程宣講，臺上主持人說到這套產品適合任何年齡段的人學習，索菲亞就被叫上臺，飾演一個完全不會說英語的人，然後現場教學，直到索菲亞開口飆上幾句悅耳的倫敦音。

安大爺對於喝酒十分熱情，可惜酒量不濟，就着路邊燒烤沒喝上幾杯，就開始胡言亂語。

我和索菲亞都聽不懂安大爺的澳式俚語，只能注視着他兩隻手撐着桌子，臉紅到脖子根兒自言自語。說累了，就自己續上一口羊肉串，完全不需要別人搭茬兒。

索菲亞一個勁兒地勸他不要再喝了，安大爺一把抓住索菲亞的手，嘴裏喃喃地念叨着“索菲亞，我的女兒”，接着一把鼻涕一把淚地喊着：“I love China！”

我剛想跟着感動一下，就看到索菲亞翻了個白眼。她說安大爺每次喝完酒都這樣，這一套流程很是死板，她幾乎可以完整地背誦。

最後我替安大爺結了賬，跟索菲亞一起駕着他往地鐵站走。安大爺像狗撒尿做標記一樣，沿街在每個樹坑都吐了一通。

我們確定安大爺控幹了胃裏最後一點汁水，跟他一起上了地鐵，結果安大爺一上地鐵就扒着扶手做起了引體向上，嘴裏大聲地數着“一、二、三……”

周圍的乘客以中國人民特有的熱情，注視着我們。我跟索菲亞紅着臉，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纔將安大爺請下來。

安大爺以極快的語速又開始自言自語，難度一下從四六級變到了專業八級，我完全聽不懂，也沒法讓他停下來。

過了很久，我趁他喘氣的空當插了句話，問他這頓飯是平攤還是他請。

這時他突然安靜下來，把頭靠在我的肩膀上，對着我輕聲說了句“No money”後，安然地睡去了。

作者碎大石，短視頻導演

編輯 | 劉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