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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份，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禁止洋垃圾入境推進固體廢物進口管理制度改革實施方案》，要求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並給出了時間表：到2017年底前，禁止進口生活來源廢塑料、未經分揀的廢紙以及紡織廢料、釩渣等品種。2018年出臺的新版《進口廢物管理目錄》將工業來源廢塑料從限制進口目錄調整至禁止進口目錄，並於2018年12月31日起執行。這意味着廢塑料進口遭到全面禁止。

配合監管政策的是一系列打擊“洋垃圾”走私的專項行動，實際上，在新版《進口廢物管理目錄》正式執行前，各地海關已經開始將包括生活源和工業源在內的廢塑料封堵在國門之外。

2018年2月9日，南寧海關在打擊“洋垃圾”走私專項行動中現場查獲廢塑料顆粒、塑料碎末、塑料玻璃等29.74噸（圖 | 視覺中國）

32歲的李遠超做的就是“洋垃圾”的生意。他將國外的廢塑料進口之後，有的進行簡單的初加工，如分揀、破碎，有的不加工就轉手賣給下游廠家，從中賺取差價。作爲中國乃至全亞洲最大的廢塑料貨櫃集散地，廣東佛山杏壇鎮八成以上塑料廠都是從事廢塑料貿易。當地宣傳部門提供的材料顯示，杏壇鎮轄區內廢舊塑料企業數量高峯期時約有2000家。而到了2018年7月，只剩下約300家，在產的僅102家。禁令一出，這些工廠和依賴工廠存在的一切如潮水般退去。

一方面是環境污染，一方面是資源循環，進口廢塑料產業一直處於兩種矛盾之中。自2017年中國禁止進口“洋垃圾”以來，廢塑料國際貿易停擺，相關企業紛紛關停或外遷，而國內垃圾回收仍待考驗。

環境與資源的矛盾

廢塑料對環境造成的污染是中國政府決心全面禁止其入境的主要原因。在杏壇一家仍在小規模開工的加工廠內，記者看到地上堆着焚燒過的塑料垃圾凝塊，幾個工人正在對收來的垃圾進行處理加工，一陣陣刺鼻的氣味衝入鼻孔。在杏壇高壓整治的背景下，這樣的加工場景已經很難看到，但各個工業園內，河涌中漆黑髮臭的水體仍然保留着過去污染的歷史。

其實，以貿易爲主的杏壇算不上污染的重災地。49歲的林福生在廢塑料行業打拼了20多年，他早年經常去廣東汕頭貴嶼鎮——日後公認的全球最大的電子垃圾處理場。“還沒進城就聞到那個氣味，進去以後就聞不出來了，走到哪裏都是這個味道。”林福生說，貴嶼主要是加工基地，當時家家戶戶弄到電子垃圾直接就下樓焚燒，把上面的塑料燒掉後再去提煉金屬，“地下水污染、重金屬超標都是小意思，在那種地方生活的人肯定是會得病的”。

林福生用鄭重的口吻說，他很贊同現在對廢塑料企業的整治，縱然企業會蒙受損失，“現在不抓環保，以後賺了錢還不夠到醫院花的，有什麼用？”通過廢塑料貿易，林福生早已過上了寬裕的生活，生在湖南農村的他如今已在佛山有房有車。

林福生這樣的貿易商並不會直接對廢塑料進行深加工。廢料從港口進來後，很快就轉手賣給了其他地方的加工廠，而這些加工廠大多數是家庭小作坊，作業方式非常原始落後，手工操作，沒有任何環保設備，清洗的廢水、焚燒的廢氣直接排放到環境中，對當地環境和人們的身體健康產生巨大威脅。2016年曾引起轟動的紀錄片《塑料王國》用影像的方式揭露了廢塑料產業最低端的生態。導演王久良在6年的時間裏走遍了華南、華北等多個廢塑料大型加工產區，發現工人們在分揀處理垃圾時幾乎沒有防護措施，有毒有害的垃圾在失去利用價值後被隨意扔棄在田野、河道里，地下水被嚴重污染，以至於村民需要買水飲用。

在北方最大的廢塑料加工基地河北文安縣，全縣有8個鄉鎮、上百個村街從事着與塑料有關的行業，從業人數超過10萬人。據統計，到2010年，中國有約6萬家小型家庭塑料回收作坊，其中2萬家在文安。國內垃圾分類專家陳立雯博士曾長期關注垃圾回收產業，也曾多次到訪文安。她告訴我，在媒體對當地污染的不斷曝光下，從2011年開始，當地政府加大了打擊力度，廢塑料產業大批關停轉移，如今留下的企業已經非常之少，這一過程中有不少企業轉移到周邊地區重操舊業。

廣東順德杏壇鎮呂地工業區，一家塑料回收工廠裏內部，在實施“洋垃圾”禁令後，該廠被迫轉做國內工廠廢料（林宏賢 攝）

談論廢塑料行業時一直都有兩個面向：一方面，這是一個污染型行業，從塑料成爲廢塑料的那一刻起就伴隨着污染的發生，在加工環節又會有廢水、廢氣產生，價值是負向的；另一方面，這是一個資源再生行業，把“放錯了地方的垃圾”變廢爲寶，成爲人類生產的原材料，價值是正向的。這種矛盾與廢塑料行業的發展如影隨形，主導着法律、政策和輿論等議題的走向。

回顧中國廢塑料產業發展壯大的歷程，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尤其是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經濟出口導向日益顯著，大量的產品銷往海外，國內資源難以滿足不斷增長的原料需求，正是進口廢塑料彌補了這一巨大的缺口。

當然，廢塑料的出口也是一個利益邏輯。李遠超告訴我：“發達國家過去不使用再生料。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國內廠家去國外收購廢塑料，很多工廠都是不要錢，免費讓人拉走，你只要出個運費就行，有的甚至還倒貼處理費。再後來搞得人多了，水漲船高，它就有價值了，開始是給錢，到後來就是看誰的價錢高了。

由於當時發達國家的工業生產水平高於國內，使用的新料質量上乘，產生的工業邊角料乃至生活源廢料經過回收利用得到的再生料，也往往比國內的新料品質更好，且價格低廉。而且，當時從國外進口的部分用於航天、汽車等特殊用途的廢料在國內還很難生產，只有通過再生料滿足廠商的生產需求。因此，企業纔會捨近求遠，紛紛到海外求購廢塑料。

無論如何，中國早已成爲全球最大的固體廢棄物進口國，儘管統計口徑很難保持一致，但據保守估計，在禁令出臺前，中國至少進口了全球一半以上的固體廢棄物，是名副其實的“垃圾王國”。在廢塑料方面，美國佐治亞大學的學者研究發現，從1992年開始，中國已經接收了全球超過45%的塑料垃圾，包括塑料袋、食品包裝瓶等等。僅在2016年，中國就進口了730萬噸塑料垃圾。

在商業利益的驅動下，廢塑料的流轉形成了一條全球化的產業鏈。但隨着環保理念深入人心，這一鏈條如今受到越來越多的道德上的譴責，不少環保主義者和媒體把廢塑料貿易看作一種環境剝削——發達國家正在向相對落後的國家和地區傾倒垃圾，轉嫁污染。

外遷

在中國對“洋垃圾”說“不”後，廢塑料產業迅速重構，新的鏈條正在形成。過去以貿易爲生的杏壇企業走到海外，都面臨着必須轉型的壓力。禁止進口後，貿易無以爲繼。但是，國家允許進口塑料再生顆粒（以廢塑料爲原料加工而成，以下簡稱塑料顆粒），許多貿易商便到境外投資辦廠，將廢塑料加工成顆粒後再運回國內。現在，這已經成了一條規避禁令的新的產業鏈條。

很多企業的第一選擇是東南亞國家。這些地方的環保要求和人工、地租等成本都相對較低。禁令出臺後，東南亞多國港口很快被源源到來的“洋垃圾”集裝箱塞得滿滿當當。有當地企業主給記者展示手機上的微信羣，他估算，杏壇目前去東南亞國家的至少有上萬人，但起碼三成都是虧損經營。虧損的原因很多，企業主們抱怨的問題諸如當地政府官員貪腐嚴重，工人消極怠工，不能按時生產，還有政策環境的不穩定。一位在2012年曾去越南辦廠的企業主向我細訴了在當地的種種不順，堅持了兩年，工廠即倒閉。在這一輪外遷潮中，他沒有再跟風而動。

傍晚的呂地工業區主幹道一片寧靜，沒了往日貨櫃車穿行的喧鬧（林宏賢 攝）

中國實施“洋垃圾”禁令後，歐洲及美國、日本等國家大量的固體廢棄物一時無處可去，引發了全球關注。美國約有三分之一的廢品需要對外出口，其中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廢品出口地，佔了約40%的份額。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中國實施“洋垃圾”禁令後，英國原本運往中國大陸的塑料垃圾，轉而運往中國臺灣和泰國等地。在2018年1～4月期間，臺灣地區接收的英國進口塑料垃圾同期上漲12倍，泰國增加了50倍。

但東南亞國家薄弱的工業體系無法消化短期內迅速涌進的廢塑料，紛紛開始調整政策，限制“洋垃圾”進口。2018年7月，越南政府宣佈將禁止進口紙張、塑料、金屬等固體廢物，政府官員稱：“國家不能成爲垃圾場。”同月，馬來西亞取消了114家工廠進口廢塑料的許可證。隨後，泰國也對外宣佈，將於2021年正式停止進口所有種類的外國塑料垃圾。

除了東南亞，也有少部分企業選擇在日本和歐美辦廠。張海在日本的加工廠已經投產了幾個月，在外加工成顆粒後運往國內銷售。“日本的門檻相對更高一些，但法律政策比較健全穩定，只要給你發了證，允許你搞，不會隨便來動你。”張海的工廠主要從本田、豐田等大企業回收工業廢塑料，如汽車倒後鏡、保險槓的邊角料，每個月有幾百噸的規模。

他告訴我，國內禁收“洋垃圾”後，日本被迫開始新建廢塑料回收企業，但他們配套的設施還跟不上，“過去幾十年已經沒有再生產了，包括造粒機在內的一些設備還需要到中國購買”。張海也有資本實力較強的朋友去歐美辦廠的，和日本一樣，這些國家過去都是廢塑料的出口大國，在這裏辦廠，儘管增加了人工、環保成本，但也有一個好處就是能降低運費。這是因爲，廢塑料加工成顆粒後，集裝箱裝載的重量可以大幅提升。

但無論外遷到哪裏，企業主們都感到了不適應。他們告訴我，不管在哪裏生產，訂單主要還是來自國內，“中國是世界工廠，各種各樣的製造廠都需要塑料，這個規模是其他任何地方都很難趕得上的”。還有一個問題是，在國外生產的塑料顆粒往往質量上達不到國內的要求，甚至拉回來後無法使用。李遠超向我解釋，廢塑料行業是一個需要工業積累的行業，包括技術、設備、熟練工人等各個方面，去國外另起爐竈不可能做到像國內一樣。

國內垃圾回收的契機？

作爲一種原材料，廢塑料的價格對經濟波動也高度敏感。2008年金融危機時，外貿出口銳減，原料價格幾乎腰斬。張海以前有兩個四五千平方米的倉庫堆滿了廢塑料，幾乎一夜之間虧損數千萬，但隨後幾年經濟齒輪重新轉動，企業的元氣很快就恢復過來。

這一次情況有些不同，企業主們都發現，廢塑料的進口被切斷後，對下游製造企業的影響似乎並不大，原料的價格波動也不明顯。林福生分析說，當前經濟處於下行狀態，下游訂單減少了很多，所以國內的庫存還能支撐一段時間，但兩三年以後就要看經濟環境的變化了。“如果出口走強，國外造的塑料顆粒產量又跟不上，下游製造廠的原料供應可能就會緊張起來。”

同濟大學循環經濟研究所所長杜歡政教授是我國最早研究循環經濟和再生資源回收利用的學者之一，被業界稱爲“垃圾教授”。他告訴我：“從數量上來講，廢塑料禁止進口後，國內減少了大概700萬噸廢料。而國內廢料回收比例實際已經很高，沒有太多的潛力可以填補這個缺口。現在的結果就是這些工廠都搬到國外去辦了。緊接着，下游的製造業也可能跟着轉移出去。未來中國製造業可能就會面臨一個空心化加劇的問題。”

杜歡政認爲，廢塑料產業之所以產生環境問題，主要是處置體系的問題，目前完全禁止進口廢塑料的做法需要重新審視。“廢塑料進來後，原來都是家庭小作坊小規模地回收利用，隨意排放，沒有監管，纔給環境帶來了危害。如果把它給一個正規的加工企業做，加強污水處理等環保設施，做到對環境無害，就應當允許它進來。你不進廢料就要用新料，沒有廢舊金屬就要開山挖礦，不進廢塑料就要進口石油，但石油的冶煉也是會產生污染的。”

在“洋垃圾”禁令的實施方案中，提出要“強化資源節約集約利用，全面提升國內固體廢物無害化、資源化利用水平，逐步補齊國內資源缺口”。很多研究者也寄希望于禁止“洋垃圾”進口後，過去積累起來的垃圾回收工業實力能爲提高國內垃圾回收再利用提供渠道和空間，使企業由進口國外垃圾轉向消化國內垃圾。

然而，不管是“洋垃圾”還是國內垃圾，都是在同一個工業系統中處理，後端的廢塑料企業關停、轉移後，前端垃圾回收的種類和數量也會相應減少，從而導致整個回收體系的萎縮。陳立雯就認爲，禁止“洋垃圾”短期內不僅不會促進國內垃圾回收再利用，甚至會起到反作用。而長期來看，過去幾十年積累的垃圾回收工業能力對解決國內垃圾問題的確可以是契機，但還得看政府如何佈局，能不能抓住原有體系的作用。

在調查中，記者還發現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儘管“洋垃圾”被禁，大批企業陷入了無米下鍋的境地，但大家對國產廢塑料依然提不起興趣。林福生向我解釋，一方面，國內工業源廢料量相對較少，且早已被大廠壟斷；另一方面，國內生活源廢料質量不高，而且由於沒有垃圾分類體系，廢料非常雜亂，需要大量人工進行分揀、水洗，環保成本也很高，導致利潤微薄，大部分企業都不願意做。

李遠超對生活廢料也嗤之以鼻，隔壁來串門的老闆走後，還不忘揶揄一下：“他就是做生活廢料。髒不拉幾的，誰去做！”其實根本原因還是利潤太低。“以前還有拾荒者、大爺大媽喜歡撿塑料瓶，但現在新料價格很低，反映到廢料上，一個瓶子一毛錢都賣不到，別人自然就不願意撿了。”對於企業而言，道理是一樣的。一位來自廣東茂名的企業主告訴我，他在2000年進入廢塑料行業時就是做生活廢料起家，2003年轉做進口料。儘管目前企業已經陷入虧損，但他不願意回過頭再去做生活廢料。“賣一噸賺一兩百塊錢，利潤這麼低，誰會去做！”

《塑料星球》劇照

隨着中國消費者陸續加入全球中產階層行列，人羣消費習慣的改變正在製造更多的垃圾，比如從購買生鮮食物到購買裝在塑料盒、鋁罐和玻璃容器裏的食物，外賣、快遞等消費方式的盛行等等。“洋垃圾”可以一禁了之，但國內產生的垃圾該如何處理又是一個更加複雜的命題。

（文中企業主李遠超、林福生、張海均爲化名。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3期，有所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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