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的邏輯與精英的墮落

這是一篇轉載的文章！

轉載前言：

這是一篇簡短卻很深刻的文章，老潘覺得，對於近幾年在資本市場上發生的很多現象，都能夠說明當下的中國社會在近四十年的高速發展過程中，既催生了一大批政治精英，同時也催生了一大批的資本精英，毫無疑問，這些精英對推動國家經濟的創新與發展確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同時我們也看到，資本倒是像一頭巨獸，精英則騎在它的背上，他（她）驕傲的歡呼著，它冷漠的咆哮著、撕咬著，管你願意不願意，都終將成為它的獵物，然而，資本從來都是兩面性的，像那些無數的躺在廢棄的草叢裡的共享單車就是最明顯的例子，精英們通過講故事給自己製造出一個個完美的人設，在吹出一個想像中的大市場後，自己先套取巨額財富，留給市場的卻是「一地雞毛」，所謂的共享神話變成了」共享笑話。更多的年輕人不僅不去深思這背後的「荒唐」，反而艷羨並學習他們的這種種套路，於是，「韭菜割不盡，春風吹又生」，不過，總還是有人是明白的，就譬如這篇文章對資本的邏輯與精英的墮落的分析，倒真是一針見血了，總之，在老潘我看來，不管是之前馬雲等一一眾明星拜大師王林門下的現象，抑或是趙薇夫婦在資本市場所使的「巧取豪奪」的手段，還是馮小剛、范冰冰等娛樂明星涉嫌偷稅漏稅的事件，再或者像柳青這樣年輕的互聯網精英就」搭乘滴滴順風車女孩被姦殺」事件向全國人民道歉後她的湖畔大學的同學在微信同學群紛紛跟帖鼓勵的現象，再或者現在劉強東在美國涉嫌強姦的事件，不得不說，這些精英們過往精心織造出來的美好「人設」已然是要崩塌了的，想來，一個人的財富，或一個企業的財富，從百萬到億萬，似乎已變成無法控制的妖魔般的東西了，個人巨額的財富，企業巨大的規模，都已然超過了這些精英們他（她）們自己的能力和想像，以前，我們讀書的時候，信奉的是精神的力量多少是能控制物質的力量的，現在看來，物質已然控制著精神了，似乎正常的生理狀態已變成了病理狀態。無論如何，這篇文章值得一讀，儘管與咱們的典當專業不相及。——潘建倫

文章來源：IPP評論；原標題：鄭永年：資本的邏輯與精英的墮落

作者：鄭永年

馬克思當年刻畫了一個金錢原教旨主義社會，即一個徹底由資本主導的社會。在馬克思看來，這簡直是一個無惡不作的社會。馬克思因此不僅呼籲被資本統治和剝削的人們（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推翻資本主義社會，而且他本人還投入於當時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風雲一時。

馬克思之後，由西歐發起的社會主義運動沿著兩條不同的路徑發展，一條是歐洲道路，一條是蘇俄道路。到今天，人們知道儘管這兩條道路都避免了馬克思所說的「金錢原教旨主義社會」，但結局是很不相同的。

在歐洲，社會主義運動促成了資本主義的轉型，即從馬克思所說的原始資本主義開始向福利資本主義轉型。這個轉型當然是長期的，即使到現在還在進行。

總體上來說，福利資本主義就是要在資本和社會利益之間達成一個平衡：一方面，國家利用資本發展生產力、創造財富，國家再通過稅收等政策為社會提供福利；另一方面，國家節制資本，防止資本作惡，尤其是在社會領域，包括醫療、教育和公共住房。福利社會因此也體現為規制型社會。當然，輔助歐洲資本轉型的還有其他很多要素，包括傳統宗教、公民社會、自稱為「第四權力」的媒體等。

蘇俄道路則完全不一樣。這個模式假定資本的本質就是惡的，因此徹底消滅了私有資本，而實行國家資本。今天所說的「國家資本主義」是蘇俄創造的概念。不過，正如歷史所顯示的，這條道路沒有走得通，它沒有解決「如何有效創造財富來滿足人民需求」的問題。

但人們沒有預期到的是，馬克思當年所說的「金錢原教旨主義」會在中國再生。馬克思批評西方政府只是資本的代理，即政府替資本管理國家事務；而在蘇俄模式下，儘管國家直接掌握了資本，但因為徹底消滅了市場，國家資本演變成計劃經濟。

資本在今天中國的運作方式既非西方，也非蘇俄，而是在政府和資本之間形成了一種特殊關係，這種特殊關係就造就了今天中國的社會形態。事實上，無論是個體還是企業組織，其語言、行為、未來的願景中，得到張揚的往往是金錢，似乎除了金錢，社會一無所有。這可以說是典型的「金錢原教旨主義」。

的確，馬克思還是對的。當金錢成為社會粘合劑的時候，這個社會的人們就要做好最壞的心理準備了。從早年「血汗工廠」、奶粉事件到近來的疫苗事件、滴滴事件等，所有這些事件的發生似乎不可理喻，但卻是「金錢原教旨主義」的邏輯結果。

資本異化

在金錢原教旨主義社會中，各個社會角色之間的關係、各個社會群體之間的關係，甚至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主要體現為金錢關係，而社會各個層面的治理（企業和社會組織乃至國家）也主要使用貨幣方法，是一種可以量化的數字管理。

從這個角度看，就並不難追溯近來頻頻發生的事件根源。企業通過理性計算，如果減去賠人命的錢之後其利潤還是極其豐厚，一些事情就還是會「無所顧忌」地去做。

金錢原教旨主義社會的崛起，不僅表明資本出了問題，更表明政府的監管出了問題、社會本身的道德體系出了問題。或者說，各方面的因素導致了資本的全面「異化」。

首先是政府監管權力出了問題。政府權力理論上說是公權力，就是為了大眾而存在的權力。在最基本的層面，政府權力的存在就是為了提供法律與秩序。但實際上，只要政府是「唯一」的監管者，那麼監管就有無效的可能。

這裡更重要的是權力和資本的關聯，或者說政商關係。一方面，在權力面前，資本似乎什麼都不是。各種事件爆發之後，一旦政府介入，最龐大的資本也得敗下陣來；但另一方面，當權力需要資本的時候，或者權力成為資本的堅強後盾的時候，資本所能釋放出來的巨大能量，也往往超越人們的想像。一旦權力縱容資本、為資本推波助瀾，就必然會導致資本的為所欲為。無論是國有資本還是民營資本，邏輯都是一樣的。

不難理解，一旦權力需要資本的時候，資本就對權力構成了制約。企業出了事情，資本就能藉助權力，輕易把事情搞掂。在上述案例中，在「危機」最終爆發之前，其實都早已經出現了各種「小危機」，而資本都能在保護傘下「化解」危機，因此等待著的只會是更大的危機。

更值得探討的是，資本有著讓受害者二次受害的能力。每一次發生這樣的危機，資本必遭深刻譴責，而受害者得到最廣泛的同情；但真正可怕的地方在於，譴責和同情過去之後，在一些情況下，同樣的場景仍會重現。

社會制約

在很大程度上，「金錢原教旨主義」不僅是資本的邏輯，更是深入於人心、是整個社會的邏輯。錢能夠解決一切問題，用錢換生命，生命等於金錢，這是資本邏輯。深入些看，這不也是社會邏輯嗎？

不管怎樣，出了那麼多事，資本都能輕易用錢來搞定。對很多人來說，西方社會能夠花巨量的、納稅人的錢來為個體追求正義，是難以理解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說，這種「正義」意識的缺失，是資本賴以為所欲為的社會心理基礎。

這裡就涉及資本、權力和社會三者的關係。理順這三者之間的關係很不容易，發達的西方社會花費了200多年的時間，而大多發展中國家直到今天仍然面臨無窮問題。在西方民主化之前，資本和權力基本上是一體的，資本是權力的基礎，社會一直處於弱勢。但隨著民主化的推展，政治權力和資本分離開來，權力逐漸從資本的基礎轉移到社會基礎。在早期，社會力量主要表現為社會運動，但逐漸地，社會力量表現為選票。

無論是福利制度還是監管（資本）制度，在西方都離不開民主。但是，西方「一人一票」制度走到今天已經走向另一個極端，造成精英之間互相否決，形成不了一個有效政府，從而影響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