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選兒科是因爲真的喜歡小孩”

晁爽是北京大學醫學部臨牀醫學兒科學博士，選擇這個專業原因很簡單，“因爲我真的喜歡小孩子，當時沒想過其它的。”

在畢業前一年，雖然老師提醒過她：做兒科醫生非常累，家長容易急躁，容易產生矛盾和糾紛，兒科醫生收入還低，兒童沒有醫保（當時北京還沒有將“一老一小”納入基本醫療保險），可能會進一步加劇醫患矛盾。

對老師的提醒，晁爽並沒有考慮太多，但踏上工作崗位後，晁爽說：“很快，這些提醒都一一驗證了，老師說得都對。”

“我承認，也有過不想做的時候”

從2002年成爲一名兒科醫生，晁爽在這個崗位上已經堅持了17年了。

她說：“我承認，我也有過不想做的時候，我想每位兒科醫生都會有過這種想法，但最終還是堅持下來了。”

工作特別特別累、壓力特別特別大的時候，比別人做得都多，掙得卻少的時候，經常被家長誤解，情緒急躁還拍桌子罵人的時候，這些時候會讓晁爽萌生退意。

“但這種負能量很快就被給孩子治好病後的喜悅沖走了。”晁爽說，“而且，不管家長如何，孩子都是很可愛的，治好病後的成就感也很強烈。”

最近，晁爽收到了一條微信，來自她2013年救治的一個早產兒的父親，孩子看到別的寶寶躺在保溫箱裏的照片，就問自己小時候在那個箱子裏做什麼。

“他說我當時眼淚都快下來了，因爲那時候孩子病情危重，真是被醫護人員從死亡線上拉回來的，所以他對我們特別感激，他對孩子說，你在箱子裏，一邊享受溫暖，一邊聽晁媽媽給你講故事。”晁爽說，“一位家長能如此表達他的感激之情，這個成就感是非常大的，讓我特別感動，也是我們前行的動力。”

“真的招不來人”

北京清華長庚醫院開業時，晁爽是兒科僅有的兩名醫生之一，但因爲另一名醫生要先進行規培，所以實際上開始只有她一個人。

4年多來，科裏最多有過10名醫生，現在有9名醫生。但就科室當前的情況，晁爽表示，理想的人員配置還需要再翻一番，如果再開普兒病房，還要再多10名左右醫生。

來北京清華長庚醫院前，晁爽在位於西直門的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工作，雖然一直在兒科，但更換了工作地點後，晁爽發現自己的患者年齡結構也發生了變化。“我們醫院處於天通苑區域，人口衆多，患者的年齡普遍偏小，都是小小朋友，一天也看不到幾個學齡兒童，在西直門時，患者以中小學生居多，後來我明白了，北京人都喜歡在五環外養孩子，孩子度過童年期後，再進城上學。”

孩子年齡越小，對醫生來說，診療的難度就越大。“孩子越小，瞭解病情越難，檢查也越不配合，家長也更急躁，病人量還很多，所以我們壓力尤其大，超乎我們想象，同時我們還有一個NICU病房，因爲天通苑新生兒也很多，但我們只有九個醫生，每天都在輪軸轉，查完病房就要看門診。”

而一個建設完備的科室，應該分成兩個團隊，一個管病房，一個出門診，定期輪換，最好還有一個團隊，去做科研。但對晁爽來說，這還都是奢望。“真的很難招人，兒科醫生太缺了，越是招不來人，工作量越大，別人看工作量這麼大，越不敢來，這就是兒科的惡性循環。”

“對薪酬，我們是不抱怨的”

雖然工作量大，收入低，已經成爲了兒科的標籤，但晁爽卻說：“對薪酬，我們是不抱怨的。”

“清華長庚是按勞取酬，工作量能直接體現在薪酬中，這相對是公平的。”晁爽解釋，“但其它醫院就難說了，因爲一般的公立醫院，容易把醫生收入和科室收入掛鉤，這會直接導致兒科醫生收入很低，因爲兒科診療的收入和成人科差距很大。”

醫院名字中的“長庚”，昭示了清華長庚血液中的臺灣長庚紀念醫院的基因，在經營管理理念模式上，也借鑑了臺灣長庚模式，包括醫師薪酬採用了充分體現醫師勞動量與風險技術程度的PF醫師費制度。

即便薪酬制度優於其它醫院，由於兒科的池子裏沒人，所以招聘一直很難。“一個兒科，一個急診，每年就那麼幾個畢業生，大家都在盯着搶。“晁爽說，”醫院也知道兒科的工作狀態，知道兒科是醫院發展的剛需，一直對兒科醫師的招聘實行傾斜政策，只要有合適的人來，我們還能申請招聘名額。”

晁爽，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副主任醫師，擅長新生兒、嬰幼兒疾病及生長髮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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