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雅典海軍在西西里的失敗，是一次由於特化的戰場環境和態勢造成的戰役失敗，並且展示出了雅典以其強大的三列槳艦隊獲得的海上優勢，實際上是多麼的脆弱。

II.伯羅奔尼撒戰爭尾聲，雅典海軍與斯巴達海軍交戰的失敗

西西里遠征的失敗，造成了兩個後續結果。其一，在雅典人的壓迫和西西里遠征慘敗的雙重推動下，「雅典第一帝國」的重要盟友們開始易幟。其二，在外援的幫助下，斯巴達及其盟友開始追求更激進的海上攻勢，旨在打破雅典人搖搖欲墜的海上優勢。

無需贅言此後直至羊河口之戰每一次雅典艦隊的行動過程。圍繞著她愛琴海上捉摸不定的盟友，以及赫勒斯滂附近的利益，雅典與斯巴達及其盟友的艦隊堅持戰鬥到了405BC，並在羊河口遭遇了戲劇性和最終的戰敗。這一階段中，雅典海軍正在逐漸恢復她的實力，並一度能在戰場上投入150艘以上的戰艦（406BC，Battle of Arginusae）。

由於不再受到敘拉古大港外那樣的特殊環境困擾，雅典海軍戰術上的優勢得以體現出來。即使受到國內政局不穩導致的領導層變動，以及貴族艦長隊伍的損失的影響，雅典海軍仍舊比她的對手有更出色的軍官團。而雅典人在戰場上受到巨大打擊的有經驗的槳手隊伍，也逐漸通過補入非公民人力等手段得到了一定恢復。因此，雅典艦隊在不同規模的艦隊戰中，往往能夠獲得優勢。雅典人最終在羊河口的失敗，應當歸結於一系列戰場外的負面因素（雅典民主政府內部的混亂，亞西比德的任人唯親等）和連鎖反應造成的結果。否則雅典至少不可能在短期內輸掉戰爭，BC5世紀晚期的希臘軍隊沒有能力對補給通暢的設防城市直接造成威脅，雅典艦隊也暫時能維護自己的海外利益和通往黑海的穀物進口通道。

雅典海軍最終的失敗，單純在海軍領域本身帶來的經驗教訓相當有限，最值得一提的或許是這一條：槳帆戰艦在泊地的安全問題。不僅是在羊河口，先前在西西里，雅典艦隊實際上也面對著類似的問題。三列槳艦這樣50噸級的戰艦，能夠很容易地被拖上淺灘進行維護，這帶來了日常維護上的便利性，但也使得艦隊錨地的安全很難保障：三列槳艦可以相對容易地以1米左右的吃水靠近岸邊，把停泊在淺水泊位甚至在淺灘上的敵方戰艦拖入水中，而防禦方的地面力量沒有太多手段來應付這種攻擊。換言之，與公元前5世紀海上力量的宏觀使用特徵一樣，三列槳艦在戰術上也呈現出極端的、強調進攻性的特質，更為積極主動的一方，往往能獲得與風險成本不成正比的收益。

III.拉米亞戰爭，雅典海軍與馬其頓帝國海軍的交戰和毀滅

相比前兩個案例，拉米亞戰爭中雅典海軍的失敗——也是她的最後一次——隱含著更多與第一次布匿戰爭中迦太基海軍失敗的共同點。一方面，面對著一支新興海軍的挑戰，雅典海軍同樣連續遭到了戰場上的失敗，並且雅典海軍戰鬥意志的喪失，連同這段時間中雅典人和其民主政府投入戰爭的狂熱、輸掉戰爭的軟弱一起，描繪出一個神經質和缺乏理性的領導層形象。另一方面，雅典海軍的失敗背後，隱藏著公元前4世紀一系列技術發展帶來的，海軍運用的新趨勢，而這往往是被忽視的，這點就和迦太基海軍的失敗被過於簡單地歸結於「渡鴉」一樣。

拉米亞戰爭在323BC下半年爆發，希臘聯軍在秋季開始行動，並在次年2月和4月分別擊敗了親馬其頓的皮奧夏同盟軍隊、安提帕特動員的馬其頓軍隊。由於這個過程中雅典公民兵的大量動員，幾乎可以確定雅典海軍無法確保大規模的在航率（德摩斯梯尼、萊庫古等人主政期間，通過國家負擔部分重裝步兵裝備的政策，大大擴大了能承擔重裝步兵義務的公民比例，但這也反過來擠佔了槳手和水兵的人力資源）。

但在希臘聯軍連續獲得兩次陸戰勝利後，安提帕特在拉米亞被圍，聯軍可以以一部分兵力維持圍城，雅典人在優先藉助同盟和僱傭兵完成這一任務的同時，能夠解放自己的人力動員艦隊。最終這支伊歐申（Euetion）率領的雅典艦隊，在春季遠航赫勒斯滂試圖封鎖馬其頓軍隊從亞洲增援本土的通道，並因此在赫勒斯滂附近（可能是5月）被馬其頓艦隊擊敗，隨後在阿莫格斯島附近被追擊，並徹底擊垮——從精神而不是物理上。

關於兩次海戰本身，我們不會付諸太多筆墨。因為目前沒有太多有意義的細節記述，沒有有效的戰鬥序列記載或是戰鬥過程的記錄。但一些間接相關的信息卻能揭示更多可能性，尤其是雅典、馬其頓艦隊各自的造艦政策方面。

利用亞歷山大遠離希臘本土的時機和萊庫古的財政才幹，雅典人很大程度上重建和充實了其陸海軍的再武裝。在海軍方面，造船產能的迅速提升，先進的軍火倉儲和封存戰艦維護設施，以及更有效的人員訓練儲備體系，大大擴充了雅典海軍的規模。在325BC的年末，雅典海軍的規模是360艘三列槳艦，50艘四列槳艦和2艘五列槳艦（顯然是旗艦），不過我們不知道這些戰艦中有多少是封存的。

亞歷山大之死促使雅典進一步擴充艦隊並投入戰爭。當BC323年底，雅典已經進入備戰狀態，並準備將其艦隊投入海上時，一種說法是雅典艦隊的實力是7艘五列槳艦，50艘四列槳艦（49艘可運作），315艘三列槳艦（含封存戰艦，可能有143艘可運作）；也有說法雅典海軍完成了三列槳艦向四列槳艦的過渡，以近兩百艘新建的四列槳艦、50艘新三列槳艦和前幾年保留的、相對艦況較好的老艦組成自己的艦隊【1】。有一點趨勢是肯定的：雅典海軍在以四列槳艦逐步取代三列槳艦，並開始嘗試更大型的五列槳艦。

而戰爭中的動員狀況則反映出困擾了雅典海軍一個半世紀的問題如今愈發嚴重了，雅典海軍缺乏人力，尤其是忠誠、高素質的槳手隊伍。雅典海軍現在的規模更勝過伯羅奔尼撒戰爭時期，但城邦的人口數量卻下降了不止一半：拉米亞戰爭後雅典公民的數量僅有21000人。而參與赫勒斯滂附近海戰和阿莫格斯海戰的雅典艦隊，其規模至少達到了170艘以上（優先動員四列槳艦，其次才是三列槳艦），這樣算來，雅典人需要的槳手規模可能接近其公民總數兩倍了，即使大量運用非公民人力，也是對其有限人力資源可怕的竭澤而漁。

戰艦型號的變化和人力的缺乏間，很容易讓人產生一種聯想：四列槳艦採用了與三列槳艦截然不同的槳座布置方式，這使得它顯得更具有五列槳艦甚至是早年的雙排槳近海船型的血緣，但卻保有和三列槳艦近似的主尺度。這代表原有的船塢、碼頭和其他固定設施，能最大程度地被沿用而節約成本，四列槳艦本身也依舊保有不亞於三列槳艦的靈活性和速度。而另一方面，四列槳艦艦型上的變化，帶來了顯著擴大的甲板空間，並能搭載更多的陸戰隊員，無論從力量投送還是從接舷戰的角度都意義重大。另外四列槳艦使用了雙人槳，相對於使用高低錯落的三支單人槳的三列槳艦，前者更利於槳手間的配合：理論上2人一組的槳手，只需要1人有較豐富的經驗，來通過船槳末端的把手來操控搖動船槳的軌跡和節奏，另一人只需出死力氣。結合公元前4世紀初五列槳艦的發明，弩炮等射擊武器的發展，足以讓人質疑傳統的撞角戰術是否將要讓位於其他海戰戰法，不僅是出於其他攻擊手段的威力，也因為對高素質艦隊人力的需求比例降低了。

而他們的對手？以驍勇的馬其頓旱鴨子們搭配腓尼基和埃及的出色槳手武裝起來的馬其頓艦隊，則沒有這樣清晰的艦隊編成記載。但我們知道亞歷山大確實更青睞大型化的戰艦，在亞洲腹地他的造艦計劃受限於船材的類型，但在奇里乞亞、敘利亞和埃及，這些情況不再存在，他的艦隊中至少包括七列槳艦，這種選擇與我們上述的推論是呼應的。

戰艦的大型化，槳手隊伍素質的下降（當然這是伴隨著艦隊規模的擴張的必然結果），撞角戰術向接舷戰和遠程火力的過渡，我們不妨把這幾點記下並暫且擱置，把技術上的問題留到後續章節。我們現在有了一種可能性，在這一系列新現象、新事物出現並蓬勃發展的時候，雅典海軍有可能落伍了，那迦太基海軍是否也是如此？

IV.第四次繼業者戰爭，托勒密海軍與安提柯海軍在塞普勒斯的交戰

如果將時間推進到希臘化時期，我們至少能回答一點，既古典時代槳帆戰艦的大型化趨勢，是毋庸置疑的。又有一支強大的傳統海軍以自己的失敗證明了一點，並且用自己的政策改變鞏固了這個結論。306BC，「圍城者」德米特里烏斯一世進行了對托勒密主導下塞普勒斯政局的干預，這個行動最終導致了該年夏季雙方艦隊在塞普勒斯島薩拉米斯的決戰。

如果說，拉米亞戰爭中雅典和馬其頓艦隊的組成結構，隱約展示出了艦隊大型化的趨勢，那薩拉米斯之戰展示的已經是這種趨勢帶來的結果了。托勒密海軍在戰役中投入的總兵力達到了200艘戰艦，儘管不知道比例，但這些戰艦很明確地僅包括四列槳艦和五列槳艦，三列槳艦在托勒密海軍中被完全淘汰了。

而德米特里烏斯一世的艦隊在大型化上走的更遠，狄奧多魯斯、普魯塔克、波利安努斯等人提供了略微存在差異，但更為具體的艦隊實力情況。一種比較合理的猜測如下：德米特里烏斯的左翼包括7艘腓尼基七列槳艦（含旗艦安提戈尼亞號），10艘六列槳艦，10艘五列槳艦，30艘雅典四列槳艦。中央有46艘三列槳艦，右翼有25艘五列槳艦，32艘三列槳艦。這幾個分艦隊被集中用於對抗托勒密的主力，140艘四列槳和五列槳艦，另有10艘五列槳艦被用於封鎖被困在薩拉米斯港口中的60艘托勒密戰艦，後者由梅內勞斯指揮。

海戰的結果是德米特里烏斯的決定性勝利，在自己集中大艦佔據兵力優勢的局部，他迅速地獲得戰術上的勝利，而反過來托勒密一世則沒有在港口或是德米特里烏斯的中央打開局面。戰鬥中，德米特里烏斯的旗艦非常兇猛地加入了接舷戰鬥，「圍城者」本人手持長矛衝鋒在前，或許其他的安提柯巨艦們也是如此。除了戰場上德米特里烏斯的戰術勝利本身，薩拉米斯之戰的後續也證明了希臘化時期戰艦大型化的趨勢：所有繼業者都在薩拉米斯之戰後開始興建自己的大型戰艦，從充當艦隊旗艦使用的超級戰艦，到整支艦隊普遍的大型化不一而足。托勒密二世時期，托勒密海軍的艦隊中，僅七列槳艦或更大的戰艦就一度能達到約60艘級的數量。

結合這些事實我們可以認定，槳帆戰艦大型化的發展趨勢，從狄奧尼索斯的五列槳艦設計開始萌芽，從亞歷山大大帝統治末期推動的馬其頓超級艦隊開始綻放花朵，並在希臘化時期早期結出最大（儘管不一定是最合理）的果實。毫無疑問的，雅典和埃及海軍都曾是以三列槳艦為核心，以此建立起整套海上力量的運用理論的強權，在變革的時期里，托勒密王朝完成了艦隊大型化的過渡和戰法的改變，而雅典人則在這一過程中暫時失去了政治獨立，也永久失去了海上的地位。

V.結論

通過對以上幾個案例的梳理，我們大致能夠對我們最先提出的問題：一個傳統的古典時期海上強權，往往會由於什麼原因失去它的優勢並輸掉一場海上戰爭，做出一個基本的回答。

首先，和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階段一樣，海軍是一樣昂貴的商品，不僅如此，相比於有些時代，古典時代的海軍身上，奢侈品的屬性更加顯著，它的運用具有極大的局限性並且只能在特定的領域帶來有限的利益。這使得一個海權國家即使維持她的海上優勢，也有可能在一場長時間的軍事衝突中耗盡她的戰爭潛力，並無法維持艦隊的優勢。雅典人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初期維持著希臘最大和最好的艦隊，斯巴達和其盟友只需要一兩年時間和那些不懷好意的外部金援，就可以獲得挑戰雅典人的資本，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海軍對人力和財力的大量消耗猶如無底洞，而艦隊的武裝和訓練周期卻極短（相比兩千年後而言），古典時期的海上軍事優勢歸根結底是虛幻和易損的。換言之，古典時代的地中海「海權」（如果我們真能在槳帆戰艦時代使用這個容易和馬漢的理論產生錯誤聯想的辭彙的話）的發展與爭奪，好似地球上生物進化過程中所經歷過的舊事，任何巨獸都可能因為過度特化於特定的用途和環境而迅速地被淘汰而消亡。

而進一步強化這種不穩定的狀態的，包括這樣幾個因素：

1.槳帆艦隊天生的脆弱性。即使擁有最好的艦長、槳手、戰艦和配套設施，一支第一流的艦隊仍可能因為一些不可避免的因素在一小時里被摧毀：糟糕的錨地選擇和警衛措施，一次意料之外的海況變化，等等。僅僅一次艦隊戰鬥的損失，帶來的後果卻往往是不可挽回的。儘管名句為人熟知，但很難想像蒙克或者傑里科們會真正困擾於「在一個下午內輸掉一場戰爭」的字面上可能，但在公元前5~3世紀這卻並非是誇大和修辭手法。可以說，這是槳帆船追求在淺水和不利風向下靈活運用的進攻精神和積極性，所為之必須承擔的後果。

2. 人力需求。對於傳統的古典海權國家來說，海軍艦隊的維持，往往是和對應的國家戰略、經濟政策和社會體系息息相關的。以雅典為例，她如果想要維持比其他海軍更高效的槳手隊伍，代表她需要從小而不可替代的特定人群中徵召槳手，以更高的金錢和社會地位予以犒賞，並且國家全局層面上的政策制訂，受到這些民意的影響。這一系列互相制約和推動的因素構成了環環相扣的鏈條，一次軍事失敗打破這一鏈條，就會導致整個體系運作的失敗。

雅典人自己在西西里損失了大約170艘三列槳艦，僅這就代表了接近三萬名有經驗的槳手被葬送（這些人即使躲過戰鬥中的傷亡，也會因為被俘和其後的懲罰性處置面臨極高的死亡率），那對於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前夕、阿提卡地區總計約40萬的人口規模來說，絕對是無法承受的。而且要考慮到，雅典的槳手集中來自無地低級公民，以及外邦人和奴隸中久居和忠誠於雅典的那部分，這種損失對選票和民主制度本身的打擊，也反過來影響海軍政策的推進者能否在公民大會上達成他們的企圖，從而更不利於雅典海權的維持。

相比之下，那些輕視海上力量建設，缺乏與海軍建設相呼應的長期政治、經濟政策的政權，尤其是那些陸上的霸權國家，反而更能承受艦隊的戰損：他們的艦隊更多以金錢招募外國人和奴隸作為槳手，儘管金錢同樣在戰爭中是極其珍貴的資源，但它終究無法和人力相比。

3.公元前3世紀後期，一系列技術上的進步改變了古典時代海軍發展的面貌。撞角戰術不再是唯一高效的攻擊手段，更大型的戰艦能夠容納更多設備和人員，再加上弩炮的大型化和各種用於捕獲對手的接舷戰設備的發明，促使遠射火力或接舷戰在海戰中獲得了更高的地位，這淘汰了經典的三列槳艦。這些戰術上的因素，搭配上大型艦艇在戰略層面的機動性和可部署性優勢（航海性能的差距），以及大型艦艇在高素質槳手方面較小的需求一起，宣告了三列槳艦的末日。傳統的海上強權，往往未能第一時間適應戰艦型號和戰術的改弦更張，當他們剛好被捲入一場重要的戰爭中時，這往往會帶來嚴重的後果。

（待續）

【1】拉米亞戰爭期間雅典海軍實力情況的探討，參見 N.V.Sekunda，Athenian Demography and Military Strength 338-322 BC，The Annual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 Vol. 87 (1992), pp. 31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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