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有人會疑問：如果我們能在源頭上嚴格管理，爲何還需要在末梢建立陪餐制呢？確實，陪餐制在安全管理上，屬於最末梢，但或許不失爲上策。我們查閱了一些日文資料發現，日本早在六十多年前，也就是1954年，就制定了《學校給食法》，這是日本義務教育階段實行配餐制度的法律依據。然而，1996年，因學校配餐受到大腸桿菌O157污染，大阪爆發大規模的食物中毒，90多所學校的9492人住院，其中近8000人爲小學生，最終3人死亡。這直接推動了日本文部科學省等緊急出臺加強學校配餐衛生管理的相關政策，並於1997年整合爲《學校給食衛生管理基準》。這個基準經過數次修訂，規定了“檢食”制度，就是在學生開餐30分鐘前，中小學校長等配餐責任人需提前試吃，並記錄是否存在有害異物、是否充分加熱、有無異味等情況。

當然還不止於此。該基準還對配餐設施，食材的檢查、採購、驗收與保管、配餐製作，定期衛生檢查等作出了詳細的規定。成效是顯著的。經過一系列的努力，日本學校配餐食物中毒問題逐漸好轉。有統計顯示：近年來日本學校配餐食物中毒每年發生量下降至10起以下，年均中毒人數下降至1000人左右。

可以看到，陪餐制度並不是只盯末梢的監督制度，更是一個倒逼機制，就是通過確保“一把手”在場做“捍胃”者，倒逼校園配餐全鏈條的安全。當然也有人會問：良策是良策，但好經會不會被念歪，變成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最後演變成負責人只籤個字、走過場？擔憂不無道理。制度的生命力在於執行。陪餐制包括整個校園食品安全管理的落實，有賴校長（園長）負責制的落實，而後者本身又有賴監督制度與問責制度更好運轉。相信，如果能像重視考試成績一樣重視每一頓飯的營養、健康與安全，那麼事故發生率定能大大降低。

我們常用“少年強則國強”來勉勵青少年奮發圖強，其實這句話同樣可以理解爲對成年人責任的要求。從制度建設角度對青少年更多關愛，讓他們從小從一食一飲中感受到社會的用心，孩子怎能不茁壯成長呢？建設教育強國是全方位的，對一頓午餐的上心，也是另一種“不輸在起跑線上”。

這正是：用膳正當午，爸媽抄菜譜。誰知盤中餐？校長該清楚。

（文|何鼎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