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佳山 中國藝術研究院

　　1974年2月15日，港英政府通過了《香港特派廉政專員公署條例》，宣佈成立一個與任何政府部門、包括警務處都沒有關係的獨立反貪組織，即香港廉政公署，它獨立於香港政府的架構，直接向香港最高行政長官負責。此後，葛柏、呂樂、藍剛、韓森、顏雄……等一連串警隊高官的落馬，非常清楚地標識出二戰之後的香港社會現實。

　　正是在面臨着政府信用、政府形象崩盤的時代背景下，經過一系列在香港電影中也有着濃墨重彩一筆的“廉政風暴”，香港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架構才進入到了階段性的穩定週期。這也是1970年代末之後的全球冷戰/後冷戰格局的全面轉型，香港可以被選定爲資本主義陣營的示範“櫥窗”，以所謂的“亞洲四小龍’“亞洲四小虎”面貌，擔負起獨特的冷戰/後冷戰文化角色的基本前提。在這個意義上講，香港電影“新浪潮”不過是這一歷史結構翻轉的必然產物。這也是我們今天理解香港電影的想象力、創造力的一個基本維度。

　　因此，歷史的複雜性就在於，經由“港獨”話語不斷偷樑換柱地建構出的“本土意識”，恰恰來自一代又一代香港普通民衆反抗港英當局的剝削和壓榨，爭取自身的幸福和解放的不懈抗爭，而並不是港英殖民政府的統治本身具有任何合法性和先進性。當下港獨話語的意識形態“障眼法”，恰恰是在這個關鍵環節中本末倒置，人爲地扭曲了真正的歷史本源面貌。

　　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規制，正是通過重新追溯香港電影“新浪潮”所依託的歷史結構的真正源頭，尋求進一步釋放以香港電影爲表徵的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想象力、創造力。因爲在同樣的歷史節點，改革開放的歷史帷幕也悄然開啓，並以大開大合之勢走到了第四個十年，而粵港澳大灣區，正是這一切的最初的起點。

　　經過40年的起承轉合，而今深圳、廣州2017年的GDP都已經站在了2萬億人民幣的上方，已經和香港呈三足鼎立之勢，粵港澳大灣區也並不是一個關於未來可能性的暢想，而是還在繼續演進的鮮活的現實。

　　因此，身處在改革開放40年、香港迴歸20年的歷史交匯，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建設，更應引入區域意識、國族意識爲粵港澳大灣區提供更有力量、更令人信服的文化共同體認同資源。以史爲鑑，自秦代以來，粵港澳大灣區所依託的嶺南地區就被納入到了中華民族的文明版圖。

　　由廣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三大支流匯聚的優秀傳統嶺南文化，在我國的歷史中，尤其是近代以來，扮演着獨特的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其獨有的多元、務實、開放、兼容、創新等特點，在中華民族的燦爛文化中獨樹一幟，對嶺南地區乃至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一直髮揮着積極的推動、引領作用。

　　由廣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三大支流匯聚的優秀傳統嶺南文化，自然也理應是鏈接粵港澳大灣區最爲堅韌的文化紐帶，這也是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建設所最應着力之處。然而，遺憾的是，在原有的相關文化制度安排中，這一着力點被意識形態之爭所掩蓋，這也爲後來港獨話語的“移花接木”提供了可乘之機。

　　以香港電影爲表徵的當代文化想象，也侷限在港式警匪片、港式愛情片等有限的商業電影類型，不僅不再觸碰攜帶優秀傳統嶺南文化、中華文化基因的港式武俠片等類型，甚至開始強調粵語文化，妄圖以抽象的語音、語調等語言元素，來對抗以普通話爲代表的現代中國和中華民族的文化身份認同。

　　而40年前的香港“新浪潮”電影，恰恰是通過拍攝、生產以國語/普通話爲主的商業類型電影，才擺脫了粵語的地域侷限，得以在東南亞和內地廣泛傳播併產生深遠影響。儘管這種太過虛妄、荒誕的意識形態策略在學理上不值一駁，但在今天覆雜、混亂的現實語境下，竟然呈現出了生根發芽的不良趨勢，這不得不令我們警醒和深思。

　　所以，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建設，首當其衝的，是不應迴避當下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政治和文化身份認同的全方位爭奪。應將由廣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三大支流匯聚的優秀傳統嶺南文化，放置到整合香港迴歸前和迴歸後的文化記憶、文化身份認同的中心線索位置，充分調動一個半世紀以來香港普通民衆爭取更爲合理的社會秩序的愛國主義熱情，將香港迴歸前和迴歸後的歷史納入到改革開放40年的歷史格局，納入到現代中國爭取自由、解放的偉大歷史進程，進而最終安置在5000年悠久、燦爛的中華民族的文明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