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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樹聲軍事文選》已由軍事科學出版社正式出版。值此，回顧軍事科學院老首長王樹聲的戰鬥一生，緬懷他的光輝業績，學習他的軍事理論及高尚品質和道德情操，對於我們學習毛澤東軍事思想、繼承和發揚我黨我軍的優良傳統都具有重要意義。

一

王樹聲是中國共產黨老一輩革命家，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著名高級將領和無產階級軍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1954年任國防部副部長，1955年被授予大將軍銜和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1956年起任中央軍委委員，是第一至第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中共第八、第九、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委員。

他早年投身大革命，是麻城縣農民運動的領袖。王樹聲1905年5月出生於湖北省麻城縣乘馬崗區項家衝。在中共早期黨員王幼安及無產階級革命家董必武的影響下，他追求真理，逐步走上革命道路。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任中共麻城縣委委員、農民協會組織部長、縣防務委員會委員，創建了麻城縣乘馬崗區第一個黨小組和麻城縣第一個農民協會，參與創建了麻城縣第一支農民武裝。在大革命的推動下，他領導和指揮農軍，與反動的豪紳地主武裝紅槍會進行殊死搏鬥，先後進行了瘌痢寨、楊泗寨、破寨崗、北界河等戰鬥，沉重打擊了當地的反動勢力，使農民運動在麻城縣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爲後來舉行的黃（安）麻（城）起義，在思想上、組織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他參與領導了黃麻起義，是鄂豫皖、川陝革命根據地和紅四方面軍的創始人之一。根據中共“八七”會議確立的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1927年11月13日，在中共黃麻特委的領導下，王樹聲率領麻城農軍參加黃麻武裝起義，一舉攻佔黃安縣城，成立了蘇維埃政府和工農革命軍鄂東軍，王樹聲任第二路副司令。此後，他歷任紅軍大隊黨代表、團長、副師長、師長、軍長、紅四方面軍副總指揮兼軍長，西路軍副總指揮兼軍長，參加了鄂豫皖、川陝革命根據地的反“會剿”、反“圍剿”、反“圍攻”作戰和長征。

抗日戰爭時期，他大力發展太行抗日武裝，開闢了河南（豫西）抗日根據地。從1938年4月開始，王樹聲先後任晉冀豫軍區副司令員、司令員，太行軍區專職副司令員兼人民武裝力量動員部部長。在主持太行軍區工作期間，他在率領軍民開展敵後游擊戰爭、參加反“掃蕩”、百團大戰的同時，下大力氣抓地方武裝和民兵建設，使地方武裝同正規軍的比例由1941年的77∶100上升到1942年的200∶100，從而爲主力部隊輸送了大量兵員。晉冀豫軍區的新10旅、新11旅和後來解放戰爭時期晉冀魯豫野戰軍的第三、第六、第九縱隊，都是在太行軍區地方抗日武裝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解放戰爭時期，他堅持外線作戰，創建鄂西北軍區，重建鄂豫解放區。抗戰勝利後，王樹聲任中原軍區副司令員兼第一縱隊司令員。全面內戰爆發後，他率第一縱隊勝利實現中原突圍，之後創建鄂西北軍區，任中共鄂西北區委書記、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率部堅持了10個月的艱苦卓絕的外線作戰，與豫鄂陝軍區等部隊一起牽制了國民黨軍30個旅，以局部犧牲有力地支援了全國各解放區的作戰，爲後來“大舉出擊，經略中原”創造了有利條件。

建國後，他大力建設湖北軍區，奠基人民解放軍軍械裝備工作的現代化正規化基礎，努力繁榮和發展軍事科研事業。1949年5月後，王樹聲先後任湖北軍區副司令員、司令員，中南軍區第三副司令員兼湖北軍區司令員。在此期間，他主動請纓指揮了大別山剿匪，領導了湖北軍區的整編與擴軍，致力於軍區機關和部隊的正規化建設，推行普遍民兵制，大力加強人民武裝建設，使湖北軍區爲抗美援朝前線輸送了12萬兵員。1955年王樹聲任總軍械部部長時，正值我軍軍械裝備從戰時雜式武器到現代化制式武器，從各自爲戰、取之於敵到國家統一生產供應的歷史轉變關頭。他建立起全軍軍械裝備工作的統一領導，把過去分散的軍械供應改爲全軍性的統一供應，制定和完善了一整套統一的軍械裝備工作制度，籌建軍械科研機構，領導開展軍械裝備的研究和實驗，致力於改善部隊武器裝備，爲加強我軍軍械裝備工作現代化正規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59年11月王樹聲任軍事科學院副院長，1972年任軍事科學院第二政治委員，他協助葉劍英元帥創建了軍事科學院軍事技術直觀教研館，組織編寫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合成軍隊軍師戰鬥條令》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合成軍隊團營戰鬥條令》，主持修改《共同條令》和《戰鬥條令》。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爲抵制林彪和“四人幫”的干擾破壞，逐漸恢復軍事科學院正常的工作秩序和生活秩序，戰鬥到生命的最後一息。

二

王樹聲一生戎馬倥傯，南征北戰，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積累了豐富的軍事鬥爭經驗，有許多理論著述。其軍事理論建樹主要爲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作戰指揮方面，提出了我軍作戰應當堅持的若干戰役戰術原則。他認爲進行山地運動防禦時，指揮員必須使部隊“明確作戰目的，堅定勝利信心”，“周密組織，重點部署”；要求部隊“頑強堅守，出奇制勝，主動轉移”，“掌握時機，轉入反攻”。圍點打援時，必須首先明確“圍點是手段，打援是目的”，指揮員必須“正確判斷情況，集中主力打援”，他認爲“圍點之妙，在於‘似攻而非攻’”，“阻止援敵，應走得像守得穩”，要求部隊“迅速勇猛地出擊，殲敵於運動中”，在援敵全部或大部被殲後，應“適時轉移兵力，乘勝殲滅守敵”，力爭既打援又奪城。遂行突圍戰鬥時，指揮員必須注意“從被動中爭取主動，做好準備工作”，要“抓緊有利時機，正確選擇方向”，指出“突圍首要關鍵，在於打開通道”，各部門要“堅定沉着照顧全局，友愛團結互相支援”。

第二，在人民武裝力量建設方面，主張“人人皆兵，寓兵於民”。在太行軍區時，他反覆強調：要堅持持久抗戰，“必須依靠戰鬥力與勞動力的密切結合，軍隊與羣衆的結合”，因此在建立基幹軍隊（正規軍）作爲游擊戰爭骨幹的同時，必須建立強有力的營兵（地方武裝）和民兵，“使其真正成爲基幹軍隊的作戰助手和源源不斷的兵員補充”。根據“人人皆兵，寓兵於民”的思想，在湖北軍區任職期間，他又指出“爲了鞏固人民民主專政與保衛祖國安全，爲了鞏固勝利與發展勝利，不僅需要建設現代化的國防軍，而且還需要建設強大的人民武裝”。

第三，在軍械裝備工作方面，提出了我軍軍械裝備工作正規化現代化建設所應遵循的方針、原則。他認爲“先進的技術裝備和部隊掌握技術裝備的熟練程度，是軍隊現代化的主要標誌”。軍械裝備工作的戰略思想是着重提高全軍軍械裝備工作的整體素質，培養足夠數量的德才兼備的技術軍官和軍士，“建立起正規的軍械保管、保養和統計工作制度，從根本上改變我軍軍械裝備維護、保養工作落後的狀態”。他提出我軍軍械裝備的研製要貫徹“以我爲主，自力更生”的精神，要根據我國的資源、地形、氣候條件、人的體型進行研究和試驗，研究出有中國特色的武器。

第四，在軍事科研方面，提倡從實際出發，面向部隊、面向未來，從理論的戰略的高度爲軍隊建設和作戰服務。他主張軍事科研“要正確解決人與武器、政治與技術、技術與戰術的關係問題”，實行領導與羣衆相結合、專業研究機關與羣衆性的研究相結合、部隊與院校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想軍委之所想、急部隊之所急；要開展學術民主，實行百家爭鳴，鼓勵學術創新，造成研究學術問題的濃厚空氣。

三

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王樹聲表現出徹底的革命精神、崇高的思想品德和優良的作風，體現了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精神風貌和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高風亮節。

他具有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在任何時候都始終對黨和人民忠貞不渝。大革命時期，他父親的舅舅大土豪丁枕魚是“麻城北鄉的一隻虎”，公開反對共產黨，專與農會作對，當地羣衆恨之入骨。王樹聲旗幟鮮明，大義滅親，斬釘截鐵地說：“要革命，就不能講親戚情面，誰反對農會，就是我的親生孃老子，該鬥也要跟他鬥！”於是，在王樹聲的支持下農會鎮壓丁枕魚，沉重打擊了土豪劣紳的反革命氣焰。在鄂豫皖蘇區，他在弟、妹、兄、嫂被張國燾“肅反”錯殺、自己也身處險境的情況下，仍指揮全師英勇作戰，身負重傷後還自覺地接受黨的審查和考驗。

他能上能下，顧大局，講風格，是服從命令聽指揮的模範。1935年3月王樹聲由紅四方面軍副總指揮調任31軍軍長，長征途中又由31軍軍長調任總指揮部教導團團長。1940年6月，晉冀豫軍區一分爲二，分別組成太行、太嶽軍區，王樹聲由晉冀豫軍區司令員調任太行軍區專職副司令員。1957年7月，總軍械部改屬總參謀部，王樹聲由總軍械部部長改任總參軍械部部長。無論任什麼職務，他都能從革命的根本利益出發，盡心盡力地做好本職工作。抗戰勝利後，王樹聲曾向中央軍委建議，河南軍區部隊或北渡黃河進入晉冀魯豫解放區或東進到達華中解放區。然而，中央軍委從戰略全局出發要其南下與新四軍五師等部會合，在中原地區牽制國民黨軍。王樹聲堅決執行命令，毅然率部南下。中原突圍後，中央軍委又要中原軍區部隊繼續堅持外線，配合華北、華東解放區作戰。外線作戰要比內線作戰艱苦得多，但王樹聲義無反顧，率部在鄂西北地區頑強地堅持了10個月，以局部犧牲牽制了國民黨軍10萬人。

他堅持共產黨員的黨性原則，嚴於律己，勇於自我批評。西路軍失敗後，王樹聲懷着“負荊請罪”的心情回到延安。毛澤東打電話安慰他：“西路軍失敗，不是你個人的責任，你回來就是勝利。”在接見並聽取王樹聲思想彙報後，毛澤東當面表揚他勇於承擔責任的自我批評精神。儘管在長征途中王樹聲對張國燾散佈對黨中央的不滿情緒和挑撥兄弟部隊關係的流言蜚語進行過抵制和鬥爭，對張國燾的軍閥主義作風表示過強烈不滿而被降爲教導團團長，但在抗大第三期、馬列學院第一期和1942年延安整風學習期間，他還是對在張國燾錯誤路線影響下說過的錯話和做過的錯事進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檢討。

王樹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一生。他的光輝業績和理論建樹永遠彪炳史冊，他的高尚革命情操和優秀品質永遠值得懷念和學習！

來源：《人民日報》（2001.01.31第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