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國存在多大程度的民族主義？
關於「泰國存在多大程度的民族主義」這一問題，我想從一種哥白尼的視角進行分析——借重現暹羅民族主義發展的沿革來詮釋這一問題。
小女子才疏學淺，還望多多指教！
私以為民族主義的源泉來自於人類深層意識的心理歸屬的建構，這種螺旋上升的過程或主動，或被動。而泰國這一國家，民族主義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外部強加的。直到那個聰明的拉瑪四世——即電影與歌舞劇《國王與我》裡面的蒙固在1851年登基之時，暹羅還只是一個「曼陀羅」關係盛行的私人國家，下仆效忠亭主，奴隸順從貴族，兒臣侍奉君父，每每上位者暴薨，下位者遂扶植起一個個有實力的權力競爭者，在皇城根底下的狹小逐鹿場鬧出一樁樁鬩牆相殘的慘?。而王朝的疆域，更是不著邊界的問題，因為這時受三界佛教宇宙觀影響的王侯和廷臣，甚至連臣民的數量都是無限可變的，更何況繪圖工匠——他們涵蓋了塵世的、欲界的空間的圖表無一例外地從一個怪異而傾斜的透視角度入手，疆域由王國中心以唯心的方式隨意界定。這種情況在1855年，維多利亞的耶穌使者——約翰·鮑林爵士用一紙空文，迫使暹羅廢除了所有礙於帝國主義經濟滲透的一切實質壁壘，也只促使小之又小的「封建」上層階級的政治參與者發生了調整。
而到了1870年代，外部環境突然變得狼煙肆起，英帝國征服了下緬甸，整個內陸古帝都陷入了無窮無盡的血雨腥風中，而法蘭西則在尋找「帝國榮譽」的迷途中開始對柬埔寨和寮國湄公河次區域地區產生興趣，頻頻對暹羅展開軍事冒險。與明治天皇同一時代而且長期在位的朱拉隆功以一種迥異於日本人的方式保衛他的王國免受西方擴張主義之入侵。由於身處英屬緬甸與馬來亞和法屬印度支那的灰色夾縫之間，他並未試圖建立一個強大的戰爭機器，反而口腹蜜劍地挑拔英法在當地的矛盾來追求暹羅的獨立地位（國防部要到1894年オ成立），他的軍隊主要是由越南人、高棉人、寮國人、馬來人與華人的傭兵和進貢屬國的人民所組成的雜牌軍——這情形不由讓人想起十八世紀的歐洲。他也沒有透過一個現代化的教育體系來推動官方民族主義。事實上初級教育要到他死後超過二十年才變成強制性教育，而該國的第一所公開招生的大學要到立憲革命以後才出現，而這已是東京大學成立六十年之後的事了。
然而，朱拉隆功認為自己是一個現代化的推動者。不過他所師法的主要模式不是聯合王國或德國，而是荷屬的東印度群島和英屬的馬來亞，還有印度這種殖民地官僚國家。遵循這些模式就意味著將皇室政府將要建立近代省級管理體系，禠奪那些傳統上半獨立屬國的統治者特權，派駐人員控制了地方稅收、預算、教育、司法體系以及其他行政職能。朱拉隆功還做了另一項嘗試——他奇怪地模仿巴達維亞和新加坡的殖民當局，鼓勵大量年輕單身的外國男人赴泰，這個包羅萬象的群體中大多數是為了逃避太平天國起義後中國東南沿海一片狼藉局面的廣東人和福建人，使之成為建設港口、鐵路、挖掘運河、擴大商業式農業所需的一批人生地不熟、而且政治上無力的勞動力。並且放心地授予許多華人業主和舊酋長壟斷經營權，讓他們承包稅收，替政府徵集賦稅，這種進口外勞和包稅制的做法構成了一個數量可觀的第一代華裔，他們大多是文盲，操著閩南話、客家話、海南話、潮汕話和粵語，入贅當地的家庭。其中還有少數華裔商人在社會－經濟地位上向上攀升，成為這個國家萌芽中的資產階級，他們大量聚集在皇都曼谷，以及向北沿鐵道線興起的輕小城鎮里，其餘的華裔，構成了這個國家的工人階級。
實際上，朱拉隆功時代與外部列強的外交和經濟博弈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達榮·拉渣努帕親王主導翻譯了一批外文教材，促使排他性的方言印刷語言形成了世俗語言共同體，醖釀了幾十年以後印刷－資本主義爆炸性增長的胎芽。另一方面，殖民力量幫助塑造了如今暹羅的地緣機體。通曉雙語的傳教士和西方學者給暹羅引進了墨卡托繪圖法，促使丹隆親王建立了以數學而不是時空為基礎的測量學部門和人口調查部門，與英法列強鑿定了一個佛教國家不曾存在的排他性邊境，王國的空間範圍或者界限開始向朝聖者的幽靈關閉，想像中無形的連綿不斷的邊界呈現出一種福柯式的斷裂。暹羅地圖和人口調查作為特殊符號再現暹羅領土和臣民，產生了一種集體的共同幻想，還有意無意間傳達國家感、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或其他關於民族的信息。最後，朱拉隆功駕崩後按歐洲長者繼承製的方式讓古怪的同性戀者瓦吉拉伍德繼承王位（1910～1925年在位）。
瓦吉拉伍德在繼位之初，就必須得收拾先王遺澤，因為外國資本滲透和王朝經濟現代化促使內地廣大鄉村陷入了越來越動蕩不安的局面，遭主流社會鎮壓的且仇視外國人的農民聚集在所謂「苦行聖人」和「預言家」身邊發動群眾暴動。也許是因為幼稚的戰鬥意義、非理性的巫術性格，這些運動在朱拉隆功時代沒能像文藝復興時期的加爾文，甚至稍晚暹緬戰爭中的薩旺克哈武里紅袍教士團體一樣，演變成一場宗教共同體的全國運動，很容易就被輕視和隨意鎮壓下去了。但到了瓦吉拉伍德統治伊始，他所看到的是北京的天子被形形色色利益團體趕出紫禁城，一個屬於「中華」資產階級的共和國步履蹣跚地踏上歷史舞台，對仍留在暹羅當地的華籍梅斯蒂索人的民族身份和國民身份問題亟需解決。尤其在華裔商人（向上流動的早期移民子女）和工人發動總罷工，抗議卻克里家族的專制統治時，這些問題變得迫在眉睫。在瓦吉拉伍德看來，如此「華人」看起來就像是深深威脅到王朝原則的一種群眾性共和主義的先鋒了。而他所師法的對象是歐洲那些自我歸化的君主了——他在維多利亞晚期的英格蘭受教育，戲劇化地稱呼自己是他的國家「第一個民族主義者」，所以瓦吉拉伍德將刀鋒一轉，矛頭指向他父親不久前才愉快地引進的華人。《東方的猶太人》以及《吾國前進之輪的障礙》——這兩本他最有名的宣傳小冊子的標題，正點出了他的反華人立場的姿態。
其次，正如「猶太人」和「東方的」這些字眼所暗示的，這個英國化的君主在接受英國統治階級特有的種族主義的同時——嘗試使詞語彙編模型仿製化和模糊化，瓦吉拉伍德的反華文章大多數發表在報紙和雜誌上，他得心應手地借用了英國人仇視的人種——「猶太人」來影射他所憎惡的華人，達到了一種序列化的效果。毋須說，缺乏民族屬性的瓦吉拉伍德(若從孟德爾的遺傳法則觀點而言，他本身擁有的華人「血統」要多於泰國血統。)當然也開始採取官方民族主義的政策手段：參加一戰，和列強間的治外法權談判，成立准軍事組織，查禁經濟學的書籍以及沒完沒了地用「國王，國族，國教」基本原則再三確認王朝和民族本為一體。瓦吉拉伍德設想中的暹羅社會是具有垂直性的社會紐帶，除了至高無上的君主外，其治下的所有暹羅人都是平等的。我們在此處所看到的，是關於官方民族主義之性格的一個絕佳例——當一個民族的想像共同體正在浮現中時，面臨到將要從這個共同體之中被邊緣化或被排除在外威脅的支配集團所採取的一種防範性的烏伐洛夫甚至馬考萊式的先期策略。
在一戰劇變——哈布斯堡、羅諾諾夫、奧斯曼和霍亨索倫王朝分崩離析，歐洲取柏林會議而代之國際聯盟的浪潮下，暹羅前往巴黎和倫敦公費留學生團體的數目若有意若無意地翻了幾番。這不僅在於官方民族主義對於甄拔受現代化教育的技術官僚的仰賴，也在於工業資本主義的驚人成就——19世紀的鐵路和汽船，20世紀的馬達驅動和航空運輸，促成的物理移動和傳播革命。尤其在1920年代，更多被認為大有作為的年輕平民被送出國，他們從倒轉的望遠鏡末端看著近在咫尺的「宗主國」和遠在天邊明日黃花的祖國。我們不難理解，比里·帕儂榮是如何以馬志尼的視角來幻想一個只有空想意義的先期政黨運動和實踐一個雜亂無章綱領的非人為領導的，也不難想像披汶·頌堪如何將拿破崙的「大法蘭西」嫁接到功勛顯赫的達信和卻克里大帝身上，滿足自己軍事激進主義的遐想。
瓦吉拉伍德時期鋪張華麗的民族主義，在帕恰迪波繼位後開始收斂，除了的「國王，國族，國教」基本原則、限制華人移民和禁止大學教授經濟學的法令以外，其他民族主義的計劃遭到放棄。但當1920年代那一批留法學生組織的密謀小集團發起推翻絕對君主專政的1932年革命之後，選舉原則被確立，政教分離，憲法取代沒有民族屬性的皇室成為最高國家公權力的標誌，包稅制被一個普遍原則的所得稅取代，過去只關乎上層統治者顏面的主權糾紛、經濟利益和民族瓜葛轉移到了國家感上，瓦吉拉伍德的許多觀念得到有力復興，在國家議程上受到重視。大國的威脅理論和對日本、德國模式的嚮往在一個雙語知識分子階層滋長。我們必須要理解，暹羅過去皇帝制度都隱含了一個從神或半神的存在逐步垂直下降到奴隸或農奴的、上下落差極為巨大的陡峭的金字塔社會階層體制。本地的經濟呈局部性分布，曼谷周邊輻射擴散的城市群落無非是現代化的和庸俗的，但除此之外的廣大內地鄉村，大地主、大商人、企業家甚至一個大規模的專業階級都是很少見的，而經濟權力也不外乎被皇親國戚、西方人和沒有政治力量的賤民(華人)階級的商人不平均地瓜分，在1932年絕對君主專政遽爾垮台時，這三股勢力掌握了暹羅95％的經濟實體。此外，皇帝制同時意味著一個無關民族的具有高度異質性甚至上下離心離德的臣民群體，這個龐大的群體涵蓋了形形色色教派，五花八門方言的族群，按宗族、家鄉來劃分村莊或地區，這實際上給立憲政體的統治層帶來了諸多脆弱化和碎片化的影響。
還有一條清晰可見的線是大體自我賡續且現代化的官僚機構。它在朱拉隆功和丹隆親王主政的時代，他們只不過是皇家擴大自身權力的馬基雅弗利式策略的產物，而在1932年以後，奪權的西式文官機構和軍事部門大肆膨脹，突然成了皇室的主人和政治系統的支配者。此時的軍事統帥披汶和他的官僚合作者則在危機中掌握了政治公權力，他們打算運用手裡的權力塑造一個理想中的新國家。伴隨著反西方和反華情緒的滋長，多領域的國營企業和廣泛的合作社建立起來，進口稅增長了許多，很多職業只能由泰國人擔任，外國人在現代商業經濟部門受到了排擠。同期教育事業的發展與識字率提高，披汶預見到了印刷媒體和閱讀階級的無限可能性，同時他掌控了無線電台技術，這意味著他可以通過官方的印刷－資本主義和電台壟斷來對民眾進行比以往更徹底的思想改造。
在世界因為戰爭的陰霾而烏雲籠罩的1930年代後期，我們能看到一種極端模式化的「建造民族」政策給暹羅意識形態－文化領域的劇變——藉助大眾傳播媒體、教育管制、語言改造和行政命令等手段，甚至系統化地對邊沁敞視主義在意識形態灌輸的運用，披汶稱呼自己的新國家為——「泰國」，實實在地促生了一種真實的、群眾性的民族主義狂熱。同時他運用宣傳部門和紀念碑視覺符號的力量，將瓦吉拉伍德「王朝和民族本為一體」粗陋虛無的謊言撕碎，將官僚和憲制政府捧上了民族利益的公共看管人位置上。但是，雄心勃勃的披汶不止步於在殖民者隨意劃分的疆域內模塑民族，他在1940年以後與日本帝國主義締結了盟約，開始執行自己恢復「大泰國」的軍事冒險計劃——在寮國和柬埔寨西部、緬甸撣邦和馬來亞佔地，事實證明泰國的控制是短暫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我們應該看到「民族主義」公共修辭在暹羅的普遍序列化。高等教育和技術培訓的擴張和七年強制教育的確立我們不該忽略，因為這兩者幾乎使文盲在暹羅歷史上首度地消失，使閱讀向全民普及，為私人化的印刷－資本主義傳播極供了一個更為廣闊，可以令出版物爆炸性增長的市場，而且拜政府大眾教育機器所賜，國家將標準化的國語(中部泰語)強加在所有地方語、方言之上，構成了民族文字表意符號上的共同想像。更重要的是——大學和大專教育的擴張使暹羅出現了第一代徹底在國內接受高等教育的社會精英群體，他們了解本國的歷史，明白傳統習俗的價值遠甚於了解外國的事務和價值。在二戰結束以前，這些是人的存在想都不敢想的——那些以往生而治人的群體都去外國接受了「紳士」派頭的教育，而職業官僚中的那些佼佼者，也都拿著外國名牌大學的畢業文憑，他們對巴黎、布魯塞爾和倫敦的了解遠甚於他們對一衣帶水的馬來半島濱海的了解。
報刊雜誌、廣播媒體甚至於後現代的電視、電話和電腦的重要性我們不能低估，它是隨著大眾閱讀擴展開來的，它以每日、每周、每月和每年甚至最微小的時間為單位印發出世間正在發生某某大事的通告。通過辭彙標準化、日曆和無規律的事件，它打破了世界原本的時空界限，用詞語縮小了文化的差異性，以一種極為同質化的方式將所有事件報道出來。
大資產階級的跨國化和布爾喬亞中產地位的鞏固也功不可沒。隨著跨國企業的普遍化，資本和商品的跨國流通也變得普遍化和多向化，19世紀和20世紀前期那種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向落後地區的單向資本輸出和商品傾銷業已成為過去。同時，20世紀中葉以後的技術革命，使人們接觸到外來文化的影響也逐漸變得越來越大——諸如最新潮的電影、全球範圍的暢銷書和暢銷歌曲，大眾旅遊。同時，監管這一切的部門，國際標準、國際組織、跨國非政府機構，也隨之孕育而生——諸如米其林標準、國際大飯店和消費者協會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誕生的。而在國內，要想與國際接軌，就必須擁有與之相適應的購買力和資金流量，而1960年代以來暹羅在經濟上去得的巨大成就幫助暹羅得以與之匹配，在外國經濟資源和美國對軍事基地和戰略性基礎結構的資主投資、對暹羅軍事獨裁政權的直接援助注入時，暹羅全國發生了如多米諾骨牌般翻天覆地的變化，從1940、1950年代的曼谷、春武里、北欖和興盛的南部幾個市鎮如洪水般一股腦地擴展到東北部、北部和南部的府會城市。突然在1980年代，暹羅擁有了一個近千萬級別的中產階層。這個階層儲蓄率極高，受的教育也比以往更國際化，也更酷愛娛樂和享受，而且他們在古老的城鎮里有社會根基和商業根基，不必像官僚一樣會常規性地頻繁調任他處。他們通過自己比官員多得多的財富逐漸破壞了過去官僚階級舊日的統治基礎，在其之上逐漸建立了屬於他們自己的新生議會民主體制，在愛德華七世時代風格的古老建築對面傾入大量資金，建立起壯觀而有些叛逆的玻璃－混凝土一大理石高樓。中產階級的興盛帶來的是對國家物質文化遺產的持續關注，負責書寫和考察國家歷史的委員會被拔以巨款，文物博物館在府會城市如雨後春筍般湧現，而且中產階層親自掌管的政府比以往更加關切合法選民的數量和人口調查結果，這些數據的模型被統計起來，受登記的人將是人民主權和社會福利的受益者。最後一點，是功利性的中產階層中的商人對暹羅地圖作為特殊符號的作用的運用，它連同國旗一齊被印在衣服、飾物、海報甚至食物上，它們的含義已經發生了較百年前的巨大變化，它們不僅再現暹羅領土和主權，還能傳達國家感、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或其他關於民族的信息。
說一點我的看法。
私以為現代人不再信仰探討生命的形而上學，也漸漸在後現代鋼筋混凝土生活中陷入了「物盡其用」的思想流弊中，很顯然，彼時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也不能給人帶來任何形式的慰籍，因為他們本身也都不怎麼關心永恆、不朽和死亡的話題。而另一普世價值——民族主義則不然，它關心永恆、不朽和死亡，這正暗示著它和宗教共同體的想像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也許，也是出於對這份關懷的溫潤感，才讓那些義勇之人前仆後繼地為「民族」獻生吧？
那泰國又有多大程度的民族主義呢？
其實我想說這個問題本身就是無解的，因為泰國是一個現代民族國家，不論它披著馬克思主義還是自由主義的外殼，它的內核實質上也就是民族主義。而且再說了，民族主義不是什麼異質物，也不是法西斯，更不是妖魔，而是一種普世的價值觀，沒有「多大程度」可以去量化，因為它就隱匿在每個打心底里認同自己是泰國人的心中。
然後行文線索呢……是挺亂的，
大致上來說，我就是想說：
在蒙固時代(1851～1868年)及以前，國家這概念是很模糊的，連邊界都是不著邊際的東西，所以上層社會那群人你虞我詐，把權力當成一項財產、一塊土地爭來爭去。所以也沒有什麼民族的概念，也沒有什麼民族主義。
到了朱拉隆功的時代(1868～1910年)，我認為是現代暹羅最雛形的階段。朱拉隆功奠定了暹羅中央集權的近代君主專政體制的基礎。不過有趣的是，朱拉隆功的樣板是其他列強的殖民地，他也像殖民者一樣沒心沒肺地引入了大量外族勞動力，並將稅收事務承包給外國人。這時候的暹羅開始成為一個國家，有自己的主權和領土，但是還未產生一個複雜的族群的觀念。
瓦吉拉伍德時代(1910～1925年)，是借用歐洲的模式，利用官方民族主義擴大自身統治基礎的一次失敗嘗試。這時候的暹羅，接受了共和主義的華人群體實際上開始意識到自己是中國人，而此時的泰人也開始有意識到自己是暹羅人的萌芽。但瓦吉拉伍德希望能堵住華人的嘴，又希望引導泰人認為自己是「卻克里朝人」，所以收編了民族主義原則，實行排華政策。
帕恰迪波時代(1925~1932年)則是對收編了民族主義原則做法的收斂和部分放棄。他的時期，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公費留學生在外國產生的對自己是暹羅人的想像。
披汶時代(1933~1944年，1947~1957年)最終確定了泰國民族國家的身份。他通過一種群眾運動的方式激起了泰人作為主體民族的思潮。通過塑造西方人和華人兩個敵對勢力，推動泰人區分王朝、民族兩個觀念，認可民族－立憲政府互相拱衛的想像共同體。
餘下的是補充，1960年代以後，教育、媒體和資產階級對民族主義起的成熟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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