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兇拍人》

有時，某些想法會突然從你腦海中靈光一閃的冒出來，然後改變你的一生。當年我並不大瞭解這決定的重要性，直到在十年後，我偶爾讀到一段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講述就讀紐約大學時，電影、電視與廣播史導師海格.曼努金(Haig Manoogian)教授的一段說話。

當學生在他跟前說“只要有好劇本，我一定能成一個大導演。”他總會告訴他們，“要想做導演必須自己寫劇本——沒有人會替你寫。”

我有一個衝動能乘時光機回到1990年，向當年只有十七歲的我當面道謝，感謝他這種在混沌人生中突然冒出的大智能，感謝他花上了1080元去扭轉了我往後要走的路。

《買兇拍人》

但是話說回來，當時的我正爲着要籌集報讀編劇班的1080元學費而非常煩惱，這對當時每星期只有100多元零用錢的我來說，並不是一個小數目，我在不久前已將所有積蓄和當兼職賺來的錢，去買了一支比我年紀還要大的二手薩克斯風。因此手頭上並沒有什麼餘錢，這也不可能向母親提出，因爲當其它同年學生都在忙於爲下年會考開始做準備時，我實在不敢跟母親說：“媽，可以給我1080元去報讀編劇班嗎？我要爲將來成爲導演做準備啊。”可以肯定，換來的只會是一頓臭罵。

於是我只有轉向父親入手，大概因爲離婚的關係，父親對我們弟兄多少有點內疚感，因此在跟他飲茶時提出要錢，多半都可成功。結果他給了我500元，然後叫我再回家問母親拿500。

可是我仍是不想驚動母親，因此我去找我的姑姐，問她要了500元，然後自己拿出80元。然後開始每個星期六晚上，到中環大會堂高座那裏上課。

02

林超榮教我編劇課

在繳交高昂學費後，我對編劇班充滿了期望，希望在上完十二課兩小時的編劇課後，即能成爲香港的莎士比亞。

但在上過第一課後，我對這點期望就有點猶豫了。

負責教這個編劇課的是導演林超榮，他說話風趣幽默，亦看過許多電影，在第一次上堂時，他說了四、五十部電影的名字，我有超過一半是沒看過的。初時我確是聽得津津樂道，只是第一課完結後，他卻沒有講解在廣告上列明的第一堂課題：《電影劇本的結構分析》，而只是隨隨便便的胡扯了一輪本週新上映的電影簡評。

初時我以爲這只是因爲第一堂，大家先來個熱身，互相認識一下而已。可是到了下個星期六，林超榮先是遲到了二十分鐘，然後一進來就劈頭地問：“怎樣？這星期大家有沒有看什麼電影午夜場？”於是接下來都是如電臺的電影新片巡禮節目般渡過。

但我辛苦繳交那1080元，並不是爲了聽這些的，於是到了第三堂，我終於忍不住，於是舉手問了個問題。

“老師，我看《電影雙週刊》上的廣告，上面的課程簡介說，今堂的課題不是《解構電影的後現代：從大衛·裏恩到大衛·林奇》嗎？我們這節會講這個嗎？”

“沒關係，沒關係，我們可以講呀。”林超榮聳聳肩說：“你們有人看過大衛·林奇的電影嗎？”

《藍絲絨》

那時我剛看他執導的《藍絲絨》，正被他的奇譎詭異所迷住，於是馬上舉手。

“那麼大衛·裏恩呢？”林超榮望着我說。

那時的我，根本不知誰是大衛·裏恩，因此也無法得知他拍過什麼，所以即使我曾在電視裏看過《桂河橋》，但我仍是搖頭。

“這樣不成啦，你看大衛·林奇，必須先看大衛·裏恩。因爲大衛·裏恩跟大衛·林奇，本身就是‘連着’的嘛，分開看是不行呀。哈哈。”林超榮一臉誇張的表情地說，惹來了課室內一片笑聲。似乎對這答案並不滿意的，只有我一人而已。

後來才知在編劇行中，這種叫做“食字笑話”，就是用同音字拼湊出另一層意思，從而達到喜劇效果，正如“大衛·連治”(大衛·林奇的香港譯名)中的“連治”，跟“連着”，在粵語發音上近似。而我在日後才知道，這類食字笑話是林超榮的至愛，他就連平常跟你對答都用着這些食字方法進行，有時使用密度甚至到達有點病態的地步。

在日後進入電視臺時，我的編審上司告訴我，“食字笑話”是每個編劇必學的入門技術，然後就要學習創作“錯摸”的戲劇處境。

所謂“錯摸”，就是當一個角色正在做着一件事件，或許一句說話時，其它人卻誤會了他的意思，從而順着他們誤會的意思，做出了錯誤的響應，只要這種錯誤一直沒有被揭穿，他們就是處於所謂互相誤解的“錯摸”處境。

“記着，一個編劇懂得‘食字’可夠養妻活兒，再掌握“錯摸”就能創業興家。”

林超榮似乎察覺到我對他每課都在胡扯有點不滿，於是在課堂結束前，他提出每個學員回去寫一個短劇的劇本，下個星期上課時交給他。

03

化妝粉盒碰不得編輯劇本隨便碰

上次說到林超榮叫我回家寫一個劇本，之後連續幾天我都在思前想後，但想不出什麼點子。於是就從最近看過的電影去想。那時我剛看過馬丁·斯科塞斯的《三更半夜》，編寫了一個關於主角迷失在香港九龍城寨的故事，確切內容我已經忘記了，但大概也是在城寨中兜兜轉轉的故事。

我懷着等待坐月子的孕婦般的興奮心情，帶着寫有劇本的稿紙，在第二個星期六晚開課前交給林超榮。他將我和其餘十多位同班同學所交的劇本匆匆塞進揹包，然後馬上告訴我們，電影不該是坐着學理論，而是要透過實際在片場的觀摩來實踐的。因此與其坐着，不如今晚就特別安排我們到片場實地參觀。

於是我們一班十多位同學跟他到了半山(香港別墅區)一座空置的豪宅，那兒正在拍攝港產片《特異功能猩球人》。林超榮一到了片場，就馬上叫同學們坐在一個角落，對正在匆忙地東奔西走的現場工作人員進行遙距觀察，而他自己則去處理“一點雜務”。

說着林超榮馬上就跑到導演那邊，跟他談了片刻後，便拿出稿紙來寫。

原來，他就是這片子的編劇。

其他同學都抱怨“被騙了”或“浪費時間”，但我覺得既然來了，就四處看一下吧。

那天晚上，我一直在片場上靜靜地觀察，發現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那就是在現場，當攝影師走到一旁時，其他人都不會靠近攝影機，走過的人一走到攝影機旁邊一兩米範圍內時，都會像遇上鄉郊惡狗一樣，自動地繞到遠離攝影機的一邊。偶有一些不識相的臨時演員，要走近窺看一下攝影機的觀景鏡，都會被其他攝影助理上前以粗言“伺候”。

另外，在片場處，化妝師的化妝箱也是碰不得的。一旦你稍微碰到她的粉盒，肯定又會換來一頓臭罵。

《青春夢工廠》

簡言之，每個工作崗位都有其專責，他使用的東西就正是他的生財工具，就如一個武士的劍，豈能讓你亂碰。

只是，惟獨編劇則是例外，他們的生財工具——劇本，在現場，是上至老闆、演員、導演，下至攝影、美術、製片，人人都可你加一言我添一句，隨其興之所至而修改。

04

1080元學費泡湯了

結果，在完成了整個編劇課程後，導師林超榮也沒有對我的故事提出任何意見，當然對其他同學的作品也是一樣。每次我去追問他覺得我的故事如何時，他總是支吾地說什麼“故事的中段張力不夠啊”或“人物未見立體”之類套用於全宇宙八成劇本也合適的評語。

同學們都懷疑他根本沒有看我們的功課。可是我對此並不認同，不是因爲我沒有懷疑，而是肯定他沒有看。

十二堂的課程完結了，記得當初在課程簡介上還說什麼“解構後現代主義：從大衛·連恩到大衛·林奇”，大衛·林奇個屁！我連一些像樣的編劇技巧也沒有學到。

當時的我，也跟班上不少同學的心態一樣，感到被這家香港電影學院騙了。

1080元的學費泡湯了，這1080元，對一個17歲的少年來說，是頗大的一筆數目，實在有太多比花錢在這鬼編劇班上更好的用途。就是拿來買避孕套，也可以買二百七十個。

但我竟然將錢拿來孝敬林超榮！當我回想起來覺得實在不可思議。幸好，林超榮在他最後一課完結時，把他的聯絡方法給了各同學，叫我們日後遇上任何有關電影的問題時，可直接找他。

《買兇拍人》

於是我在幾天後就致電給他，直截了當地提出我的要求：“林生，我想入行當編劇，你可以介紹我入行嗎？”

當時的我，認爲這是理所當然的要求，既然他拿了我1080元，而我又學不到什麼，那他就有責任帶我入行。

可是林超榮跟我說：“你年紀還輕，考完會考再說吧，不過你也可趁着這段時間，學習一下電影的講故事的結構啊。”

他提議我去看不同類型的電影，然後在看完後回家將剛纔的電影分場，整個地默寫出來。

對一箇中學生來說，怎會有錢去看那麼多的電影？於是林超榮向我提供了一個挺簡單也很直接的方法。

原來當時香港有一份晚報叫《星島晚報》，當中有一個專門介紹電影的《影畫戲》版，他們除了刊登一些電影影評和專訪外，不時還會與一些外國電影發行公司合辦一些新片的優先試映場，以供影評人和觀衆欣賞，從而測試一下反應，以便決定在正式上映時宣傳的規模和策略。

林超榮告訴我，他們舉辦試映時，多數會在報紙刊登印花，然後讓有興趣的觀衆剪下寄回給他。《影畫戲》版的編輯就會以先到先得的方式，寄戲票給讀者。

這不愧是個拿戲票的好方法，所花的就只有信封和郵票而已。因此聽林超榮這麼一說，我就下定決心，開始我的電影“懸賞生活”。

05

拿免費電影票的常勝將軍

由於《星島晚報》用先到先得的方法抽出試映場的觀衆，因此爲確保拿到戲票，我開始想各種可能有助儘早寄郵件到編輯部的方法。

首先，要是我在黃昏時纔去買晚報的話，那寄出的信件就要遲一天才到，因爲香港大部分郵筒都是下午四五時左右收件，如果我在晚上七八時才投進郵筒，信件就要明天郵差早上來收件時纔會處理。大部分市區的報攤，其實在下午三時三十分左右就已經收到《星島晚報》，因此我決定每天在書包中放兩個貼了足夠郵票的信封，一個填了我的回郵地址，另一個則填晚報報館地址。我在下課後馬上跑到報攤，一發現那天電影版有送出試片場的印花，就當場剪下印花投寄，這樣信件就趕得及在當天下午得到郵差處理。

可是，即使用上了這種實時投寄方法，我仍是偶爾纔拿到戲票。一般他們每場也有派發約50張門票，以一個讀者拿兩張來說，也該有二十五個讀者可拿到呀。我已是即日投寄了郵件，怎麼也不能成爲前二十五個呢？

我不停地想，終於發現了自己的問題。原來雖然我每次爲求儘快將信寄出，一放學就馬上跑到最近的報攤買報紙，然後在最近的郵筒寄出。可是，問題是離我學校最近的郵筒在香港島的北角區，而《星島晚報》的報館則位於九龍的九龍灣工業村，因此即使北角的郵差當天收到了郵件，仍須待明天早上纔會送去九龍灣郵局那邊，再待九龍灣郵局處理後，則可能要到後天早上纔會派到報館。

《伊莎貝拉》

那時我的初戀情人正好是住在九龍灣，平常我在每星期都有兩三天會在放學後到她家那邊。因此我決定改變策略，不在北角寄出郵件，而是每次見到晚報有舉行試片活動時，就乘地鐵到女友那邊，然後直接將信投進九龍灣郵局內的郵箱，這樣，就連等待郵差到街上郵筒收集信件的時間都省卻了。信件直接在九龍灣郵局內處理，第二天早上十時就會送到報館。

我這麼多的心思，終於也沒有白費，我成爲拿試片戲票的常勝將軍，我的“中票率”近乎百分之一百，每星期六、日的試片戲票不絕，有時甚至一天要趕看兩場。後來，我有機會認識到《星島晚報》的電影版編輯時，她一聽到我的名字就說有印象。

“因爲在這麼多拿戲票的讀者中，你的信永遠都是第一封寄到我桌上的。”那編輯這樣告訴我。

06

編劇勸我寫影評

上學的時候，我常從報社裏拿到大量試片戲票，因此就經常有機會看各類型的電影，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看李安導演的《推手》。

那時的試片招待場，其實都是由一些香港電影發行公司爲測試本地觀衆口味而設。爲免影響戲院的正常場次收入，他們都比較會租些不是那幺旺的時段來作試映，例如是星期六、日的早上十時之類。

因此即使你拿到門票，要不是你有很強的決心，也無法在星期日早上這個時間起牀的。

我記得，那天我約了女朋友，一起到旺角百老匯戲院去看《推手》的試片，可是當我大概九時起來時致電給她時，她仍在熟睡，她說這片的故事介紹看來不怎樣有趣，因此還是決定留在家中睡到下午比較好。

但我決定就算她不去，我還是會獨個兒去看。於是我提早了出門，從我太子花墟的家，一直步行去旺角。星期日早上的旺角份外冷清，街上沒有幾個途人，工人忙着清理星期六晚狂歡後的餘跡，我穿過悽清街角和沉睡路口，一直來到旺角百老匯戲院附近，當快要到達戲院時，途人漸多，且有一些熟悉的臉孔。

我叫不出他們的名字，如同他們叫不出我名字一樣，但我們彼此瞭解我們均知道對方的存在。因爲在香港，拿這類門票去看試片的，其實大致都是那個族羣，因此在每次試片時，你會見到差不多的面孔。慢慢你開始有一種安全感，因爲當你在街角發現他們正跟你向同一方向走去時，你不用拿出戲票去核對，也知道沒有弄錯試片的地方和時間。

平心而論，我確實非常喜歡李安導演的作品，但即使到了現在，我仍不會認爲《推手》是適合在星期日的早上十時欣賞。加上那時的我，實在對老人家移居美國的所謂東西文化衝突並不感興趣，因此看時確是呵欠連連。

《推手》的味道，要到後來有一晚重看影碟時才能細味得到，但這已是差不多六、七年後的事。

總言之，回到家後，我攤開了一張紙，看着這張白紙，我很有衝動去寫一個沒有《推手》那幺沉悶的劇本，一個屬於這代年青人的故事，而不是這種老態龍鍾的電影。

此時電話響起，原來我的女朋友已經醒了，她告訴我，母親和弟弟下午要出外探親，這個下午只有她一人在家，因此她問我要不要去九龍灣她家那邊，一般而言，遇上這般情況，我都會到她家胡混一個下午，可是我今天卻婉拒了她。

但當我對着白紙坐了一個下午，仍未想出一個所謂“屬於這代年青人的故事”，我開始後悔沒有去九龍灣。

我致電給林超榮，並告訴他我決定開始寫劇本。他卻說別那幺心急，與其開始寫劇本，不如先開始學寫影評，因爲你必須懂得怎樣看電影，才能好好創作電影。

我覺得他說得有些道理，因此便開始撰寫影評。

07

我成了“正式”影評人

在我找機會打破“我不是影評人”這個詛咒時，我曾考慮過是否要向《星島晚報》以外的其他報刊投稿，碰一下機會，可是我馬上打消了這念頭。因爲我想既然“影畫戲”版的編輯會以“我不是正式影評人”爲理由不刊登我的稿，那其他地方亦不會有多大分別。

因此，我集中精力去想的問題是，怎樣能成爲一個“影評人”。我跟編劇班上的同學談過，大家都很肯定我不會從任何職業訓練及課程中，拿得一個影評人的牌照或學位，因此除了找個地方去“註銷”你的稿件外，別無其他方法。

我下定了決心，既然沒有地方能讓我成爲影評人，那我就自己讓自己成爲影評人好了。

《指甲刀人魔》

我將市場上大部分的報紙雜誌買了回來，然後看看哪份是發行量較少但又有影評版的。我發現市面上有一份像同人誌般印製的刊物，叫《年青人雙週報》，從其粗糙的印刷和排版，可看得出它不可能是一份發行量很大的報刊。而其中的影評版排得密密麻麻，令人一看就頭痛，懶得再讀下去的設計，正好合我心意。

我先從我近期所寫的影評中，做出一個寫作成績的排名，然後抽出我認爲當中排第二和第三位的最佳影評，然後拿去“植字公司”做打字，過去我學平面設計時所學的東西，現在便大派用場。我把《年青人雙週報》拿去“植字公司”，吩咐他們把打字的級數和行距，弄得跟《年青人雙週報》內的文章一模一樣。我還弄出一個隸書字體的標題。我記得那兩篇影評，一篇是比較斯皮爾伯格執導的《小飛俠》跟周潤發主演的《我愛扭紋柴》。而另一篇則是探討日本怪獸電影《哥斯拉》的正邪兩面性。

我在《電影雙週刊》剪下這幾部電影的劇照，然後將照片跟完成的植字和標題並貼在一起，跟着拿去影印再影印，弄得模模糊糊，彷彿從報紙剪下來的剪報一樣。

可能有些人會感到好奇，幹嗎要用認爲寫得第二和第三好的影評去做，而不用最好的？那是因爲我在製成了這兩篇“已刊登影評”的剪報影印本後，就連同那篇我認爲寫得最好的影評手稿，一起寄到《星島晚報》的影畫戲版，當中還附有我的一封短信。

我告訴編輯廖小姐，自從上次跟她碰面後，我對他們報社的編輯政策加深了了解，因此這幾個星期以來，我不斷地在其他報章雜誌上爭取發表影評的機會。同時間亦不斷的改善自己的寫作技巧，終於在努力不倦之下，近日有兩篇影評成功被《年青人雙週報》採用。因此我現在已算得上有影評在報刊上發表過的“正式”影評人。

所以我現在將我新寫的影評投稿和早前所刊登的影評剪報寄給她，希望編輯小姐能考慮採納我的文章。

一星期後，《星島晚報》刊登了我的影評。

08

我的影評見報了

我仍然很記得，1992年3月某日的下午，我走到住所附近的報攤，買了剛被送來的《星島晚報》。當時報販還沒有將晚報不同的版面疊在一起，大概認爲一般都沒有人這麼早買晚報，晚一點再分亦不遲。因此當我來跟他買一份時，他是特地從各組版面中挑出一份完整的給我的。

我迫不及待地在報攤旁翻閱晚報，因爲自從我將稿件連同我創作的影評寄去報館後，已經差不多一個星期。我想，要是他們採用那影評的話，大概應該要刊登了，因爲我寫的那部電影是馬丁．斯科塞斯重拍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經典的《海角驚魂》，這片子已在香港放映了兩個星期，要是再不登的話，落畫(停映)後刊登的機會將會更小。

我緊張地打開影畫戲版，突然間，我在報紙的右下方發現到自己的名字。《星島晚報》終於刊登了我的影評。

我無法控制地傻笑起來，待回個神冷靜下來後，我跟報販再買多了十五份的《星島晚報》。

“怎麼啦？有大新聞嗎？”報販問我。

“有，最大的。”我這樣告訴他。

那夜，我幾乎無法入睡，我簡直無法瞭解那些全職的影評人到底怎樣可以過正常生活？他們每晚也要吃安眠藥才能入睡的嗎？

多年之後，我在一次搬屋時找到了那篇首次被刊登的影評，我只剩下一份貼在一本筆記簿上，那是我初戀情人替我剪存的。當時買的那另外十五份，早已不知去了哪裏。而那影評的內容是這樣的：

《海角驚魂》——兩大思想的鬥爭

從十九世紀末開始，代表異教的希臘思想一直成爲世界的主流，而代表基督教的希伯萊思想顯然表現出一蹶不振。這早已是勝負分明的事實，而本片有意安排這兩大思潮再來一場決鬥，似乎有點打落水狗的意味。

本片其實充滿着象徵主義，片中的森代表了希臘思想，他相信知識，執着於地上的現實；而基迪卻剛剛相反，他信仰的是獨斷的教權、絕對的神明，正好代表了希伯萊思想。在這次決鬥中，同樣也有着很重的宗教意味，例如結尾時基迪被鎖在鐵架上就象徵了耶穌被釘上十字架。而森洗掉手上的血，也暗喻了彼拉多在判處耶穌後當衆洗手，表示清白的故事。最後基迪的滅亡，顯然導演是想爲宗教思想重新定位，也反映了主觀的神權如何再一次地被客觀的現實所打敗，不禁要喊一聲：“個人主義萬歲！”

看本片前，不妨看看一些聖經故事，在片中不難找到一些宗教的比喻。

現在回看起來，實在很不好意思，這簡直是亂拋書包的經典範例。即使現在自己重讀一次，我也不大知道這影評作者在胡扯什麼。可是，當時的我，還認爲這篇是自己寫得最好的影評呢。

作者：彭浩翔

來源：編劇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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