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風橋這個名字聽起來有些神祕，更爲神祕的是，在這個普通的小巷裏，20世紀40年代曾隱藏着一個鮮爲人知的祕密組織——蘇聯情報機關。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一支蘇聯軍事顧問團來中國幫助抗日。1940年，以毛斯科夫斯基、施克雷巴爲首席顧問的蘇聯顧問團相繼駐西安胡宗南的第三十四集團軍總部（後改爲第一戰區長官部、西安綏靖公署），王敦瑛擔任首席顧問中文翻譯兼爲蘇聯情報機關工作。1943年春，蘇聯軍事顧問團回國後，王敦瑛奉蘇聯駐華大使館武官羅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蘇聯首任駐中國大使）的指令，留在西安，成立情報組織，蒐集日軍及國民黨方面的情報，利用顧問團留交的電臺直接向蘇聯情報機關報告。但沒有了軍事顧問團的掩護，由王敦瑛直接使用電臺和莫斯科聯繫是非常危險的。於是王敦瑛向他的頂頭上司羅申建議，爲他派遣從事電臺報務工作的助手。羅申經和我黨協商，決定由重慶八路軍辦事處派兩名電臺報務工作人員赴西安。經過考察，決定派剛結婚不久的楊才（化名夏中和）、龍文英（化名錢瑾）夫婦承擔這一任務。王敦瑛在西安經過反覆考察，把情報聯絡點和電臺位置選擇在玄風橋34號。夏中和夫婦以經營小商店作爲掩護開展工作，夏中和爲“掌櫃”，錢瑾爲“店員”。由於他們夫婦早年參加革命，沒有做生意的經驗，再加上都是四川人，容易引起敵特懷疑，應王敦瑛的請求，陝西地下黨介紹中共地下黨員張自剛（又名張崗）參加情報組，以“店員”身份協助夏做生意並作掩護工作。

王敦瑛通過與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綏靖公署）高參、參謀等交往獲取情報，並與當時民盟領導人和中共地下黨員交換情報。情報由王敦瑛蒐集到以後，經譯電員兼交通員李儒珍處理，交由夏中和發報，發報時錢瑾和張自剛負責警戒。此期間，國民黨特務機關與情報組一直存在着偵察與反偵察的鬥爭，驚險局面多次出現。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屈武先生解放後回憶：“在特務充斥的西安，此種工作是十分危險的，但王敦瑛看起來還是處之泰然，無所畏懼。不過曾有一次，他來看我，神色緊張，說中共在西安的電臺被破獲，特務還在到處搜查……” 1948年春的一天，王敦瑛參加綏靖公署總理紀念週會，會上胡宗南因特務機關不能破獲不明電臺大發脾氣。會後綏署參謀婁某告訴王敦瑛：“前些日子測向臺發覺東大街附近還有一部不明電臺，但始終找不到線索，所以主任（胡宗南）發脾氣了。”特務的搜查已在小商店附近進行，形勢非常嚴峻，王敦瑛向莫斯科報告後，停止工作並隱藏了電臺。此後通過地面交通向蘇駐蘭州領事館傳遞情報直到西安解放。解放後，王敦瑛先後擔任西北俄文專科學校（西安外國語大學前身）副校長，陝西師範學院、陝西師範大學外語系教授、系主任，1979年6月去世。

王敦瑛領導的蘇聯情報組織在西安潛伏了六年多，由於王敦瑛和陝西地下黨有密切的聯繫，解放後，這一情報機構一直被認定爲中共地下組織。筆者前些年對這一情報組織進行了考查論證，併到玄風橋實地查看訪問了幾次，當年的34號到底在哪裏，已無人知曉，但通過屈武、伍修權及羅申等人的回憶可以確認，它作爲蘇聯情報組織這一點是無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