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涅斯·瓦爾達因爲癌症永遠離開了我們。

這些年來，全球範圍內涌現出越來越多的女性導演，但如果要選一位電影史上最偉大的女導演，這個人很可能只能是瓦爾達。

後來者可能會拍出一部又一部驚豔世人的佳作，但是對於電影以及電影人的影響，卻很難再超越瓦爾達。

很多人可能沒怎麼看過瓦爾達的電影，但多多少少都聽過她響亮的名號。“新浪潮教母”的光環如此耀眼，就連新浪潮的領軍人物戈達爾，在瓦爾達面前，也要恭謙幾分。

新浪潮第一部傑作

瓦爾達生於1928年，逝世時剛過90歲。她的創作始於上世紀50年代，準確地說，是1954年的《短角情事》。

比她更早開始創作且仍然在世的導演，今時今日，大概一個也沒有了。

1954年，比戈達爾拍出《筋疲力盡》早了6年，比特呂弗奏響《四百擊》早了5年，比克勞德·夏布羅爾完成《漂亮的塞爾吉》早了3年。在很多人的觀念裏，這幾部電影，是電影史上最偉大的運動——法國新浪潮的序章。

但事實是，這個序章應該始於瓦爾達的《短角情事》。

並不只是因爲它更早出現，而是因爲它所帶來的全新的電影美學。

這部短小的電影，介於紀錄片和劇情片之間，準確地說，它一半是紀錄片，一半是文學式的愛情對話。這是一部用威廉·福克納寫作的方式完成的電影。

沒有傳統意義上的故事，沒有原因和結果。它注重的是現實，注重的是人物的心理狀態。

這部電影讓戈達爾等“手冊派”導演和阿倫·雷乃大受啓發，從此開始，新浪潮主將們把攝影機扛上街頭，玩起了跳接，用詩意的語言拋棄了傳統意義上的敘事，就此開啓了全新的電影美學。

法國電影史家喬治·薩杜爾也直接給出他的定義——《短角情事》是新浪潮第一部傑作。

最愛的雅克·德米

因爲新浪潮，她認識了戈達爾，後者成了她畢生的好友。同樣因爲新浪潮，她認識了在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人——她的丈夫雅克·德米。兩個人都作爲新浪潮的“左岸派”導演而爲人熟知。

在新浪潮最聲譽卓著的60年代，德米的聲望要明顯高過瓦爾達。《蘿拉》、《瑟堡的雨傘》、《柳媚花嬌》等作品都引來一片讚歎。

但在後來的20年裏，瓦爾達的創作卻比德米有生命力得多。德米70年代以後的片大多已被遺忘，而瓦爾達的創作，此時纔剛剛開啓。

瓦爾達一系列重要作品，如《一分鐘一影像》、《天涯淪落女》都完成於8、90年代，甚至在新世紀之後還推出了《拾穗者》、《阿涅斯的海灘》、《臉龐，村莊》這樣在形式上多有新意的佳作。

要知道，這個時期，大多數新浪潮干將不是已經離世，就是創作上偃旗息鼓了。但年歲漸長的瓦爾達依然顯得如此年輕，充滿活力。

但對於瓦爾達而言，她最重要和心愛的作品，註定只能是她的“雅克·德米三部曲”。

德米晚年罹患艾滋，身體日漸虛弱。瓦爾達便用鏡頭記錄下了德米的童年時刻，同時又穿插了德米晚年的面容。這就是《南特的雅克·德米》。

這部電影還把德米的生平於他的創作關聯了起來，在德米的大量電影片段裏，我們看到了源自他生活的那些瞬間。

這無疑是瓦爾達獻給她丈夫的一封情書，同時也是他饋贈給影迷的一份珍貴禮物，是我們瞭解和理解雅克·德米最好的一扇窗口。

後來在德米逝世後，瓦爾達又拍攝了《洛城少女曾經二十五歲》和《雅克·德米的世界》。前者回顧了德米拍攝《柳媚花嬌》時的現場，後者從電影史的角度，回顧了德米的創作，是又一部珍貴的電影史料。

這般爲愛人而創作，世所罕見。瓦爾達與德米的深情，也成爲影迷一再傳唱的美談。

接近行爲藝術的紀錄片創作

瓦爾達一生拍攝了大量紀錄片，尤其步入晚年，她的紀錄片反而越發講究在形式上進行創新，每每予人驚喜。

《拾穗者》受畫家米勒的同名畫作啓發，把鏡頭對準了法國的拾荒者。那些生活在底層的人們爲維持生計而撿拾那些被人丟棄的垃圾，但在藝術家的眼裏，那些垃圾卻成了藝術的原材料。

瓦爾達把拾荒者大致分爲三類：“有些人拾荒是因爲他們被生活所迫，有些人拾荒是因爲他們是藝術家，有些人拾荒是因爲他們喜歡拾荒。”

本片的完整片名是“拾荒者們和女拾荒者”，其中的“女拾荒者”，指的就是瓦爾達本人。只不過她揀拾的，是被人遺忘的記憶，作爲自己這部電影的元素。

在電影裏，她發現了一個心形的土豆，受此啓發，她開始用土豆玩起了一系列裝置藝術和行爲藝術。

她搬了700公斤土豆到展廳，悉心照料每一個土豆的生長和發芽。她甚至自己扮成一隻土豆，在展廳裏走來走去。即便她不在時，也會在土豆裝上放一張印有自己頭像的卡片。

80歲時，她拍了一部《阿涅斯的海灘》當作自己的生日禮物。

在瓦爾達最愛的海灘上，她擺滿了大大小小的鏡子，這些互相映照的鏡子，創作了一個亦真亦幻的情景。

在這樣的情景下，她構建了一個童話般的舞臺。時而讓劇組人員扮成古羅馬的士兵，時而自己駕駛一輛卡片做成的汽車，時而鑽進一個巨大鯨魚的腹中，時而拉開漁網做成的幕布。

這些並不真實的道具，印證的是她記憶的真實。她把自己的過往和回憶娓娓道來，像是在與觀衆玩一場充滿童真的拼圖遊戲。她想要用種種回憶拼湊出來的，是她自己。

在她上一部作品《臉龐，村莊》裏，她和街頭藝術家JR一起，去尋找那些普通人的面孔，然後把他們的臉印在巨大的房屋和建築之上。

那些巨大的肖像，平實又親切，可能是最貼近普通人的裝置視覺藝術。

最後她還帶着我們去找戈達爾，只不過被放了鴿子。

瓦爾達的這些作品，以及銀幕外真實的她——總是頂着一個蘑菇頭，穿着絢麗多彩的衣衫——都絲毫不會讓人感覺她在老去。恰相反，她顯得遠比一般人更加年輕。

那些新奇得甚至有幾分古靈精怪的創意，不斷從她的腦袋裏迸發出來，賦予紀錄片以新的形式和可能。

看《臉龐，村莊》這樣的電影，你很難相信她已經90歲了。

但是，沒有誰比她更清楚自己的身體。也許是逐漸發覺病魔在侵蝕她的健康，她開始有意識地放慢腳步，與我們告別。

她的最後一部作品《阿涅斯論瓦爾達》，是她對自己畢生創作的一次自我闡釋，也是一次系統的全面回顧。

就像她爲雅克·德米拍攝的那些紀錄片一樣，你很難見到一個導演會爲自己的平生創作，拍一部如此周全的紀錄片。對於任何喜歡和想要研究瓦爾達的人來說，這無疑是最佳的第一手素材。

她應該是意識到了自己的離開，才留下這樣一份饋贈。

《阿涅斯論瓦爾達》今年初在柏林電影節首映，此時正在香港電影節展映，少數人已經看到了它。而今年六月份的上海電影節，它也會在內地首次展映，將有更多的人有機會與它見面。

在電影的維度裏，瓦爾達永遠存在我們的記憶裏。在生活的維度裏，她只是追隨自己最愛的那個人去了。

再見，阿涅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