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耘 山 周 燕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1939年6月至1940年1月，經中共中央批准，中華蘇維埃工農民主政府國民經濟部部長毛澤民赴蘇聯學習、治病。近年來，毛澤民的後人曾幾次去莫斯科，在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尋找有關資料，發現了包括毛澤民的報告、書信、發言記錄稿在內的近10萬字的真跡。其中，絕大部分內容是揭發和批判以王明爲代表的機會主義路線的，戰鬥的鋒芒直指“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王明。細讀這些解密的珍貴檔案，筆者感到，70多年前，在莫斯科曾發生過一場鮮爲人知卻事關重大的政治搏鬥。

1937年十二月會議後，王明在武漢以中央名義發表《中國共產黨對時局宣言》。毛澤東先後派出毛澤民、劉亞樓等人，到莫斯科執行“外線作戰”任務

1937年11月29日，在莫斯科“逍遙”了6年之久的王明回到延安。12月9日，即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的第一天，王明作了題爲《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強調“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脫離實際地提出全國抗日部隊“統一指揮”、“統一編制”、“統一武裝”、“統一作戰行動”等主張。王明口稱代表共產國際，他的鼓譟對與會者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會議期間，毛澤東作了兩次發言，重申並堅持洛川會議確定的方針和政策。由於毛澤東等人的堅決抵制，王明的錯誤意見最終沒有形成會議決議。

在十二月會議上，中央政治局還作出一項決定：由周恩來、王明、博古、葉劍英組成中共中央代表團，負責與國民黨談判；由周恩來、博古、項英、董必武組成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南部黨的工作。而在12月23日中共代表團和中共長江局到達武漢後舉行的第一次聯席會議上，即決定將中央代表團與長江局合併，由王明任書記。三天後，王明就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中國共產黨對時局宣言》，繼續宣傳他的錯誤主張。

毛澤東曾經說過：十二月會議時我是孤立的。當時，我別的都承認，只是持久戰、游擊戰、統戰原則下的獨立自主等原則問題，我是堅持到底的。具有大智勇、大氣魄、大手筆的毛澤東，從來不懼怕那些披着“馬克思主義的外衣”、自稱“國際路線”的領導人。他以敏銳的洞察力，及時把握住新一屆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大力改進領導工作，加強與各國共產黨中央聯繫的有利時機，派出一支特別梯隊，出其不意地到王明曾“一手遮天”的大本營——莫斯科開展“外線作戰”，謀求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理解與支持。

這年年底，毛澤民勝利完成接受共產國際鉅額援助的任務後，從上海回到延安，準備接受新的工作。當他來到鳳凰山看望大哥毛澤東時，才知道黨中央已決定送他去蘇聯學習、治病。

全面抗戰爆發後，陝北成爲領導全國抗戰的中心，要做的工作很多，擺在面前的困難就更多了。大敵當前，毛澤民怎麼能安心去蘇聯學習、養病呢？但毛澤東表情凝重地說：“這是黨中央的決定！”望着大哥期待和信任的目光，毛澤民明白了一切——去莫斯科也是戰鬥！

元旦剛過，毛澤民便動身了，經過六天的長途顛簸，終於到達甘肅省會蘭州。一到蘭州，毛澤民首先向蘭州辦事處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代表謝覺哉傳達了中央政治局會議的精神，以及黨中央的堅定立場。謝覺哉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在他的主持下，毛澤民連續幾個晚上向辦事處全體人員和中共過往蘭州人員，傳達和宣講中央的主張，並與一些重要領導深入交換意見，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原則更加深入人心。

然而，當飛機剛剛在迪化（今烏魯木齊）機場降落時，毛澤民就從中共駐新疆代表鄧發手中接到張聞天和毛澤東從延安發來的緊急電報。由於新疆軍閥盛世才盛情邀請，中共中央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大局考慮，決定毛澤民留在新疆工作。

而此時，王明在武漢的表演更加露骨：1938年2月9日，不經毛澤東同意，他就以毛澤東的名義發表對《新中華報》記者的公開談話；他不同意毛澤東關於抗戰階段的劃分，故而拒絕在武漢《新華日報》上發表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他不同意延安在華北成立晉察冀邊區政府，居高臨下地對中央書記處橫加批評；他公然提議停止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在延安發行，主張改在武漢印刷製版……特別讓中央書記處領導人難以容忍的是，在張國燾叛逃，王稼祥、任弼時在莫斯科，武漢的政治局委員人數經常超過延安的情況下，王明居然提出延安中央書記處不具合法性，張聞天和毛澤東不應以中央書記處的名義發佈指示和文件。

既然王明與在延安的黨中央分庭抗禮，毛澤東就決定把向共產國際彙報中國黨情況的這篇文章做得更大一些。

劉亞樓身體精壯，什麼病都沒有。他被派到莫斯科，除了學習軍事外，還擔負着毛澤東賦予的特殊使命

1938年1月，28歲的紅軍師政委劉亞樓被任命爲抗日軍政大學教育長，住處搬到了鳳凰山毛澤東住的窯洞旁。

劉亞樓是於1929年在閩西參加小瀾農民暴動後，加入朱毛領導的紅四軍的。三年內，他由“刺刀見過紅”的士兵升任紅軍師政委，參加了中央蘇區歷次反“圍剿”作戰和長征中的主要戰役。毛澤東十分看重他豐富的實戰經驗，加之他上過中學，又當過小學教員，不但頭腦靈活，而且有很好的理解和表達能力。長征結束後，毛澤東特意把劉亞樓留在抗日軍政大學任訓練部部長，1938年1月起任教育長，協助他研究、總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中的經驗教訓，並協助他組織討論會，蒐集資料，整理文件和文稿。

自從搬到鳳凰山，劉亞樓白天在抗大工作，早晨和夜晚幫助毛澤東整理文件。毛澤東特別指示劉亞樓，要認真地讀懂他寫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和《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等幾篇重要文章。《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是毛澤東於1936年12月在抗日紅軍大學所作的報告，1937年5月整理完成。劉亞樓親耳聆聽過毛澤東的報告，又認真閱讀了毛澤東修改後的文章，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一系列想不通的問題都迎刃而解。當劉亞樓結合過去的戰例，興致勃勃地談起讀書體會時，毛澤東滿意地頻頻點頭。

1938年4月初，中央決定派劉亞樓去蘇聯學習、治病。這時，劉亞樓才茅塞頓開：原來，幾個月來，毛主席的親切教誨，關係到一個重要的戰略使命！

毛澤東囑咐劉亞樓：把我黨歷史上幾次“左”傾錯誤及其危害，以及我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主張和原則，直接向共產國際執委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作彙報。爲使共產國際更多地瞭解中國黨的情況，毛澤東請劉亞樓帶着《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等幾篇重要著作以及遵義會議決議，並叮囑一定要當面交給季米特洛夫，並請他轉呈斯大林。

劉亞樓的兒子劉煜奮告訴筆者，1938年，黨中央先後派劉亞樓、楊至成、李天佑、盧冬生、鍾赤兵、譚家述等6位高級幹部去蘇聯養病，並在伏龍芝軍事學院特別班學習。其實，劉亞樓身體精壯，什麼病都沒有，他除了學習軍事外，還擔負着毛澤東賦予的特殊使命。

李德後來在《中國紀事》一書中回憶說：“他們交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最重要的證據就是遵義會議《決議》”，“完整的《決議》到達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手裏時，已經又是好幾年過去了，而且還不是通過正式的途徑”。李德這段話，從一個側面證明了毛澤東派劉亞樓到莫斯科呈送遵義會議決議等重要文件的史實。

十二月會議後，因王明引起的黨內矛盾，很快被反映到莫斯科。1938年3月，中央書記處決定派任弼時前往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當任弼時向共產國際報告中共黨內情況時，執委會領導人主動向他詢問有關王明的情況。首先是執委會書記曼努伊爾斯基向他提出一系列問題：王明是否有企圖把自己的意見當做中央意見的傾向？王明是否總是習慣於拉攏一部分人在自己的周圍？王明與毛澤東是否處不好關係？等等。在這種情況下，任弼時不能不介紹王明向黨中央爭權力及鬧意見分歧的種種表現。

這年7月，在中共駐共產國際臨時代表王稼祥回國前夕，季米特洛夫特地召見了他和任弼時，並就中共領導核心的團結以及中共領袖人選問題談了幾點意見。其中特別提到：“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爲首的領導下”，造成“親密團結的空氣”，“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爭當領導人了”。

9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王稼祥忠實地傳達了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在隨後舉行的擴大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第一次在黨中央的會議上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在中共領導人中，迅速形成推舉毛澤東爲黨的正式領袖的熱烈氣氛。

季米特洛夫交給毛澤民一項重要任務：寫一份全面反映中國黨工作情況的報告

1939年春，鑑於毛澤民的健康狀況，中共中央再次決定安排他到蘇聯學習、治病。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任弼時代表中共中央向莫斯科遞交報告，共產國際執委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和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委員貝利亞批准了這一請求。

6月初，毛澤民到達莫斯科。他剛剛安頓下，共產國際幹部部部長馬特維洛夫便提出要求，請他回憶、撰寫一系列有關中共重大事件情況的報告。共產國際迫切希望瞭解和弄清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鬥爭爲什麼失敗，以及導致中央蘇區全部喪失和紅軍遭受慘重損失的主要原因。爲了談話方便，共產國際幹部部在柳克斯飯店爲毛澤民開了房間。馬特維洛夫多次與毛澤民深入交談，推心置腹地交換意見。

毛澤民撰寫的《關於過去肅反工作中的幾段片段材料》、《關於博古、李德等同志領導黨和紅軍的錯誤問題》等報告，以及他在共產國際召開的研究中國問題會議上的發言記錄稿等，被陸續轉到季米特洛夫手上。加上劉亞樓等人彙報的情況，季米特洛夫深感中國黨這些年所發生的錯誤遠比過去估計的要嚴重得多。他通過馬特維洛夫，向毛澤民交代了一項重要任務：寫一份全面反映中國共產黨工作情況的報告。

9月初，毛澤民來到烏克蘭共和國著名的旅遊和療養勝地雅爾塔休養。他隨身攜帶的行李中，有大量的書籍和文件。其中有中共歷次代表大會的宣言和決議、《嚮導》週刊等中共機關刊物，以及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和聯共（布）十七大的相關文件。季米特洛夫專門指示幹部部，要爲毛澤民閱讀有關材料提供方便。

在一個月的療養中，毛澤民一刻也沒有停下手中的筆，每天學習、工作到深夜。他集中閱讀和研究了黨的歷史文件，並對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黨內歷次錯誤路線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梳理，做了大量讀書筆記，寫下厚厚一沓讀書心得。

究竟以怎樣的形式向共產國際寫出這份報告更能反映中國黨的實際情況，又最能切中歷次機會主義的要害呢？毛澤民決定站在中國共產黨一名普通老黨員的立場上，用自己所見所聞的大量事實，以“讀後感”的形式，向共產國際執委會進行彙報。

這份從莫斯科找回的《讀後感》是俄文翻譯稿，被打印在16開公文紙上，共75頁。中文原稿估計有4萬字左右。在報告的每一頁，閱讀者都用鉛筆作了記號，重點段落旁邊畫有單線或雙線，有些文字下邊還作了重點記號。從這些記號的規律看，共產國際執委會領導人對中國黨發生的重大事件、黨內機會主義領導人的錯誤論點，以及毛澤民對錯誤實質的定性分析最爲重視，都作了重點記號。

毛澤民認爲：“18年來，中國革命和整個黨遭到的損失更多是來自內部的敵人。我們在任何時候都不應忘記流血的教訓，重要的是找出這些教訓的實質。”在彙報材料中，毛澤民幾乎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重點歷數了“左”傾錯誤路線給中共帶來的教訓。

在分析“左”傾錯誤的教訓時，毛澤民重點剖析了立三路線產生的背景和基礎，一針見血地戳穿了由米夫和王明一手操縱的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反對立三路線的真正立場。毛澤民認爲，正是在四中全會新的“左”傾路線的指導下，在1932年至1935年這一時期，黨不僅沒有清除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相反，某些忠於錯誤路線的人仍然掌握着黨的高層領導權，由此帶來一系列沉痛的教訓。

季米特洛夫交給毛澤民一項重要任務：寫一份全面反映中國黨工作情況的報告

1939年春，鑑於毛澤民的健康狀況，中共中央再次決定安排他到蘇聯學習、治病。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任弼時代表中共中央向莫斯科遞交報告，共產國際執委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和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委員貝利亞批准了這一請求。

6月初，毛澤民到達莫斯科。他剛剛安頓下，共產國際幹部部部長馬特維洛夫便提出要求，請他回憶、撰寫一系列有關中共重大事件情況的報告。共產國際迫切希望瞭解和弄清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鬥爭爲什麼失敗，以及導致中央蘇區全部喪失和紅軍遭受慘重損失的主要原因。爲了談話方便，共產國際幹部部在柳克斯飯店爲毛澤民開了房間。馬特維洛夫多次與毛澤民深入交談，推心置腹地交換意見。

毛澤民撰寫的《關於過去肅反工作中的幾段片段材料》、《關於博古、李德等同志領導黨和紅軍的錯誤問題》等報告，以及他在共產國際召開的研究中國問題會議上的發言記錄稿等，被陸續轉到季米特洛夫手上。加上劉亞樓等人彙報的情況，季米特洛夫深感中國黨這些年所發生的錯誤遠比過去估計的要嚴重得多。他通過馬特維洛夫，向毛澤民交代了一項重要任務：寫一份全面反映中國共產黨工作情況的報告。

9月初，毛澤民來到烏克蘭共和國著名的旅遊和療養勝地雅爾塔休養。他隨身攜帶的行李中，有大量的書籍和文件。其中有中共歷次代表大會的宣言和決議、《嚮導》週刊等中共機關刊物，以及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和聯共（布）十七大的相關文件。季米特洛夫專門指示幹部部，要爲毛澤民閱讀有關材料提供方便。

在一個月的療養中，毛澤民一刻也沒有停下手中的筆，每天學習、工作到深夜。他集中閱讀和研究了黨的歷史文件，並對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黨內歷次錯誤路線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梳理，做了大量讀書筆記，寫下厚厚一沓讀書心得。

究竟以怎樣的形式向共產國際寫出這份報告更能反映中國黨的實際情況，又最能切中歷次機會主義的要害呢？毛澤民決定站在中國共產黨一名普通老黨員的立場上，用自己所見所聞的大量事實，以“讀後感”的形式，向共產國際執委會進行彙報。

這份從莫斯科找回的《讀後感》是俄文翻譯稿，被打印在16開公文紙上，共75頁。中文原稿估計有4萬字左右。在報告的每一頁，閱讀者都用鉛筆作了記號，重點段落旁邊畫有單線或雙線，有些文字下邊還作了重點記號。從這些記號的規律看，共產國際執委會領導人對中國黨發生的重大事件、黨內機會主義領導人的錯誤論點，以及毛澤民對錯誤實質的定性分析最爲重視，都作了重點記號。

毛澤民認爲：“18年來，中國革命和整個黨遭到的損失更多是來自內部的敵人。我們在任何時候都不應忘記流血的教訓，重要的是找出這些教訓的實質。”在彙報材料中，毛澤民幾乎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重點歷數了“左”傾錯誤路線給中共帶來的教訓。

在分析“左”傾錯誤的教訓時，毛澤民重點剖析了立三路線產生的背景和基礎，一針見血地戳穿了由米夫和王明一手操縱的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反對立三路線的真正立場。毛澤民認爲，正是在四中全會新的“左”傾路線的指導下，在1932年至1935年這一時期，黨不僅沒有清除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相反，某些忠於錯誤路線的人仍然掌握着黨的高層領導權，由此帶來一系列沉痛的教訓。

周恩來到莫斯科治療臂傷，同時肩負着中共中央賦予的一項重要任務。劉亞樓、林彪、毛澤民聯名向共產國際提交報告

1939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到莫斯科治療臂傷。此行，他還帶着黨中央賦予的一項重要任務——呈請共產國際監委會審查和處理李德的問題。李德作爲中共黨內第三次“左”傾錯誤的主要支持者，對於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中央蘇區的喪失，負有重大的責任。李德隨同周恩來一起來到莫斯科。

共產國際監委會審查和處理李德問題的會議於12月29日正式召開。周恩來、任弼時、毛澤民、劉亞樓、楊至成等出席了這次審查批判會。

會議正式開始後，先由李德本人作全面檢查。隨後，大會進行審查發言。首先發言的是周恩來。他按照遵義會議決議的精神，陳述了李德的主要錯誤，如第五次反“圍剿”的戰略方針和“短促突擊”等戰術原則，對“福建事變”的處理和長征轉移的決策，都有嚴重錯誤。周恩來同時表示，自己當時執行了李德的方針決策，沒能及時批評抵制，對造成錯誤同樣負有責任。周恩來發言後，即請來自中央蘇區、親歷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的同志爲他的“起訴”作證。

第一個進行作證發言的是紅軍一線指揮員劉亞樓。他以“福建事變”爲例，剖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隨後，他又以湘江戰役爲例，繼續陳述李德的錯誤。當談到紅軍從江西出發時有8.6萬人，這時已減員到3萬多人，他領導的紅二師由7000多人減少到4000多人時，劉亞樓怒火中燒，對李德發出連珠炮似的質問。

接下來作證的是楊至成。他是參加過湘南起義的老同志，跟隨朱德、陳毅走上井岡山。他痛斥李德和博古在廣昌保衛戰中不接受毛澤東將紅軍主力轉至外線作戰以調動敵人的建議，不顧紅軍十分疲憊、減員嚴重的現實，命令紅軍以所謂“集中對集中”、“堡壘對堡壘”，與敵人進行“正規戰”。楊至成領導的總供給部把庫存的武器和彈藥全都運上陣地，也無法抵擋敵人密集的槍彈。中央蘇區的北大門被敵人攻破。紅軍血戰18天，付出了傷亡5000餘人的慘重代價。楊至成指着李德的鼻子說：“李德同志，你不是軍事專家嗎？我打了這麼多年仗，還從來沒見過像你這樣窩囊、愚蠢的打法！幾萬紅軍戰士的生命啊！我不知道，將來見了馬克思，你這個號稱紅色軍事家的德國人，怎麼去向你的‘老祖宗’交代！”

最後出來作證發言的是毛澤民。他首先簡明扼要地介紹了從1931年中央蘇區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到1935年遵義會議期間，發生在中央蘇區的兩條路線鬥爭，博古和李德是怎樣一步步地排擠中國紅軍和中華蘇維埃的締造者毛澤東同志，剝奪了他對紅軍的領導和指揮權，撤銷了他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的職務。隨後，他深入揭露了由於博古、李德的錯誤給中國革命和紅軍帶來的嚴重危害，並剖析了產生這些錯誤的思想根源——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

毛澤民的發言提綱挈領，字字句句猶如重錘，猛擊要害。他嚴厲地質問李德：“由於你和博古的錯誤指揮，紅軍在毛澤東、朱德領導下經過六七年艱難創造的鞏固的革命根據地就這樣白白地葬送掉了，大批英勇忠誠的紅軍指揮員和紅軍戰士犧牲了他們的生命。李德同志，難道你就不感到痛心和有罪嗎？”

共產國際審查李德的會議結束後，監委會主席佛羅林專門找毛澤民談話，希望他能將中國同志在審查會上的發言和意見，用最精練的語言概括出來，以便更準確、更系統地瞭解中國黨在第五次反“圍剿”中的錯誤，並將這一情況提交給季米特洛夫總書記。

在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收藏的毛澤民的檔案卷宗裏，有一份由王鬆（劉亞樓）、李進（林彪）、周全（毛澤民）聯名提交的《關於中國黨在反對敵人五次“圍剿”中的錯誤問題》的報告，正是他們根據佛羅林主席的要求撰寫的，落款時間是1940年1月8日。

關於中國黨在第五次反“圍剿”中的錯誤，遵義會議決議已經作了說明，錯誤的最主要的負責者是博古和李德，其中起決定作用的是博古，這與共產國際監委會的意見是一致的。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獨立的政黨，李德的錯誤意見被採納，這個責任應由中共中央負責。

那麼，博古、李德來到中央蘇區後，爲什麼能獨攬黨和紅軍的大權？中國黨在第五次反“圍剿”中，錯誤的由來和背景又是怎樣？每一階段的責任究竟應該由誰來負？還有哪些深層次的問題需要探究？經過縝密思考和研究，劉亞樓、林彪和毛澤民對這些問題進行具體分析，客觀地、實事求是地分清責任。他們報告了以下五個問題，內容大意是：

一、根據馬特維洛夫的揭發，李德不是國際代表，也不是由國際派去中國的；在中國黨任總負責人的博古連真正的中共中央委員也不是。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博古和李德是幹錯了呢，還是有計劃這樣乾的？

二、遵義會議僅撤銷了博古中央書記的職務，他現在仍然是中央的政治局委員及書記之一。博古在遵義會議後繼續犯錯誤。他的幾個主要助手在黨內仍然有相當的位置，擔任相當重要的工作。博古繼續擔任黨的重要工作是不應該的，對黨的事業不利。

三、以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爲依據，概述中國黨在第五次反“圍剿”中的錯誤，而導致失敗的錯誤方針是從1932年1月開始的。其第一階段是軍事冒險主義，第二階段轉到軍事保守主義，第三階段造成逃跑主義，直到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錯誤方針才宣告破產。報告分別指出了各個階段錯誤的負責者。

四、1936年黨中央專門派方林（鄧發的化名）將遵義會議的決議案送交國際，時已三年卻沒有到達國際主席團。希望國際迅速查明其原因。

五、以上各情況“都與國際處理中國問題有關”。中國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即將召開，這封信也是作爲提交共產國際對指示中國黨的一種參考材料。

這份報告只有3000多字，第三個問題佔了一半的篇幅。其他四個問題雖然篇幅不大，卻提出了一系列發人深省的質疑：“遵義會議這樣重要的決議案”，爲什麼三年之久“尚未到達國際主席團”？“我們不瞭解過去中國駐國際代表團在幹什麼！”劉亞樓、林彪、毛澤民提出的一連串疑問都與王明有直接的關係。

毛澤民指出：王明從未做過中國黨的組織工作，也不參加中國黨的實際工作，由他來作中共七大組織報告是不妥當的

自從1928年6月中共在莫斯科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後，一直沒有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共產國際對中共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格外重視。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1938年內召開黨的七大，然而由於戰事緊張和準備工作不足，七大未能如期舉行。1938年9月至11月間召開的擴大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作出了《關於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決定加緊完成準備工作，在較短時間內召開七大。1939年6月和7月，中央書記處先後兩次發出關於選舉七大代表問題的通知，要求1939年9月1日前代表選舉完畢。隨後，全黨範圍的中共七大代表選舉，開始進入議事日程。

毛澤民正是在這一特殊時刻來到莫斯科的。

1940年1月22日，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會和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安排，毛澤民即將離開莫斯科回國。這天夜裏，毛澤民輾轉反側不能入睡。回顧8個月來的經歷，他非常感謝季米特洛夫能夠讓他在共產國際高級別的會議上，爲以毛澤東爲代表的中國黨的正確路線伸張正義。同時，他又在仔細地思索着，還有哪些事情被遺漏，或者沒有表達清楚。

幾天前，共產國際執委會邀請毛澤民參加討論中國問題的重要會議。在會上，周恩來將他起草的長達5萬多字的《中國問題備忘錄》向共產國際進行了詳細的宣講，同時向共產國際彙報了中共幹部問題，以及中共七大的召開時間及人事安排，等等。最初，毛澤民沒有想到自己能參加如此重要的會議，也不知道自己能在會上發言，對一些重要問題還來不及發表意見。特別是周恩來報告中提到的“七大組織報告由王明同志作”這件事，讓毛澤民對中國黨今後的前途和命運極爲擔憂：由王明來作黨中央的組織報告，就意味着王明在黨的七大後仍在黨內佔據非常重要的位置，這無疑爲中國黨埋下更大的隱患和危機！當然，這不是周恩來個人的意見，而是黨中央的意見。

毛澤民想，既然共產國際執委會允許自己發表意見，就應該毫無保留地把問題講透徹。他立即起身，提筆給季米特洛夫寫信，言簡意賅地提出三點書面意見。

首先，毛澤民提出中國黨的組織紀律問題。由於中國黨過去對於黨的組織紀律欠重視，因而造成既非中央委員、又毫無革命實際工作經驗、更無任何革命功績的博古掌握着黨中央最高領導實權，加上與李德的相互關係，使得中央蘇區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沒有能夠粉碎敵人的進攻，使中國蘇維埃運動遭受失敗，紅軍遭到極大的削弱，黨的組織受到極大的摧殘，這是血的教訓。毛澤民提議：即將召開的中共七大，應具體討論黨的組織紀律問題。根據共產國際章程，在中國黨的黨章中嚴格規定黨的組織紀律，使以後不再重犯，才能保證中國黨正確執行國際路線與中國黨的黨綱與政綱。

其次，毛澤民提出中共七大會議報告人的問題。他認爲，由王明作七大組織報告是不妥當的，“因王明同志從未做過中國黨的組織工作”，“也不參加中國黨的實際工作”，“如果他作組織報告，恐如在國際七次大會、聯共（布）十七次大會中的演（講）詞一樣，成爲漂亮的外交式的演（講）詞，這是不應該的”。毛澤民建議，最好由周恩來同志作統戰工作報告，由做了幾年實際工作的洛甫同志作組織工作報告。

再次，毛澤民談到，中國黨過去吃虧最大的就是喜歡提出過早、過左的口號，盲動主義、立三路線和軍事冒險主義，都是由過早與過左所產生的。過去的教訓絕不應忘記。

在毛澤民離開莫斯科不久，共產國際執委會繼續與周恩來、任弼時一道分析中共幹部狀況，並就有關中共七大的召開時間及人事安排問題進行了磋商。

1940年2月，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作出關於中共代表（周恩來）報告的決議，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認爲當前動員千百萬中國人民來克服投降主義的危險是共產黨的中心任務。書記處還對中共組織幹部問題作出了重要決議。在中共七大召開前，這無疑是共產國際就中國黨和中國革命問題所作出的最重要的決議之一。

這年3月，周恩來和任弼時即將離開莫斯科回國，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爾斯基都明確講過，王明有一些明顯的個人缺點，如總是企圖把自己的意見當做中央的意見，一向喜歡拉幫結派，比較滑頭，不夠誠實，缺乏工作經驗，等等。季米特洛夫委託周恩來、任弼時告訴毛澤東，對王明要進行幫助。

1941年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後，林彪和在伏龍芝軍事學院特別班學習的幾位中共軍事幹部，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準備回國參加抗戰。季米特洛夫在7月21日的日記中記有“邀集即將回國的中國同志（林彪和軍事小組）座談”的內容。林彪和軍事小組，即林彪、劉亞樓、楊至成等人。季米特洛夫對林彪一行說“中國共產黨是從錯誤和鬥爭中鍛煉出來的，今天成爲強有力的黨了。你們要記着，要緊緊地團結在毛澤東同志的周圍，像蘇聯的黨團結在斯大林同志周圍一樣。你們回去，請代爲致意上至毛主席下至伙伕、馬伕同志，說季米特洛夫向他們問好！”

就在毛澤民離開莫斯科一年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幹部部副部長維爾科夫、幹部部主任顧問久津和幹部部主任顧問莫爾耶夫等人，分別寫下兩份鑑定材料，高度評價毛澤民在莫斯科期間“提供了一系列有關中共中央實際情況的珍貴資料。協助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研究中共幹部問題”。

1940年12月，中央政治局開會時，毛澤東開始把江西時期的“左”傾錯誤問題提到一個相當的高度。他指出：這種“左”的政策使軍隊損失十分之九，蘇區損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下的只有陝北蘇區，實際上比立三路線時的損失還大。

1941年秋，毛澤東開始起草《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明確指出：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至1935年遵義會議期間，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都犯了嚴重的原則錯誤，形成了一條形態最完備、時間最長久、危害最嚴重的錯誤路線，其思想特點是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其組織特點是極端惡劣的宗派主義。

1942年2月，毛澤東接連發表了《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的講話，開始在全黨肅清教條主義傾向的嘗試，掀起了在黨的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延安整風運動。

在1943年3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被推定爲政治局主席，並決定他爲書記處主席。不久，中共中央開始全面批判王明，將四中全會定爲第三次“左”傾路線之起源，王明是這條路線的禍首，並把王明在抗戰初期的錯誤提升到右傾機會主義和投降主義的高度來批判。

過去人們一直認爲，1943年5月共產國際宣佈解散，才使毛澤東能夠大膽地解決王明的錯誤問題。毛澤民的莫斯科檔案被解密後，這個時間表被大大地提前了。毛澤東後來不止一次地講：“季米特洛夫同志是個好同志，他幫過我們很多的忙。抗日戰爭中他幫助我們抵抗了右傾機會主義。這個右傾機會主義的領導就是過去‘左’傾機會主義的領導人王明。”

毛澤民的莫斯科檔案正是從一個特殊的視角，爲我們揭示了這個重要事實：毛澤東領導全黨清算王明路線的戰鬥首先是在莫斯科打響的！在這場政治較量中，季米特洛夫領導下的共產國際全力支持毛澤東抵抗以王明爲代表的機會主義路線，而毛澤東超人的政治鬥爭勇氣和藝術在這場較量中彰顯得淋漓盡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