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過春天》真正超載而導致不自然的結局的內容就在於社會現實帶給佩佩的身份創傷。但遺憾之處在於,《過春天》僅僅以一種個人化的形式表達了這種創傷體驗,而沒有提供對問題的任何解決出路。

如果僅僅關注個人經驗層面而拒絕接納任何宏大敘事,拒絕對社會進行總體化的把握,甚至拒絕對社會關係展開徹底深入的變動,那我們將無法真正關照個人內在的精神世界。

2018年,新人導演白雪帶着她的處女作《過春天》出現在國內外的一些電影節上,受到了媒體的大量關注,使得這部電影還未上映就已經成爲了話題。根據導演本人在媒體訪談中的自述,《過春天》融合了白雪導演本人的深圳生活經驗以及她對深港兩地一般市民的現實關懷。當《過春天》於近日終於在院線銀屏上與觀衆相遇,我們立即就能感受到成熟的工業製作與精巧的鏡頭語言背後不同於典型青春片類型電影的“危險氣質”。以至於常常有評論將其與轟動一時的臺灣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相提並論。

《過春天》爲觀衆鋪展了香港與深圳兩座城市被青春期荷爾蒙燥熱所炙烤的一面:16歲的高中生“佩佩”與單身母親居住於深圳,每日獨自穿過海關口岸的閘機匆匆趕往位於香港的中學上課,與好友“Jo”夢想離開香港旅行於異國他鄉。因爲機緣巧合,“佩佩”開始利用學生身份的掩護從香港向大陸走私手機,又因此與“Jo”的男友發展出了一段曖昧關係。香港、大陸、朋友、戀人、父親、母親,雷雨將至,“佩佩”卻在無數道裂隙中糾纏不清,越陷越深……當觀衆離開片場,終於從緊張到令人窒息的情節中鬆了一口氣。一些聲音也會開始討論電影十分突兀的結局設置:在戲劇衝突達到最高潮的時候,公安幹警突然進入,結束了在犯罪道路中越陷越深的女主角的“殘酷青春”。

雖然存在着香港電影爲了能夠進入大陸市場而向審查監管標準讓步並最終修改結局的先例(例如《無間道》的大陸上映版就修改了結局並插入了一些說明性文字,同樣的手法也出現在了《過春天》中),然而我們是否可以因此就將這突兀的結局完全理解成導演面對電影審查機制而做出的自我審查呢?要探討這個問題,我們必須結合電影劇情發問:如果情節繼續,戲劇的衝突是否能夠真正得到解決?如果可以得到解決,可能的解決能否滿足電影目標觀衆的需求?

本篇評論通過對這一核心議題的考察指出,我們不能將情節的突然斷裂簡單地推脫給審查監管,而是要回到電影和觀衆那裏尋找斷裂的意義。總的來說,《過春天》這部電影的結局所帶來的不協調的未完成感,來自於其以青春片的形式承載沉重複雜的社會問題的嘗試,這種嘗試帶來的結果就是超載的內容炸燬了電影形式。

青春期:從性慾的身體到經濟慾望的身體

豆瓣和知乎上都有影評提出電影《過春天》中描寫走私過程的一些情節存在“另一種閱讀方法”,有的評論甚至直接點明:相互纏膠帶一段是國產青春片種最接近牀戲的描寫。電影前四分之一篇幅中出現的對少女身體的直接露骨的色情凝視在後面的段落中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作爲一種經濟活動的走私發生了“性化”: 背德的青春期性慾被轉喻爲了對財富的違法追求,青春期少女的禁忌性快感被移置爲了參與經濟違法活動的禁忌快感。進而,觀衆的凝視從一具被禁止的“性慾的身體”轉移到被禁止的“經濟慾望的身體”上來。

而在另一個層面上,“走水”或“過春天”的社會主題與角色間的情感線索也存在極強的糾纏。有時候甚至很難確定主角不斷參與走私活動究竟是爲了現金報酬還是爲了維持情感聯繫。因此,我們甚至可以說《過春天》在這裏提供了明確的雙重解讀路徑:一種是公共的社會經濟路徑,一種是私人的力比多/慾望經濟路徑。通過這種轉喻,電影文本試圖將水客的生活經驗作爲一個社會問題,嵌入到典型的青春片敘事之中。

然而,《過春天》的情節正是在這一點上遇到了困境。就青春片類型電影的一般定位來說,預期的主要觀衆羣體往往不是青春期少男少女,而是尚有餘力懷念青春懵懂圖景的成年人。這些成人觀衆會以一種回溯性方式來處理電影文本。這種回溯性視角提供了一種將來完成時的擔保:影片中處於青春期的角色雖然面臨着種種困擾,但在未來的某個時刻,這些問題都會隨着他們的“成熟”而得到解決。因此,青春片的角色最終往往會通過一種廉價的存在主義感悟把自己無法解決的苦惱傷痛“交給時間”,而不是做出真正無法挽回的越軌舉動,至少在一般預期中,觀衆並不期待角色逐漸滑向萬劫不復。

然而在《過春天》中,隨着主人公在走私活動與地下團體之中越陷越深,情節張力不斷增加以至於緊張感撕碎了圖像,將其分解爲雨夜背景中閃爍的流光。最終,主角跌入了無法獲得拯救的泥潭。水客頭目在抓到私自進行交易的主角後提出要再給她“一次機會”。觀衆稍作延伸就能明白這意味着脅迫主角進行更危險的走私活動。然而正是在將來完成時的成熟許諾快要落空之時,警方在極不自然的“機械降神”中出現併成功拯救了主角,保證情節回到了青春片所規定的“迴歸正軌”的預期之中。

“機械降神”下詭異的結局

“情節的失控使得導演捉襟見肘,因此只能強制安排一個拙劣的結局”——若要下這個定論還爲時尚早。雖然,結局的突然插入確實表徵了對內容與形式進行調和的必然失敗,但它同時也可能是導演刻意搭建的“第四堵牆”:確保觀衆不會完全陷入被劇情衝突製造的情感強度而放棄對其現實背景的思考。

事實上,影片的視聽語言已經給了我們提示。關鍵在於“機械降神”場景的最後一個鏡頭。這個鏡頭從劇情衝突最高潮的“私自帶貨被抓”的場景展開的房間的窗外拍攝,隨後攝影機詭異地以有悖常理的運動路徑逐漸飄離了房間。通過這個鏡頭,觀衆對角色與情節的主觀認同突然就被一種強制置入的疏離感切斷,進而跟隨鏡頭運動來到了一種反思性的客觀視角。這種疏離感在雖然解開了矛盾卻顯得十分尷尬的機械降神之外提供了第二種潛藏的解碼路徑:鏡頭語言製造的唐突、疏離的效果意味着情節張力並沒有因爲警察的闖入而平復,故事仍然將會繼續,主角將會在走私團伙中越陷越深無力自拔。影片表層提供的結局僅僅是觀衆與導演在熒幕和鏡頭之外對主角生活進行的反思性的“元評論”。

總而言之,《過春天》的情節內容超越了青春片文體形式所能承載的極限(電影結尾不斷攀升的焦慮感也力圖逼近觀衆的極限),因此在結局中,作爲青春片的電影形式被“炸燬”了,只能請“公正的神明”來收拾殘局。只有這樣,所有類型的觀衆都會滿意。“緬懷青春的脆弱觀衆”看到了自己當下的成熟,那些“能過夠承受殘酷結局的觀衆”可以自行在純粹想象中理解另一種可能的殘酷青春。這種效果就彷彿是在兒童童話故事的結尾加上一句:“王子之後也會死,公主也會死,沒有人能得到幸福,這個世界就是這麼糟,但好孩子不應該知道這些,好孩子該睡覺了。”

兩種解碼究竟壓抑了什麼?

不過,僅僅將《過春天》理解爲一部利用雙重解碼路徑同時爲“脆弱的青春片觀衆”和“殘忍的社會題材電影觀衆”服務的電影還是不夠的。需要探尋的是兩種解碼路徑——公共社會經濟路徑與私人力比多經濟路徑——之下,推動情節進展的真正的角色動機。乍一看去,電影情節的編排似乎仍然有些不完整和單薄。主人公投身走私活動,首先當然是爲了錢,而錢的背後則是友誼和愛情。然而,這兩種動機比起犯罪活動的嚴重性都顯得單薄。我們需要進一步追問:主角爲什麼對在香港的友情如此看重?又如何會執迷於“過春天”所得的違法收入?

爲了解答這些有關角色動機的問題,我們又需要深入到電影欲言又止的,主角的家庭關係線索之中。父母間的微妙關係暗示持有香港身份卻居住在深圳的主角是“北姑”(來自大陸卻在香港謀生的性工作者,她們的生活在電影《榴蓮飄飄》中得到了正面表現,而在《過春天》中成了無法言說的一段史前史)的孩子,他的父親於香港另有家室,主角只是他與大陸女人在一段不被社會承認的關係中留下的私生子。這樣的關係直接地就帶有一種強烈的“民族寓言”[1]風格,“單非”家庭的組建與分離與大陸和香港經濟力量對比關係的變化直接相關。反映在電影情節之中,就表現爲了主角因父權萎縮與母權失職所帶來的身份認同困難。

《榴蓮飄飄》劇照

爲了彌補家庭關係的失落,主角甚至一度認同於水客集團的頭目“花姐”——綜合了父親與母親的完美形象,一個強勢的女人,一個父權母親,但這個角色被證明只是在利用主角。這種父權真空甚至獲得了某種階級隱喻的表達。整部電影中真正唯一涉及的富裕階層——主角朋友的姑媽,自始至終處於真正的物理性不在場中,她的經濟權力僅僅表徵爲一座豪華的空房子。在全球跨國資本主義的狂野資本舞動之中,香港的權力中心甚至被轉移出了作爲地理空間的香港,只留下無數的無產者來分享主角失去身份認同的疏離與焦慮。愛情與友誼,主角試圖通過兩者謀求立足於香港,謀求一個能獲得承認的身份。而金錢,是她在失去友誼與愛情時最終能帶她逃離這篇傷心地的最終依靠。因此無論是金錢、友誼或者愛情,都要被視作電影文本提供的次級解決方案。主角需要藉助這兩者逃離現實中的深港身份分裂所帶來的創傷性的原初場景。

這部電影真正超載而導致形式被炸燬的內容就在於這種身份創傷。但遺憾之處在於,《過春天》僅僅以一種個人化的形式表達了這種創傷體驗,而沒有提供對問題的任何解決出路。從力比多經濟的情慾敘事表象,經過對社會問題進行展示的中介,電影的情節敘事又回到了個人的身份分裂經驗之中來。也許受限於青春期類型片的外殼,它沒有對社會問題層面進行一種真正全面深入的考察與理解。

然而,被壓抑的社會-經濟話語卻總是再文本中不斷或隱或顯的迴歸。對於大陸觀衆(特別是在廣東有生活經驗的觀衆)來說,《過春天》中的“口音身份政治”是十分顯眼的:出場角色所操的廣府粵語,潮汕方言,北方官話十分簡單粗暴地切割着流轉於深港之間的諸多人羣,並提供了“好壞醜”模式的漫畫化身份定位。作爲這種粗暴身份切割的結果,在導演強制觀衆與情節保持距離進行反思的最後一段故事中,主角與母親重歸於好,並在“這就是香港啊”的感慨中重新面對與認同父權所在的香港。這種重歸家庭與港人身份的解決方案自然不可能逆轉大陸與香港經濟關係的變化,也不能逆轉深港之間在合法環境中的對立與非法底層中千絲萬縷的關聯性,甚至不可能爲主角提供她最爲渴求的身份認同。借主角的朋友之口說出的臺詞“你和你媽媽一樣都是雞”清楚地表明瞭香港對於大陸的拒絕,大陸在香港的存在被香港視作是非法的。但詭異之處則在於無論是賣淫還是走私,這些違法活動早已經被整合進了香港的經濟體系內部,構成了支撐着維多利亞港傲人天際線的地下支柱。拋開了對牽動着深港居民命運的陸港經濟紐帶的公正深入的考察,《過春天》結尾喚起的對香港的重新認同就是膚淺空洞的,它僅僅是在暴露導演的無力與對真實社會關係的徹底失察。

這也暴露出了以個人的力比多經濟話語去轉喻社會-經濟話語所帶來的一種意識形態僵局:《過春天》試圖將水客及其背後的社會問題移置爲某種私人的青春期力比多失調和自我認同的渙散,從而以“成熟”或“發展”的形式許諾這種失調和渙散的最終治癒。但弗洛伊德爲我們開啓的寶貴批判性遺產的核心就在於,力比多的分配與流動恰恰不是內在性的私人事務,恰恰不在主體取得自我認同的領域內運作。力比多的投注與收回涉及到社會關係的連接與變更。換而言之,它關乎主體間性,它關乎政治。如果僅僅關注個人經驗層面而拒絕接納任何宏大敘事,拒絕對社會進行總體化的把握,甚至拒絕對社會關係展開徹底深入的變動,那我們將無法真正關照個人內在的精神世界。

註釋:

[1]. 這個概念來自於詹明信的論文《處於跨國資本主義時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學》,收錄於詹明信, 陳清僑, 嚴鋒. 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M].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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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魚板

編輯:Desperado

美編:太子豹

土逗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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