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4月1日），日本政府正式宣佈新年號爲“令和”。這是日本自公元645年“大化改新”首次使用年號以來的第248個年號。

新年號將在皇太子德仁5月1日即位後正式啓用。這意味着，日本將自此正式進入德仁天皇的新時代。

作爲漢字文化圈中唯一一個還在使用年號的國家，日本新年號的公佈引起了國際熱議。

年號非小事

衆所周知，日本是以天皇爲國家象徵的議會內閣制國家。天皇作爲日本的國家象徵而存在，也是實際上的國家元首。

即便在二戰後經過民主化改造的日本，天皇仍以日本的國家象徵存在，在日本國民心中地位崇高無上。選擇和確定日本天皇的年號是件慎重、嚴肅的大事情。

年號通常出現在日本的官方文件、報紙、駕照等文件中及日元的硬幣上，用以紀年。同時，年號需要包含日本國民的理想和願望，是一段時間內日本的精神象徵。京都產業大學名譽教授所功表示，年號有承載國民期望與理想、反映時代氛圍的作用。

日本硬幣

年號選擇絕非小事，其原因在於它既是一個關乎日常生活的實際問題，也是一個哲學問題。例如，“平成”有“達成和平”的意思，日本當年選擇它，反映了在國內和國外維繫良好關係的願望。

年號與天皇息息相關，同時也象徵着日本的社會與時代。年號的存廢問題，在當今以及未來都是一個敏感的事情。

有日本資深學者表示，年號象徵着天皇，但現今日本天皇早已沒有政治實權，年號制度似乎沒有保留的必要。“是否需要年號”的疑問，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於天皇制度的檢討質疑。

不過，據日本媒體報道稱，對於在天皇問題上相對保守的日本社會來說，廢除年號的議論並沒有成爲討論的主流，有時還可能會被激進者視爲破壞國體的異論。

“去中國化”？

日本的年號從公元645年孝德天皇“大化”開始，典故多取自中國經典古籍。

迄今爲止，能確定出處的日本年號都出自中國古典。

日本年號中，使用最頻繁的漢字依次是：永、元、天、治、應。（《日本經濟新聞》）

例如“平成”取自《史記》“內平外成”以及《尚書》“地平天成”；

“昭和”取自《尚書》的“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1912年開始的“大正”則是取自《易經》“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1868年“明治”也典出《易經》“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

日本此前的247個年號均引用自中國古籍，而此次的新年號則改爲引用日本古籍《萬葉集》。這是日本首次使用日本古代典籍作爲年號選取來源。

有觀點認爲，日本政府打破上千年的慣例，年號選擇改爲引用日本古典，是在精神領域去“中國化”的一種嘗試。在此之前，同爲漢字文化圈的越南、韓國等國也有過類似的努力。問題在於，這樣做有無實際意義？

日本古典研究者介紹：“日本古典中有很多由漢語文言文寫成的作品。究其根源都來自中國古典。越是有格調的語言表述，這樣的傾向越強。”

例如奈良時代編纂的日本最早的漢詩集《懷風藻》被認爲有很多出自中國《昭明文選》。以文言文書寫的《古今和歌集》序文“真名序”中也有很多引用自《詩經》和《昭明文選》。

有日本文學專家認爲，日本典籍要引經據典的時候肯定會使用中國典籍，並不能簡單地說“這就是從日本典籍中來的”。日本文學研究資料館館長羅伯特·坎貝爾認爲，“東北亞是一個漢字文化圈。年號出自中國典籍還是日本典籍，事情不能對立來看”。

實際上，硬要分出是中國典籍還是日本典籍意義並不大，而且中日曆史聯繫和漢字文化圈註定了做這種區分難度很大。

符合新時代？

本次明仁天皇確定提前退位後，日本國內就出現了希望新年號能首次出自日本古典的聲音。NHK報道稱，有政府人士表示：“要從日本典籍中尋找，並不是現在剛提出的。”

爲何非要出自日本古典呢？

新年號公佈前一天，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表示“希望能夠選出一個符合新時代的年號。我希望（這個年號）能夠深深地紮根於日本人的生活當中”。公佈新年號當天，安倍晉三在官邸稱：“希望敲定與洋溢着希望的新時代相連的新年號。”日本官方的表態已經給出了答案。

一改年號取自中國古典的千年慣例、努力從日本古典中找到的新年號，是否是日本政府所謂的“符合新時代的年號”？如果是，那麼日本的新時代是什麼？

現任日本首相安倍2012底開始第二次執政後，令外界印象最深的就是對周邊領國採取強硬政策，在國內一再強推修改日本和平憲法。由於缺乏足夠的政治支持和民意支持，安倍政府百般藉機操作國內國際政治議題，爲推進修憲鋪路奠基。

日本媒體此前報道稱，新年號有望給日本的政治和外交帶來轉機，也會給安倍停滯不前的修憲帶來轉機。新年號是個利用日本民族主義收割民意的大好機會，安倍政府不會讓其白白浪費。在新年號正式啓用的儀式上，安倍很可能會藉機表達自己修憲的政策意圖。

4月1日是愚人節，日本政府選擇在這一天公佈新年號“令和”，令人玩味。

撰文 / 李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