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禮堂是舉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會議的場所，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常委會的辦公場所，也是中國國家領導人和各民主黨派舉行政治、外交、文化等活動的場所，於1954年經周恩來總理指示開始籌建，1956年竣工。下面是一位老政協人的回憶：

1949年底，全國政協機關成立，我們從中南海搬到王府井大街南口路東的三層小樓國際飯店辦公，這是政協機關成立後的第一個辦公地點。

在國際飯店辦公不到兩個月，由於人員增多，搬到南河沿南口路西的怡園飯店。不到三個月，又搬到中南海東花廳辦公。1950年９月中旬，全國政協機關與政務院政法委員會互換辦公地點，又由中南海搬到現在的辦公地點，當時叫趙登禹路32號，後改爲太平橋大街23號。

太平橋大街23號原是清代順承郡王府，建於清順治初年。民國後，順承郡王的後代將府第賣給入據北京的張作霖，成爲大帥府，張學良曾在此居住數年。

順承郡王府鳥瞰圖（1961年）

新中國成立後，政務院政法委員會使用這所宅院辦公。政協機關搬來不久，就與張學良的好友于學忠洽談購買這所宅院的事，于學忠代表張家辦理了賣房手續。

順承郡王府曾被北京市政府定爲市級文物單位，1994年全國政協機關因要在這裏建現代化的辦公大樓，北京市政府就將順承郡王府按原樣拆遷至北京朝陽區朝陽公園東隅。

建造政協禮堂

1954年春，政務院副祕書長齊燕銘找到全國政協常務副祕書長、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徐冰，對他說，總理指示要爲全國政協蓋一個大禮堂，能容納1200人開會（建築面積爲１萬平方米，造價300萬元）。

經政協祕書長辦公會決定，政協成立了建設政協禮堂小組，由政協祕書處副處長連以農任組長，我任小組祕書，做具體的聯繫和安排工作。這項工程實際上是受齊燕銘領導的。而他主持的兩次會議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次會議的參加單位有北京市建築設計院、建築工程局、電業局、中央廣播事業局等，都是負責同志參加。齊燕銘在會上傳達了總理的指示，然後討論了選址問題和各單位分工協作問題。

關於選址問題，有的人認爲，這樣重要的活動場所，應建在長安街；我們認爲，既然是政協禮堂，還是建在政協辦公地點爲好。當時政協機關院子很大，從北面的麻線衚衕直到南面的扁擔衚衕，約40畝地。最後還是選定在政協機關院內蓋。

會議還決定了由北京市建築設計院總工程師朱兆雪、趙冬日負責設計，市建築工程局第一工程公司負責施工。考慮到禮堂建成後除政協使用外，中央和國家機關還會有一些重要活動要在這裏舉行，因此在設計方面要有翻譯室和譯意風裝置。

第二次會議是討論設計方案。這次會議除第一次會議參加單位負責人外，增加了建工部副部長宋裕和。

設計方案爲：大會場上下兩層，可容納1300餘人開會，幾個休息廳都比較大；一樓設五個會議室，即第一、二、三、四、五會議室，其中第二會議室可容納200人開會；三樓有一個800平方米的大廳，既可開各種會議，也可舉辦各種文娛活動和茶會、酒會等。禮堂開東西南北四個門，北門正對着政協機關，南門是正門，南門外開一條馬路。

全國政協禮堂南門

對於開馬路問題，政協持不同意見，認爲這樣不安全。幾經討論並與有關部門交涉，最終還是因爲開馬路是北京市的規劃，也就同意了。

由於建設政協禮堂是中央直接抓的項目，參加建設的各個單位都非常重視，派出最著名的工程師設計，最優秀的施工隊伍施工，所以政協禮堂的工程質量堪稱一流。

政協禮堂從設計到施工完成，前後共一年時間，這在當時不能不說是個奇蹟。

1955年下半年禮堂建成不久，周總理來查看，我陪着周總理從一樓走到三樓，各廳室他都仔細看了一遍，沒有說什麼，看樣子是比較滿意的。當走到二樓西側的小翻譯間時，他側身走了進去，詳細詢問了廣播局機要室的同志有關譯意風設施的情況。

中共八大會場的佈置

1956年春，中共中央祕書長鄧小平和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到政協禮堂第一會議室，把連以農和我找來。小平同志對我們說：“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要在政協禮堂召開，約有1500人蔘加，上主席臺的有270人，這次大會米高揚要來，得給他準備個休息的地方，你們有什麼困難沒有？”我們聽了以後十分興奮，當即回答：“沒有困難，保證完成任務。”

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要在政協禮堂召開的消息激勵着全體禮堂員工，大家都紛紛表示要做好各項準備工作和大會服務工作，保證會議的順利進行。我們從人員調配、安全保衛、會場佈置、招待服務等各方面進行了精心的安排，還組織服務人員到外單位學習和操練。

由於八大有1500人蔘加，禮堂的座位只有1300個，爲此，一樓把所有桌椅都移動位置，增加了兩排桌椅。但解決270人上主席臺的問題，同時還要求使代表能看到主席臺的人，當時確實感到困難。因爲主席臺口只有16米寬，每排最多隻能坐30人，需要坐九排。我們不得不向有關單位請教，還請了一些能工巧匠。

最後是這樣解決的：第一排座就在地面，從第二排起每排高出20公分，共做了八排高大地坪，每排都設有堅固的攔板以保證安全，這樣共設計製作了80多塊攔板。在兩側和後排還留了走道。

至於米高揚的休息問題，第一會議室是毛主席和主席臺同志休息的地方。前廳好幾個會議室，須穿過代表的休息廳，不好去。最後是把主席臺西側的道具間裝修一新，臨時作了貴賓休息室。

1956年9月在全國政協禮堂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

這些問題的解決，鄧小平和楊尚昆都表示滿意。禮堂工作人員在這一期間夜以繼日地工作，熬紅了眼，有的累病了也不休息，那時大家只知道這是一項非常光榮的政治任務，工作再累也值得。總理每次見到我，都要叮囑我要照顧好工作人員的休息。這又大大激發了大家的工作熱情。

在大會期間，有一次我病倒了，發高燒，楊尚昆知道後立即派大會衛生處處長黃樹則到我家看我，還帶來一位醫生給我看病，使我激動不已。

八大會議就要閉會時，毛主席的祕書葉子龍對我說，毛主席說這次會議禮堂同志很辛苦，他要在會議結束的時候見見大家。但由於主席活動安排很緊，抽不出時間單獨接見。後來經我們與葉子龍商量，確定散會時在毛主席退場經過的地方，讓近200名工作人員站在主席臺東側過道、第一會議室及後門廳兩側，等候主席接見。

到了那天，當毛主席面帶笑容，一邊走一邊揮着手說“同志們辛苦了”的時候，大家都擁着毛主席走到北門廳，高喊：“毛主席萬歲，萬萬歲！”很多人都哭了，那個激動人心的場面至今仍歷歷在目，使我終生難忘。

2018年6月21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在全國政協禮堂掛牌。

加掛中共八大會址標識的全國政協禮堂

20世紀60年代對禮堂的改建和擴建

三年困難時期，由於過去“左”的錯誤影響了正常的民主生活，挫傷了許多民主人士的積極性，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單方面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發生嚴重困難。人民政協根據毛主席對階級鬥爭要“鬆一鬆”的指示，在緩和階級矛盾、克服經濟困難方面做了許多工作。

政協各委員會、工作組普遍採用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提出的“神仙會”方法，實行“三不”，即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使委員解除思想顧慮，暢所欲言。一時各工作組、學委會、聯絡委員會組織的各種座談會、聯誼會、學習會、雙週講座會，形式新穎、議題廣泛，委員們踊躍參加，政協禮堂各會議室場場爆滿。有些活動不得不安排在禮堂的東西大廳，甚至二樓前廳，連三樓大廳也常常不得不用屏風隔起供兩三個小組開會。

1959年底至1960年春，全國政協常務副祕書長、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張執一根據中央有關領導的意見，着手在政協禮堂籌辦文化俱樂部。他專門請來富有經驗的民革中央常委、人大常委會副祕書長、全國政協委員餘心清當顧問（當時我是禮堂管理科科長，參加籌辦俱樂部的具體組織實施工作）。

當年的政協禮堂東側

籌備工作的第一項任務就是對禮堂一些地方進行改建和擴建，第二項任務是充實各廳室的陳設。

張執一還根據一些委員的特長和愛好，聘請他們參與俱樂部的有關工作，如書畫室聘請中國國畫院院長陳半丁委員任組長，民革中委陳銘德委員協助陳做一些具體工作；請民革中委鄧季惺委員、農工中委郭秀儀委員任小吃部顧問，請民建中委李文傑委員任小吃部會計顧問；請無黨派人士趙君邁委員任週末舞會的指導；請相聲大師侯寶林委員爲“笑的晚會”主持人。

被邀請的委員對俱樂部各項工作十分積極，經常提一些積極建議。陳銘德委員對書畫室工作十分認真，每日必到，陪着愛好書畫的委員聊天，吟詩作畫，對委員的書法和繪畫進行登記整理。李文傑委員主動爲小吃部工作人員講解會計原理和具體操作方法，還經常到小吃部辦公室做具體指導。鄧季惺委員親自到廚房製作她拿手的四川泡菜，郭秀儀委員也親自下廚房做她拿手的罐罐雞，受到用餐委員的歡迎，也給餐廳增添了其樂融融的情趣。

文化俱樂部的名稱雖有，但機關領導一直沒有正式宣佈這個機構，因此也沒有任命負責人，實際工作都是禮堂管理科在做。爲了加強對文娛活動的領導，在張執一的主持下，祕書長辦公會決定成立以辛志超（民盟中委）副祕書長爲主任的文娛辦公室，並任命民盟中央辦公廳主任張曼筠（李公樸夫人）、原政協南河沿文化俱樂部主任史公載（史良的弟弟）和我爲副主任。我同時仍兼禮堂管理科科長。

20世紀80年代的全國政協禮堂入場券

那幾年，政協禮堂的工作搞得十分紅火，文娛活動方面更是多姿多彩，吸引了許多委員和一些黨外人士來禮堂參加活動。定期活動有：每週末一次舞會，每兩週末一次電影，每兩週搞一次各個劇種的晚會。不定期的活動有：小型文藝演出，一般在三樓大廳，常常以茶座形式出現，主要是請一些名角演摺子戲；舉辦笑的晚會，是侯寶林委員的傑作，參加活動的委員都可以講笑話，大家講的笑話經侯寶林委員潤色，就變得有滋有味。劉斐常委就是笑的晚會的積極參加者，他每場必到，他講的笑話，也常使人忍俊不禁。

在三樓大廳還舉辦過一場“女高音歌唱家張權音樂會”，這是政協禮堂建成後第一次爲個人舉辦的專場活動。張權在反右鬥爭中被錯劃成右派，20世紀60年代初當得知她從東北勞改回到北京時，總理指示張執一在政協爲她舉辦專場音樂會。那天當張權來到禮堂時，總理親自接見她，並握着她的手深情地說： “張權同志，你受苦了！”張權同志一下子淚流滿面，激動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在政協禮堂，工作人員的服務是一流的，不管到政協來活動的人政治派別如何、思想觀點如何，都一視同仁。如當時被視爲“異端”的梁漱溟，儘管他在直屬組學習會上的發言屢遭批判，他仍然積極參加學習活動，學習完了就在二樓前廳打太極拳，服務員送茶倒水，對他照顧得很周到，有時候沒有學習活動，他也照來不誤。

有一次，羅隆基在東廳開會。散會時，張執一同志對他說：“你不是愛跳舞嗎，三樓有舞會，你怎麼不去跳呢？”羅回答：“我是一個右派，誰願意和我跳呢？”張執一指着我對他說：“你沒舞伴，讓蘇林雲給你找。”我當即給他找了一個舞伴，那天他跳得盡興而返。

黨和政府通過人民政協把溫暖送到政協委員和其他黨外人士心上，不少委員把政協當成了自己的家。林仲易委員（民盟中委）就對禮堂工作人員說：“在家裏有時會心煩，一到政協，就覺得心情舒暢多了，所以我是你們的常客。”

主管我們工作的張執一副祕書長經常對我們說：“要把政協搞成民主人士之家，政協禮堂就是門面，你們的工作必須做好。”

作者蘇林雲，選自《縱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