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理性，創造力與自由：地方自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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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歷史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一個全球性的基層民主（grassroots democracy）。只要我們認真去思考，就會發現解決問題的鑰匙就握在我們手中。

原作者：Eleanor Finley

譯者：王老闆

原文：Reason, creativity and freedom: the communalist model

二十一世紀是一個更激進還是更反動的年代...不可避免地取決於社會激進分子在過去兩個世紀所積累的理論，組織和政治財富，以及這些所產生的社會運動和計劃。我們所選擇的方向...將可能決定著人類未來的幾個世紀。

— Murray Bookchin, The Communalist Project (2002)

自從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之後，關於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毀滅性影像與記憶開始在我們的腦中回放。反理性主義、種族暴力、尋找替罪羊、厭女症和恐同症已從社會邊緣釋放出來，並納入政治主流。

與之同時，人類本身也在和時間進行著生死賽跑。曾經無法想像的氣候變化災難正在成為現實，而那些「執行者」和機構決策者們卻沒有採取任何強有力的措施來試圖減輕這場災難。隨著美國共和主義那脆弱和矛盾的時代結束，大自然在有創造力、有自我意識的人類身上所作的實驗已經走到了危險的邊緣。

正是因為這些噩夢已經成為現實，現在是果斷地著手創建一個自由和公正的政治經濟體系的時候了。為了人類——實際上是也是為了我們所熟悉的各種地球生物——我們必須抵制民族國家資本主義以及他們背後的法西斯主義，並解開一個錯綜複雜的社會、政治、經濟和生態問題。但是我們該怎麼做？

作為對當前形勢的一種解決方案，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提出了「自治主義」:通過城鎮、村莊、社區集會和聯邦的方式取代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等級。社群主義是一個活生生的概念，它建立在政治歷史和社會運動的豐富遺產之上。

公社：從羅賈瓦到薩帕塔

「公社主義」一詞起源於1871年的巴黎革命起義，後來被20世紀晚期的政治哲學家默里·布欽(Murray Bookchin, 1931-2006)所重新提起。自治主義經常與「社群主義」、「自由意志主義的自治主義」(Bookchin發明了這個詞)和「民主聯邦主義」(最近被囚禁的庫爾德政治領袖阿卜杜拉·奧賈蘭（Abdullah Ocalan）所提出的概念）互換使用。

儘管這些術語中的每一個都試圖描述一種直接的、面對面的民主，但自治主義強調其在各個生活維度上的有機性。面對面的社區，在歷史上被稱為公社，這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社會結構和管理模式。相反，這是一種社會與道德共同體，將不同的社會文化群體團結起來。就自治主義生活本身來看，這是一種良性模式。

有無數的歷史先例可以作為自治主義制度和倫理原則的典範。小規模和基於部落的社區提供了許多這樣的例子。在北美，6個國家的聯合邦聯(易洛魁人Iroquis)以邦聯直接民主的形式管理五大湖地區長達800多年。在巴拿馬的沿海，庫納人（Kuna）仍然在管理著一個經濟活躍的群島。在受到殖民和奴役破壞之前，尼日三角洲的伊博人（Igbo）實行一種分布廣泛的自治模式。最近，在墨西哥的恰帕斯(Chiapas)，薩帕塔運動(Zapatista Movement)通過數百個自治的自治市和五個被稱為「caracoles」(蝸牛)的地區首府，重新利用改造了前哥倫布時期的大會政治。

自治主義的嘗試也出現在大規模的城市社區中。從古典的雅典到中世紀的義大利城邦，直接民主在城市中佔有一席之地。2015年，政治運動「巴塞羅那自治」(Barcelona en Comu)以其龐大、層次豐富的社區集會模式為基礎贏得了巴塞羅那市長職位。如今，他們是市議會中最大的政黨，並繼續通過集體大會模式規劃政策。在敘利亞北部，庫爾德自由運動建立了民主聯盟，由民主聯盟黨（Democratic Union Party）執政的人民議會與議會網路。

這些只是無數自治主義傳統中的幾個例子，它們創造了「偉大的理論、組織和政治財富」，這些財富可以幫助人們反對赤裸裸的獨裁主義。

權力，政府，與公民身份

自治主義最基本的制度是公民集會。公民集會是在特定的自治區(如城鎮、村莊或城市行政區)內對所有成年人開放的常規公共集會，目的是討論、辯論和決定與整個社區有關的事項。

為了理解公民集會的功能，人們必須理解行政權力和決策權力之間微妙但至關重要的區別。管理包括與執行策略相關的任務和計劃。一個特定項目的管理可能會做一些小的決定，比如用什麼石頭來建一座橋。

另一方面，權力指的是實際制定政策和重大決策的能力——是否建立一座橋樑。在自治主義中，權力存在於這個集體本身，而更小的，授權的委員會被委派去執行決策。像工程師或公共衛生工作者這樣的專家在公證會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真正能夠做出決定的是集體機構本身。

隨著行政與權力的明確區分，領導的性質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領導人只能傳遞對話，執行社會意願。薩帕塔主義者通過「cargo」一詞來表達這一點，「貨物」意為著「負擔」。理事會成員執行他們社區的意願，領導意味著「服從而不是指揮，代表而不是取代……向下而不是向上。」

職業統治和自治主義的第二個關鍵區別是公民身份。自治主義者使用「公民」一詞，意在反駁現代民族國家所提出的限制性和空洞的公民概念。在社區社會中，公民身份被授予居住在自治區內的每一個成年人。居住在本市的每一個成年人都有權直接參与、投票和輪流履行行政職責。並且，這種關於公民身份的激進定義是構建在居住和面對面的基礎上。

公民集會是一個延續至今的傳統，在人類歷史中多次出現。我們得暫停一下，思考一下古雅典民主留給我們的理論財富。誠然，雅典社會遠非完美。就像當時的地中海世界一樣，雅典是建立在奴隸和家養婦女的基礎上的。儘管如此，雅典式民主至今仍是直接的、集體的自我管理的最充分的例證:

Agora（?γορ?）：一個公民聚集的公共廣場或集會場所。Agora是我們公共管理的家園，我們在這裡做決定，提出問題，參與公共討論。

Ekklesia（?κκλησ?α）：大會，公民社區

Boule（βουλ?）：由500名公民組成的行政機構每年輪換一次。

Polis（π?λι?）：城市本身。但在這裡，這個術語不僅僅指物質性的，而是一個豐富的、多元和物質的社會。城邦本身就是一個實體。Paeida：（παιδε?α）進行政治和道德教育的場所，讓公民達到藝術、美德上的卓越。

從雅典古典民主得到的關鍵理念是，議會政治是有機的，流動的。自治主義不僅僅是一種固定結構或一套死板機制，而是要素和制度的協同作用，形成一種特定的社區的過程。然而，單獨的集會並不會推進自治公共政治。正如社區在社會、生態和經濟上相互依存一樣，一個真正自由和合乎道德的社會必須進行強有力的社區間對話和聯合。聯盟允許自治社區在區域層面上「擴大」協調。

聯邦不同於代議制民主，因為它是基於可重選的代表，而不是個人授權的代表。代表不能代表一個社區做出決定。相反，他們將提案帶回地區大會。憲章闡明了聯盟的基本道德原則，並確定對各成員的期望。這樣，社區就有了一個讓自己和彼此負責的基礎。不是欽定的明文準則，而是根據理性原則、人道主義和正義的原則進行辯論的基礎。

在敘利亞北部羅賈瓦的庫爾德自由運動中，羅賈瓦社會契約基於女權主義、生態、道德經濟和直接民主的「支柱」。這些原則在整個運動中產生了共鳴，將不同的組織和社區結合在一起，以女權主義、激進的多元文化主義和生態管理為基礎。

一個自由社會

自治運動本沒有單一的藍圖。但是，毫無疑問，實現這種自由的政治社區只能通過根本地改變我們的社會、文化和經濟結構。種族主義和仇外心理的態度助長了今天在美國等地法西斯主義的惡毒崛起，必須以一種宣揚種族、文化和精神多樣性的激進人道主義來戰勝這種態度。幾千年來，性和性別壓迫已經貶低了女性的價值和社會形式。這些態度必須被女性主義的倫理和相互關心的敏感性所代替。

自由也離不開經濟的穩定。資本主義連同其產生的各種形式經濟剝削必須被廢除，取而代之的是集體生產和分配製度，以供使用和享受，而不是用於利潤和銷售。必須對「現代」工業城市的廣大混凝土地帶進行徹底改造，把它們改造成有意義的、可居住的、可持續的城市空間。我們必須切實解決城市發展、中產階級化、城市空間不平衡等等問題。

正如個人不能與作為其組成部分的更廣泛的政治團體分開一樣，人類社會也不能與我們在自然世界中的環境分開。因此，自治主義的合作、人文政治與一種激進的生態主義攜手合作，這種生態主義認識到人類是自然界中獨特的、自我意識的一部分。

在滿足我們自己的需求和慾望的同時，我們也得著手向前思考和面向未來。易洛魁人聯盟稱這為「七代人原則」。根據「七代人原則」，所有的政治討論都必須考慮到包括動物和更廣泛的生態群落在內的未來七代人而進行。

即使是對今天所需要的所有社會變化的簡要概述，也遠遠超出了一篇短文的範圍，但默里·布欽(Murray Bookchin)和其他社會生態學家的許多著作，提供了關於一個直接民主和生態社會意義的有效討論。從綠色運動、反資本主義全球化運動、佔領華爾街運動，到智利和西班牙的「憤怒」運動，自治主義理想在世界各地的社會和政治鬥爭中也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它本身就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運動。

自治主義不是一種強硬的、僵化的意識形態，而是建立在一套核心原則和制度之上的一套連貫的、逐漸展開的思想體系。從定義上說，這是一個過程——一個開放的過程，可以適應幾乎無限的文化、歷史和生態環境。事實上，自治主義在部落民主和城鎮/村莊集會中的歷史先例幾乎可以在地球的每一個角落找到。

職業統治者們的國家「政治」時代已經結束。只有全球範圍的基層民主才能成功地對抗未來的反烏托邦。所有必要的工具都在手邊。我們已經在人類的眾多鬥爭中積累了大量的歷史遺產。有了它——有了自治主義——我們就可以利用人類的理性、創造力和自由潛力來改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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