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一旦蒙福，受惠於母語社會的思想激盪與時代精神，間或譯本的文學地位可勝過原著。據說，羅曼·羅蘭在法國屬於“過氣”作家，讀者寥寥；然而在華夏，因爲是傅雷先生的譯筆，就“人氣”興旺“粉絲”衆多。同樣，《牛虻》影響了幾代中國讀者，迄今未衰，而原著在英語世界早已湮沒無聞。

說到《聖經》，一般都褒舉直譯，似乎一字字對譯便是貼近原意。我總懷疑，那是沒幹過這份“苦活”的人的想頭（《傳道書》1:13）。比如欽定本，每每有論者奉爲直譯的標杆；可是史密斯主教執筆的譯序特意聲明瞭，譯者班子並不認同死板的對譯。主教說：倘若爲了語彙劃一，一詞不允許兩譯，那不是運用智慧，而是矯揉造作。“難道上帝的國只是若干詞兒，一堆音節？”

美極了，珍珠

——譯經散記

文 | 馮象

一

海風中一個低沉的聲音，開始，我沒有留意。

我在享受腳心裏陰涼的細沙摩挲，看浪花推來的一粒粒貝殼，在夕照下變得金黃。遠處，兩個嬉戲的小女孩蹲下，驚喜地尖叫着……直至天色漸晦，金貝不見，礁岩化作嶙峋的黑影，如一座傾圮的寺院，那聲音才伴着波濤的節拍，慢慢響了起來：En una noche oscura, con ansias, en amores in?amada……

這是誰的詩呢？我問，好像在哪兒讀過。風，在礁岩下應答：

是一個昏黑的夜

心裏焦灼，燃燒着愛情

啊，幸福又幸運的一刻！

出來了，沒人看見。我的小屋，終於安寧??

走開去的時候，我認出聖者的名字；晚潮送來，他遺骨的芬芳。

天才的博爾赫斯說過，這詩節的末行，estando ya mi casa sosegada，如果脫離上下文，本是極平淡的一句：我的［小］屋終於安寧。但尾韻-ada之前“s”一連重複三次（casa sosegada），營造了一種寧謐而寂寥的氣氛，是譯文不易傳達的。所以，他讚許蘇格蘭詩人Roy Campbell（羅伊·坎貝爾）的英譯的靈活處理：When all my house was hushed。認爲“all”用得好，有空曠感； “hushed”收尾，形容“house”，兩重讀音節押頭韻，則彷彿奏出了“沉寂的音樂”（博爾赫斯，頁61）。

然而我聽見的是，十字架底下，那永恆的死寂——他的名字。

天才的博爾赫斯

二

於是我想，譯文不必不如原文，尤其是文學經典。因譯本的真生命不在模仿、再現，而是創造；是與原著對話、相持，以汲取其力能，傳佈新的思想，探求新的意境，自立於母語文學之林。

少年T. S.艾略特爲費慈傑羅的《魯拜集》所迷倒，這和歸於哲人莪默（Omar Khayyam, 1048—1131）名下的波斯文“絕句”，有何相干（《信與忘·黎明的左手》）？站在中世紀拉丁語修辭學的角度，恐怕無人會把《馬可福音》與保羅書信當作文學佳構。但是，英文欽定本（1611）“成全”了《新約》，“一點一畫”樹起一座文學的豐碑。代價是，磨平了福音書文字的粗獷緊張，讓“肉裏扎進了一棵刺”卻還在搏擊“撒旦使者”的傳道者（《哥林多後書》12:7）坐下說話，和緩語氣，跟晚了一兩輩的作者（“馬太”“路加”和“約翰”們）協調風格。結果，整部聖書就像一人所寫，隨便挑一段，佈道抑或祈禱，都是同樣的莊嚴渾厚典雅的散文（哈蒙德，頁651）。

是的，天才一旦蒙福，受惠於母語社會的思想激盪與時代精神，間或譯本的文學地位可勝過原著。據說，羅曼·羅蘭在法國屬於“過氣”作家，讀者寥寥；然而在華夏，因爲是傅雷先生的譯筆，就“人氣”興旺“粉絲”衆多。同樣，《牛虻》影響了幾代中國讀者，迄今未衰，而原著在英語世界早已湮沒無聞。新版的《牛津英國文學指南》重視女性成就，倒是收了作者伏尼契（E. L. Voynich, 1864—1960），條目短短數行，稱譯本在蘇聯曾風行一時。大概編者不知，《牛虻》的漢譯躋身“紅色經典”，不全靠宣傳部門推薦。

《傅譯傳記五種》[法]羅曼?羅蘭等著 傅雷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6

經典的移譯，由母語學者或詩人作家來做較好，此是通例。中翻外，國人雖有豐碩的成果，如楊憲益、戴乃迭夫婦的英文《魯迅小說選》，李治華、雅歌夫婦的法文《紅樓夢》，但終不及傅雷先生和費慈傑羅的偉績。魯迅先生的《死魂靈》號稱“硬譯”，巴金老人卻十分推崇，以爲後人更“忠實”原文的譯本無可比肩。

譯經人對此亦有獨到的體會。鐵錨版《創世記》（1964）的譯註者、賓夕法尼亞大學史貝塞（E. A. Speiser）教授有句名言：好譯本着實比原著精彩，因爲譯文保留了原文遺漏的東西。他所謂“遺漏”，是針對原文的字面意思；旨在揭示詞典定義同語法規則之上，文本的知識背景、思想境界、受衆心理之類，亦即譯家爲讀者/聽衆“再造之原意”的總和。

三

譯事須“信達雅”兼顧，誠如嚴幾道所言。翻譯經典，首先求“信”（但不止於“信”），這一點在理論上是無疑義的。常人的看法，“信”等於一名一詞，貫徹始終。但實踐中，有經驗的譯家往往自訂一套標準，“各顯神通”，比如芝加哥大學的蕭雷（Paul Shorey）教授。

蕭氏是學界公認的柏拉圖權威，哈佛/羅伯叢書《理想國》（1930）的譯者。他說，根據多年的教學經驗，一名一詞轉譯古希臘哲學，看似嚴謹，實則誤導讀者，簡化甚而扭曲了原著的義理。“爲完整傳達柏拉圖思想的真確含義，視具體語境跟行文風格，有時一短語需要兩種譯法，變化哲人重複的語句；或者相反，把他變化的說法用同義詞重複。 ”（柏拉圖，下卷，頁 lxxii）故語詞的機械對應必須放棄，哪怕核心術語也值得重新考慮：eidos（理念、型），蕭氏譯作 “idea or form”，兩詞並指一名。這變通的“自由”意譯，他認爲，凡用心鑽研了柏拉圖思想並諳熟希臘文精妙的人，都會首肯的。

兩詞一名，西人譯經亦不鮮見。拙譯偶爾一試，如《約翰福音》三章，法利賽人尼哥蒂摩夜訪耶穌求道，耶穌說（3:5以下）：若非誕生於水和靈，人進不得上帝的國……你莫驚訝，要是我說“你們必須重生”——

靈［是］風，

只是隨意吹，

你聽見沙沙地響

卻不知它何來何往。

“靈［是］風”，原文：to pneuma，本義風，轉指化育萬物的生命之氣，或聖靈。可是，中文裏沒有一個兼指“風/靈/生命之氣”的詞，成了譯經人的一道難題。和合本（1919）模仿欽定本：“風隨着意思吹”，就斷了文氣，接不上人子談論的“誕生於［聖］靈”，彷彿突然換了話題。加之把“你莫驚訝”誤作“你不要以爲希奇”，將原話的意思全擰了。

相傳蕭氏記憶力驚人，能從頭至尾一字不漏背誦荷馬史詩《伊利昂記》。他對柏拉圖一些文句的“大膽”詮釋，讀來常令我驚喜。

《雅典學派》 拉斐爾

四

說到《聖經》，一般都褒舉直譯，似乎一字字對譯便是貼近原意。我總懷疑，那是沒幹過這份“苦活”的人的想頭（《傳道書》1:13）。比如欽定本，每每有論者奉爲直譯的標杆；可是史密斯主教執筆的譯序特意聲明瞭，譯者班子並不認同死板的對譯。主教說：倘若爲了語彙劃一，一詞不允許兩譯，如前面譯作purpose，往後就不可說intent；用了journeying，就不說travelling；用了think，就不說suppose；用了pain，就不說ache；用了joy，就不說gladness——那不是運用智慧，而是矯揉造作。“難道上帝的國只是若干詞兒，一堆音節？”

實際上，不僅聖書要避免偷懶的死譯，即使有短語、比喻或箴言適於直譯，也得注意社會語言心理和文體風格的細微差別。特別是習慣用語，直譯可能反倒是曲解，例如英文問候語：how do you do，您好。誰會去“忠實”到“譯死它”的地步：您怎樣做？

有時候，一句習語包含幾層意思，譯者須斟酌取捨，視對話者的關係、語境或語氣而定。經書裏例子不少，如《約翰福音》二章，耶穌與門徒到附近一個山村迦拿參加婚宴。正歡慶着，酒喝光了，母親對耶穌說：他們沒酒了。耶穌道：ti emoi kai soi, gynai，你告訴我幹什麼，女人？

人子這麼回覆母親，彷彿不甚禮貌。因而歷來有種種解釋，試圖幫母子打圓場。其實這句希臘文是翻譯希伯來習語，表示責怪、驚詫、拒絕提議等。直譯：何事於我於你？希伯來語：mah-lli walak（英語：what to me and to you，見《士師記》11:12，《列王記上》17:18）。聖傑羅姆通行本直譯，繞開難題：quid mihi et tibi, mulier？後世譯家失了拉丁語或文言的便利，讀者開始要求譯文通俗易懂，故德語路德本作：Weib, was habe ich mit dir zu schaffen？欽定本從之：Woman, what have I to do with thee？和合本：母親，我與你有什麼相干？雖然用“母親”替代“女人”，聽來仍未免粗魯，像是斥責聖母，意思也不夠明白。欽定本的“四代孫”新修訂標準本（1990）改爲：Woman, what concern is that to you and to me？委婉多了，可太累贅、文雅，不似口語。只有法語聖城本簡潔有力：Que me veux-tu, femme？你要我做甚，女人？呼應後來的故事情節，也對得上別處經文。例如不潔惡靈見耶穌來施神蹟，一片惶恐，嚷嚷道：你要我們幹啥，上帝的兒子？（《馬太福音》8:29，參觀《馬可福音》1:24）

《耶穌與馬大和瑪利亞在一起》 揚·費特 & 伊拉茲馬斯

五

有一種關於譯經的俗見，拖了中文舊譯的後腿：寧肯犧牲閱讀的順暢，也不要“以辭害義”。

此話乍一聽似乎有理。經書乃先知聖人傳世的啓示，套用中世紀猶太密宗（Kabbalah）學說，便是一筆一畫，每一個字母，都蘊含着上帝創世的無窮奧祕，怎好意譯、變通或有所取捨呢？然而以西文經典譯本的實踐觀之，稍加比較，這密宗式的教條就行不通了。嚴格的直譯，須是“遣詞用字”“準確劃一”（呂振中牧師語），詞序與句式儘量照搬。但那是機器的活計，“準確”得讓人哭笑不得——儘管翻譯軟件日新月異，目前還沒法拿來譯經。

“劃一”的前提，是原文已有（且僅有一樣）普遍接受的理解或“正解”，並在母語（目的語）中可以找到完全對應的表達，在相關語境下不會誤讀、不生歧義。那自然是不可能的。經典之爲經典，能夠支撐宗教、哲學或文學傳統，激勵百家爭鳴，其要件之一，就是文本的術語、比喻、意象、敘事、對話等等，富於復義、歧義，乃至包容彼此牴牾的解讀。《聖經》譯本之層出不窮，拒絕“劃一”，正是這經典性生命力的展現。

由此想到《馬太福音》六章“主禱文”的這一句：我們每日的麪餅，求你今天賜予（6:11）。“每日”（譯自希臘文epiousios）是通行本之前，古拉丁本的一種譯法（panis quotidianus），欽定本從之：daily bread（但和合本走了樣：日用的飲食）；通行本作：生存所需（supersubstantialis），皆視詞根爲“是”字（epi-einai）。但這生僻形容詞亦可解作源於“來”字（epi-ienai），故而古人又有“明天”（crastinus）、“將來”（venientis）、“永恆”（perpetuus）等的說法，不一而足。現代學界的解釋就更繁複了。譯經人只能諸說擇一，而把旁的含義和譯法放註釋裏，或者另外著文辨析。

六

信仰的啓示如同神蹟，對於信徒，是無須一次次驗證於今世禍福的。但他的失誤或歧途，與神恩無緣，卻不難證實。和合本便是極好的一例：那通篇的舛錯跟語病，決不可能來自譯者禮拜的至高者的啓示——除非把失敗說成是神蹟，或者是耶和華對偏離正道者的懲罰。

若無相反的史料證據，我們不妨推定，參與譯經的傳教士皆能秉持教義，且熟悉各自負責翻譯的經文，至少就和合本的底本（欽定本的修訂本，1885）而言。因此譯本的諸多毛病，包括理解和表達的疏漏，只可歸咎於人的作爲，而不得推諉，指稱神明負責。這“歸責”原理的背後，乃是耶穌一則諷喻的教導：信不等於知，更不及義（《馬太福音》十三章，詳見《寬寬信箱·天國的諷喻》）。

如此，傳教士或教徒譯經的困難，其實是一點也不比“異教徒”“非教徒”少的。而從跨教派的、學術的立場出發，一些容易引起爭議的宗派信條，毋寧說是教徒譯經必須“懸置”並設法跨越的倫理障礙。那障礙，四百年前曾克服，成就了一個崇高的範例，叫欽定本。

欽定本

七

神恩，按以色列子民的唯一神傳統，應是普世關懷而接受任何人的祈願與傳揚。同理，人搭建的任何教義信條的藩籬，都不可能圈起那創世之言的恩典，據爲己用。正如福音書所載，“那是真光，照臨每一個人/來這世界”（《約翰福音》1:9）。可見這賜生命的聖言，早已將帳幕立於世人中間，其入居義靈而顯榮耀、降洪恩，是不以形式上的受洗入教爲條件的（葦葉，頁70）。

這是普世救恩的一大奧祕，也是芸芸人子與聖言的基本關係。

所以歸根結蒂，知識積累學術訓練之外，譯經靠的是生活經驗、想象力、技藝和靈感（《信與忘·馬尿、理性與譯經》）。而所謂生活經驗、想象力，首先是對社會苦難的關注。

查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發佈的“全國基督教入戶調查數據”，改革開放以來基督教增長迅速，在北方農村尤爲顯著，一九九三年後入教者佔信徒總數73.4%。我國信徒總數已逾二千三百萬，即全國人口的1.8%，其中七成（69.9%）爲女性。入教原因，多半是“自己或家人生病”（68.8%），“受家庭傳統影響”而信的僅一成五。教育程度，小學及以下佔54.6%，初中32.7%，中專和高中10.1%，大專及以上2.6%。調查者的結論：基本上屬於“窮人的宗教”（《中國宗教報告》，頁191以下）——恰是一幅信仰復興之社會動力的寫照。

“福哉，苦靈的人，因爲天國屬於他們”（《馬太福音》5:3，參較《路加福音》6:20）；耶穌登山宣告的“九福”，苦靈或“靈中貧苦者”（ptochoi to pneumati）居第一。貧苦/窮人（ptochos）、受苦/磨難（thlipsis），是《新約》作者們反覆強調的一組詞。譯經人若是缺乏對苦難的認識，必定出問題（《信與忘·誤譯耶穌》）。如《羅馬書》五章，和合本的譯者便誤解了保羅，沒有領會使徒以磨難而自豪的不屈精神，弄出一段文理不通的關於“患難中”照舊“歡歡喜喜”，人要“老練”的說教：

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神相和。我們又藉着他，因信得進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中，並且歡歡喜喜盼望神的榮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爲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爲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裏。

對照拙譯（《羅馬書》5:1–5）：

所以我們因信稱義，便是通過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蒙上帝賜平安。亦即通過他，（以忠信）進入這恩典而立於其中，自豪地（kauchometha）企望上帝的榮耀。不僅如此；讓我們更以磨難而驕傲（kauchometha），因我們懂得：磨難生忍耐，忍耐生品格（dokime），品格生希望。而希望決不會令人蒙羞，因爲上帝的愛，藉那降賜我們的聖靈，已傾注在我們心間。

八

的確，讀經解經需要寬容和愛心，“愛鄰人如愛自己”（《利未記》19:18, 34）。一如使徒所言，愛，是希望的品性，是立信的靈（psyche）。可是在這個希望已成了廣告語的世界，她只是由“苦難”撫養的一顆孤靈（alma）。她日夜企盼着與所愛者相會，得來的卻是一次次挫敗，“人人辱罵，個個鄙夷”（《詩篇》22:6）；直至遇上一位揹負十字架的聖者，她才迎來了“昏黑的夜”，被救恩所充盈：

她是從聖人指給她的一道隱祕的樓梯走下來的，主的苦靈。

她披一條長長的面紗，躲開衆人與撒旦的眼睛。

她趕得好急，來同所愛者幽會。

是的，她不顧一切，出空了理智、記憶和情慾，以一顆苦靈所有的信與望之愛，把面紗覆蓋着的通體的純潔，交他引導：o dichosa ventura，那幸福又幸運的一刻——

在我爲他一人看守的

花兒綻放的胸脯

他進入了夢鄉，

讓我撫摸。

雪松搖曳，微風習習

微風，吹上塔樓

我弄亂了他一頭秀髮，

任他溫柔的手

打我頸項。

我的神志，隨他拿走??

就這樣，天主帶走了他的苦靈，十字架底下，留下一個聖潔的名字：San Juan de la Cruz，聖胡安（1542—1591）。

今天，聖胡安是西班牙語世界最受尊崇的靈性奧祕的詩人。但在生前，聖徒的修行卻是無休止的不公的磨難。他在修士會被那些自稱“兄弟”的瘋狂迫害，孱弱的病體長久得不到治療。

然而，詩人已應允天父。所以即便躺倒在僅可容身的冰冷的石室裏，仍掙扎着對監視者表示，希望多多忍耐、施愛、受苦——默默地，毫無怨言地，穿上本會兄弟的仇恨的目光，繼續他的苦、愛、忍耐。

最後一夜，鐘樓上十字架一片死寂。他突然說話了，主的苦靈，要人給他念一段《雅歌》。Que preciosas margaritas，啊，美極了，珍珠（化自《馬太福音》13:45–46）！他輕聲道。之後，就嚥了氣（艾磊拉，頁47）。目擊者說，他的面容變得雪白而透明，放出光輝，一股玫瑰的芳香籠罩了那殘損的遺骸。

二〇一二年五月於清華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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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磊拉（R. A. Herrera）：《沉寂的音樂》（Silent Music: The Life, Work and Thought of St.John of the Cross），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2004。

柏拉圖：《理想國》，Paul Shorey英譯，二卷，哈佛/羅伯叢書，2003。

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詩藝六講》（This Craft of Verse），哈佛大學出版社，2000。

馮象：《寬寬信箱與出埃及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

馮象：《信與忘：約伯福音及其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

哈蒙德（Gerald Hammond）：《聖經英譯》，載《聖經文學指引》The Literary Guide to the Bible, Robert Alter & Frank Kermode ed.），哈佛大學出版社，1990。

葦葉（Simone Weil）：《致教士》（Letter to a Priest），企鵝叢書，2003。

《中國宗教報告（2010）》，金澤/邱永輝編，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以賽亞之歌》馮象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7-07

本文轉自：雅理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