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說，這是1300多年來，日本年號首次成功“脫中”。

早在這次新年號的產生過程中，日本媒體就不斷放出消息，首相安倍指示周圍的人，年號出處最好來自於日本古典書籍。

媒體分析，安倍的心思大概是，爲什麼日本製定國號，要有藉助中國幫忙的感覺？

趕在這個時候“脫中”，幾個意思呢？

選拔

由於意義重大，日本年號的每一個字選擇都非常講究。

根據日本1979年頒佈的《元號法》，如果天皇退位，年號也必須改變。按照日本政府規定的年號選定程序，日本首相需要欽點數名精通中國史、中國古典文學和日本古典文學等領域的學者，讓他們提出兩到五個新年號作爲候選方案。

此次選出來的字要遵循6個條件：

1.使用常用漢字

2.每個字最多12-15個筆畫

3.第一個字的拼音不能使“MTSH”

4.儘量避開民間預想的年號名稱

5.不要用經常作爲人名的漢字

6.不要使用與大企業相同的名字

備選方案出來後，經過參衆兩院的商量，最後由內閣會議決定“勝出”方案。

過門關節在於，不管法律規定得多細，最後都由有內閣決定，內閣由誰決定呢，當然是首相本人。

從以往年號產生過程看，人爲因素很大。在上世紀80年代末選定取代“昭和”的新年號時，日本政府委託東洋史、中國哲學、文學專家以及著名陰陽學者（陰陽師）等人蔘與選定。最後提出了“平成”、“修文”和“正化”三個方案。

當年具體負責操作的內閣審議室室長回憶，在懇談會上，因爲“昭和”的讀音開頭是S，而正化、修文的讀音也是S，他就誘導懇談會的8個專家選擇“平成”。這個操作過程都是可以公開拿出來說的，而這個人不過是個負責實務的小官而已。

到首相這個級別，可想而知個人因素有多大。

正朔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年號有着特殊意義。它既是天子執政的時間單位，也是天子權威的標誌。每一次更換年號都是國家大事。年號的取捨、含義，毫無疑問包含着複雜的政治寓意和政治考量。

如果一個年號的時間跨度比較長，期間發生過一些歷史大事，或者當朝的皇帝比較有個性，年號就變成了那個時代的標誌，尤其是明清兩代皇帝“一世一號”（一任皇帝一個年號），年號就取代了帝號，成了民間稱呼皇帝的一個代指。

不同的年號代表了不同的時代風貌。

比如“康熙”跟“光緒”這兩個年號，在中國人腦海裏反射出的畫面是截然不同的。

又好像，看到“開元”就想跳舞，看到“乾隆”就想下江南。

作爲當今世界上唯一還保留着中國古代紀年法的國家，日本顯然全盤接受，深度領會了年號和年號背後的那些東西。

比如日本第一個年號“大化”，出自中國的《易經》：“大化流衍，生生不息，陰陽相動，萬物資生。”這《易經》在描繪世界萬物起源、變化的畫面。

取這個年號，顯然有從頭開始，萬象更新的意思。跟大中兄皇子發動政變搞改革、向唐朝學習的意願很切合。

想出這個年號的人還挺懂行的。

再比如，後醍醐天皇在1334年改年號爲“建武”，它原是東漢光武帝的年號。當時日本朝政由鎌倉幕府把持，天皇被壓制得很慘，他從儒家的“忠君愛國”思想出發，希望恢復天皇權威，推翻幕府這個“奸臣王莽”，像漢光武帝一樣，實現“中興”。

雖說日本年號出處很愛往中國的典故上貼，但另一方面，年號這件事，也反映出日本“小九九”的一面。

年號是天子的年號，天下只有一個天子，年號也應該只有一個年號。也就是說，用誰的年號，誰就是“正朔”，就有權威。比如古代的朝鮮、越南、琉球等國，在其國內均使用中華王朝的年號。

而日本不但在年號上保留了獨立性，歷史上它還能常常趁着中原王朝衰落的機會反將一軍。

晚唐時期，唐國力衰退，日本多次對中國的東北地方政權——渤海國威逼利誘，要求渤海王使用天皇年號。

近代日本經過明治維新走向強大，向琉球王國擴張。1879年，日本強迫琉球使用天皇年號，隨後派軍侵略琉球。

在對朝鮮和中國臺灣進行殖民統治期間，日本在兩地也用天皇年號紀年。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採用“一世一號”，年號成了日本國運的標誌：

明治時代，日本走上維新變法和對外擴張之路；昭和時代，日本經歷二戰、戰敗再到經濟起飛；剛剛過去的平成年代，日本經歷失去的三十年，經濟泡沫破裂，少子化老齡化，國家日益暗淡，年輕人喪成了不思進取的“廢宅”。

普遍流傳的段子是，“明治養神、大正養士、昭和養鬼、平成養豬”。

再比如，二戰戰敗後，號稱日本憲政之神的尾崎行雄曾提議：爲了讓全體國民都認清戰敗的事實，應該改年號，年號可以帶有“新生日本第一年的含義”，或者帶有“民主主義元年”“興國元年”“投降2年”等含義。

那麼，日本爲什麼要選現在這個時候，再次表現出它的獨立性呢？

脫中

實際上，在年號上擺脫中國的影響的想法，早在討論“平成”的時候就已經萌生。

在“平成”年號決定前，世界上還有“日本第一”的討論，內閣大臣在國會演說的時候，還會用“日本領導世界的新理念”之類的說法。再依賴中國典籍，在他們看來已經不合時宜。

儘管日本泡沫經濟應聲破裂，但這個想法延續了下來。冷戰結束後，日本進一步開始強調自己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將自己的國家定位爲，既不是個東洋國家，也不是個西洋國家，既不處在美國的指揮下，也不是處在中國的威懾下，而是個有自主決定權的全球性國家。

在與歐盟的交往中，與東盟的交往中，與世界其他國家的交往中，日本都抱持、強調着這樣一種態度。

受制於中美兩個大國，又不願受制於兩個大國，既想“脫中”，又想“脫美”，日本時時表現出一種糾結。

就安倍本人來說，他是成長於戰後一代日本人的首相，對這代人來說，戰爭的責任不想再揹負，戰後體制是一種束縛，不管國民還剩多少心氣，安倍認爲他的使命就是讓日本重回大國地位。“令和”這個新年號，也包含了讓日本也“走進新時代”的意思。

當然，無論新年號是從中國典籍裏選，還是從日本典籍裏選，這都是日本自己的家務事，中國被捎上，都不過是躺槍。

我們都知道，中國文化是日本文化的一個源頭。我們也都清楚，鴉片戰爭之後，日本目睹清政府的軟弱，轉向學習西歐，早已不把中國文化當做憧憬和依託的對象。

尤其是甲午戰爭之後，日本國內掀起華夷之辨，核心觀點就是認爲，東亞文明的正統已轉向了日本，日本已經是中華。

我們經常說，日本是個擅長學習的民族，卻忽視了它學習消化之後，反過來藐視老師的一面。

在吸收了國外文化之後，經過一段時間的沉澱，轉化成自己的東西，產生所謂國風文化，再強調這個轉化過了的國體、國學、國粹。

吸收一陣、沉澱一下、鄙視一段，時不時還要反過來搶個地主，這個過程在日本歷史上反覆上演，幾乎成了日本文化心態中某種規律性的東西。

經過這麼多年，在社會層面，對日本文化的一個源頭是中國文化這一點上，日本民衆有時候處在無意識的無知當中。

很多人既不知道哪個年號是從中國古籍中來的，也不瞭解歷史上中日文化的淵源。對中國當下的發展，既不關心，也不瞭解，亦沒有親近感。中國文化已經變成了日本的文化，而中國是個與自己沒什麼關係的存在。

這給我們提出兩個問題：

第一，外部世界，尤其是發達國家精英和媒體層面的偏見，以及社會民衆層面的漠然無知，是中國走出去的一個障礙。

第二，對日本文化和中國文化的淵源關係，有些人以往會陷入兩種極端：

一種是認爲日本文化都是從中國文化剽竊所得，日本文化就是盜版得不太好的中國文化。

另一種是認爲，中國文化的根已經在日本，要到日本去尋根。

對我們來說，這兩個問題比日本年號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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