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記文學》第3期“中國思想肖像”欄目特別策劃陳子善先生專題，邀請了周立民、易彬、鄭績、王宇平、宮立等作者，對幾十年如一日堅守在學術研究和教學領域的學者陳子善先生進行一番傳記學意義上的“史料挖掘”。陳子善先生在中國現代文學文獻資料的發掘、整理與研究上堪稱業界第一，然而不同於一般學者陪伴寒窗冷板凳的苦苦考索，陳子善先生的研究呈現出的則是一片不亦樂乎的好玩狀態。作者們有的是先生學生，有的是先生書友，彷彿盡得先生頑童般快樂氣質的感染，文章一片歡快以及樂和的氣息：不端著名教授架子，與學生們邊喝咖啡邊海闊天空聊天的子善師；與書友隨和交流，對民間考據積極支持、不吝評點指導的“胸中自有百萬書”的子善先生；愛聽古典音樂愛收藏唱片，並將欣賞心得編輯出版的音樂發燒友子善先生；愛貓養貓，收藏一切與貓有關的藝術品，併爲貓們編書的子善先生……一個快樂的、隨和的、好玩的學者陳子善先生形象躍然紙上。

在陳老師榮退之際，“文藝批評”公號特推出祝賀專輯，感謝先生多年的學術堅持與研究工作，願先生道心不改，風華依舊！

特輯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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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績：吾愛吾師

王宇平：子善先生陪訪記

宮立：執着與胸懷——陳子善關於臺靜農、梁實秋的書信四通釋讀

本文原刊於《傳記文學》2019年第3期，感謝諸位作者與《傳記文學》雜誌授權轉載！

大時代呼籲真的批評家

本文作者王宇平與陳子善

子善先生陪訪記

跟陳子善先生同在一座大城裏住着，他是我的老師。少有特意的約見與拜見；這些年來，老師和我經常或不經常的有事沒事的或長或短的見面，好像都是趁着各種講課講座開會聚會的“順便”。子善先生的確很忙，教書、編刊、會友、查資料、寫文章、做學問……但他忙得不出一點油膩，沒有一絲怨氣，忙得樂在其中；於是，這“順便”也讓我樂在其中了：它有親切隨意的家常感覺，同時又被包裹在更大的有內容的學術生活之中；萬一不幸遭遇了什麼無聊活動，它就是抵禦大而無當的利器。子善先生自帶一種又輕鬆又鄭重的氛圍：他專精於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兼之交遊廣闊，一肚子的學問和八卦；他開朗爽直，從來不拿什麼架子，任何場合有了他都添了生動；而涉及具體事情事務，他總是記憶過人，思慮周全，行事細緻，一絲不苟。

陳子善

夏日某天，我受遠道來滬的友人之託，帶她去拜訪子善先生，也是我自己“順便”拜見老師。子善先生恰好在鉅鹿路的上海作協開會，便約我們在附近的書店咖啡館見面。我們落座之時，他剛與一干作家、專家“密謀”結束，從作協那典雅幽靜得有幾分神祕的小樓上下來，在咖啡館門外現了身。他瘦高個兒，戴眼鏡，穿藍格子襯衫，衣服下襬被收進由黑皮帶束着的極窄極細的腰裏。我有些遺憾他沒有穿粉色襯衫，雖然這件藍色不差，但他是極少有的能把粉色穿得清爽又明媚的人。長手長腳的人到底行動迅捷，不及我再做多想，他已經到了面前。邊拉開對面的椅子，邊大聲招呼我們：“怎麼樣，啊，最近怎麼樣？”

從碩士生到延期畢業的博士生，我有七年多的時間在老師門下讀書，自是熟悉這樣的開場。身邊友人卻是跨越了那灣淺淺海峽的初訪，聽見這般問話，不由微微一怔。殊不知，子善先生已是平易到無論男女老少、哪管舊雨新知，統統會給你來這句“他鄉遇故知”的“怎麼樣，啊，最近怎麼樣？”就是白天撞見了魯迅、周作人、郁達夫或張愛玲，估計他還是樂呵呵迎上去，來這麼一句。如果對方換作常常見面的人，比如週週有課的學生，子善先生會換上另一句打頭：“有什麼新聞嗎？”

友人趕緊做了自我介紹，坦白自己的“史料”與近況。子善先生聽得兩眼亮晶晶的，一面與她交換資訊，一面點頭回味：“這個很有意思啊，很妙，很妙”。於是，友人的表情鬆弛了，眼睛也亮晶晶的了。在他們結識十五分鐘後，子善先生信手拈來又鄭重其事地向她透露了一個深藏在臺北市立圖書館十多年的祕密。她驚呼那正是自己常去之所，卻絲毫不知自己與這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佚文共呼吸。子善先生對這則史料的來龍去脈娓娓道來，橫貫了大半個世紀的風起雲涌，友人聽得感慨連連，我則像是回到了昔日課堂。老師給我們開的研究生專業課，無論是《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還是《港臺文學專題》，都是這樣舒服的漫談形式，通常是他泡上一杯速溶咖啡，坐定後拿攪拌棒在水裏轉着轉着就開講了。老師的講述主幹清晰，細節飽滿，話題隨時可以岔開去，又能輕輕巧巧收回來；枝枝蔓蔓都甚有啓發，深挖下去可做大文章。這邊廂，說完了祕辛的子善先生一臉無辜與真誠，樂呵呵地敦促說：“你趕快回去找啊，史料是天下之公器，公佈出來大家好研究”。

陳子善（右二）和學生們

友人一面點頭不迭，一面記起自己的任務：挖點子善先生的史料，便張口問道：“您怎麼做起史料來？”又補充說樑文道先生將其研究命名爲“陳老師的病”，“是文學材料飢渴症，起於無書可讀的運動年代”，子善先生聽罷，露出天真無邪的表情，“啊，原來他是這麼說的！”他喝了一口咖啡，自述其現代文學史料學研究的思想緣起，要追溯到“文革”中聽慣見慣了的高頭講章與大批判文章上去。“那些文章，起承轉合都有格式，我也嘗試寫過”，他1970年代初在江西峽江縣插隊落戶，是知識青年中有名的寫作好手，見報的第一篇文章是署名“智洪”的《學習魯迅 批判反動的天才論》，發表在1972年3月28日的《江西日報》上。但他很快放棄了這種寫作，因爲他發現“時過境遷，這些東西都沒有太大價值，留不下來。與之對照的是那些史料被挖掘出來後，會一直被引用被研究，怎麼也繞不過去”。

或者可以說，子善先生是換了一種類型寫作，他言之有物的考據文章，篇幅不長但清晰平實，眼界愈見開闊，令人讀來回味愈濃。他筆墨不離具體、少有抒情之態，但文學感覺極好，我聽過的關於那個年代最好的個人講述，都來自老師。印象最深的是說那一日，他跟着年長學生看南北紅衛兵大辯論，看得激情澎湃，忘了時間；結束往家走，已是深夜，擔心父母責罵，不免忐忑。卻在巷口遠遠就看見了家中所有窗口通明的燈光，平常這時候家裏人早該熄燈休息。他心裏一驚，直如酒醒一般，知道出事了。

有了對文學史料工作的認同，子善先生在“四人幫”倒臺後的1976年底，迎來了自己在現實中的契機——他成爲上海師範大學“《魯迅全集》註釋組”的成員，“魯迅雜文的史料性相當強，讀他的文章不知道寫作背景與針對對象，就不知他的尖銳”。好在當時許多與魯迅先生有交往的作家學者都還健在，像他這樣的註釋組成員爲了求得確鑿的史料，大多是登門拜訪請教，至少也得恭恭敬敬去函求證。揣着“《魯迅全集》註釋組”這張閃光的名片，年輕的子善先生坐在了沈從文、巴金、鄭伯奇、趙家璧、胡風、臧克家、樓適夷、胡愈之……的對面，親炙教誨，“當時真是年輕，可以上下午幾家幾家地跑。我現代文學研究的人脈，也可以說是在這三年裏建立起來的”。對於子善先生來說，他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與現實的具體的人打交道，加上對文本層面史料的不斷髮掘整理，“探幽發微，鉤沉輯逸”，他對歷史的感受是切身的，這種切身感持久地召喚並保證着他進入、勘探和重繪歷史現場的熱情。

參加完《魯迅全集》的註釋工作後，子善先生仍以魯迅爲線索，關注點發散到他的兄弟、好友、學生和論敵身上，包括周作人、郁達夫、臺靜農、葉靈鳳和梁實秋等。他編注的第一本書是與王自立先生合作的《郁達夫憶魯迅》，1982年出版；隨後他們又合作編輯了《郁達夫文集》和《郁達夫研究資料》。我憶起讀博期間曾幫老師先後接待過泰國來的莊女士以及新加坡來的姚夢桐先生，他們都是因爲郁達夫研究而與老師相識相交。猶記得莊女士說她找不到相關資料就直接從泰國寫信來求助，並將老師認真細緻的回覆描述爲“善緣”。

《郁達夫憶魯迅》

讓子善先生聲名遠播的“張愛玲研究”，用他自己的話說“源於偶然性事件”。1980年代中期，他蒐集周作人佚文時在上海的《亦報》上發現了署名“樑京”的中篇小說《小艾》，那正是張愛玲離滬去港前在大陸發表的最後一篇作品。子善先生撰寫了《張愛玲創作中篇小說<小艾>的背景》，與《小艾》全文一起發表在1987年1月號的香港《明報週刊》上，引發了宋淇先生所謂的“張愛玲震撼”，他由此進入“張學”研究，展開了他現代文學史料學研究的另一脈：張愛玲以及“迪昔辰光格上海”。跟那時張愛玲還處在大陸主流文壇的另冊或邊緣不同，這十幾年來張愛玲研究差不多成爲“顯學”，文學中青年們都願意歸入“張迷”的大旗之下，但子善先生每被問及，都正色道：“我不是張迷”。我理解他作爲研究者的立場以及保持的距離。但當我跟着老師在文科大樓702房間，放着電影《不了情》的VCD，一句一句反覆聽辨後記下臺詞，又不厭其煩再看再校之時，我認爲老師在“迷”與“不迷”之間佔據了一個幾乎不可能的微妙位置。就這樣，從下午到晚上，張愛玲曾痛惜散佚了的《不了情》劇本又有了紙面的着落（後經老師整理，收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沉香》）。

《張愛玲叢考》（上下卷）

1992年，在兢兢業業地做了十年中國現代文學資料的“編書匠”之後，子善先生在臺灣業強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遺落的明珠》。在這一年的下半年，他被調到華東師大圖書館擔任副館長，直至1999年。這將近八年的時光無疑是子善先生史料學研究最重要和關鍵的積累期，他將之戲稱爲他的“八年抗戰”。做史料研究的學者，是離不開圖書館的。回憶起在圖書館“近水樓臺”做研究的好時光，子善先生對過去的自己滿是歆羨之情：“那時候心態非常平靜，能夠集中精力，不被打擾地做研究。埋頭在舊報刊裏，忘了時間，半天纔出來休息一下。那時候也不像現在把舊報刊都做成了微縮膠捲。一張張翻看時那種撲面而來的歷史氣息是現在用機器看不能比的”。我不由想起子善先生在圖書館的舊同事對他的評價：“陳子善當年從早到晚在圖書館看資料，就好像害怕那些資料不去看就會消失一樣”。

陳子善著《遺落的慶祝》

子善先生的“怕”令人動容，跟這種“會消失”的憂慮相通的還有他多年來對電腦的敬而遠之。如今的智能手機的時代，子善先生活躍在微博與微信上，但當大家都用電子郵箱的那些年，他卻一直沒有自己的郵箱，需要郵箱聯繫的話他就請學生或兒子幫忙；再後來有了自己的郵箱，也仍是別人代爲管理。我們那時常常跟老師說電郵如何簡單方便，他總是回說：“好，我以後找個時間專門學”，然後忙不迭地換了話題。而當有人抱怨電腦壞了移動盤丟了或者郵箱打不開了的時候，他一邊替人惋惜着，一邊又驕傲地宣稱：“所以，我從來不用”。

子善先生在1999年重新回到中文系的教學崗位上。2003年7月，華東師大成立了由他領頭的“中國現代文學資料與研究中心”，老師也在這一年9月開始招收博士生。那個名字頗長的中心被我們簡稱爲“中心”，它是中北校區文科大樓7樓最東邊的四間房，包括老師和羅崗老師的辦公室、劉旭老師的辦公室、會議室以及資料室，最外面有個白色鐵皮門。尤爲熱鬧的是中心成立後、中文系尚未搬往閔行的五六年間，那裏是我們師生的大本營：上課在會議室、課後又多在資料室或者老師辦公室的外間讀書聊天或做事。有了中心，有了好多好事，印象中好玩的是2006年東方蝃蝀作品研討會和黃裳散文研討會。子善先生請人不限於學院不拘於身份，來參會的既有文化老人也有年輕的民間愛好者。吳勞、朱曾汶、黃宗江、邵燕祥、謝蔚明……這些老頭兒的往昔回憶和當下點評都生猛有趣，讓我們感受到了歷史現場的靈韻，也見識了歲月的魅力。

2009年開始，子善先生的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到了新刊物《現代中文學刊》的編輯上，該雜誌在8月正式發行。編輯人手少，他事必躬親，起初連印刷廠都要跑，直到現在每期的每篇文章仍要由他校過才發稿。他用稿沒有親疏之分，沒有門戶之見，沒有字數限制，只以文章質量爲準；兼之欄目靈活多樣，專輯組稿用心，在學界備受好評，刊物影響力也與日俱增。2018年12月，子善先生正式退休，但仍擔任《現代中文學刊》的主編。子善先生辦刊的熱情與堅守裏，應該包含着他對施蟄存先生的懷念與敬意吧。

友人忽然發現我們的暢談早就過了事先說好的時間，子善先生抱歉地起身告別，他接下來還有事情要做。當他瘦削的身影匆匆消失在咖啡館門口，我想：在這信息爆炸、一日千里的時代裏，我的老師卻面朝過去，披沙揀金，永遠擔心着“那些資料不去看就會消失”，永遠不可能是安逸的。就像唐代李商隱用“沈約只能瘦”來描述刻苦讀書的沈約，我們這個時代的子善先生也同樣——只能瘦。

本文原刊於《傳記文學》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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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編輯 | 好大的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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