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圖文節選自《日俄海戰1904—1905 : 侵佔朝鮮和封鎖旅順》之序章

　　關於本書

　　來自1914年的原版報告

　　機密

　　本書是英國政府的財產。

　　它原則上僅限軍官閱覽，但某些情況下，爲滿足使用方履職所需，也可被轉交給英國武裝力量中現役軍官以下的人員。提供這些信息時，行使本權力的軍官，請務必保持小心謹慎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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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官們應注意，本歷史參考的大部分信息，都是日本政府爲方便研究而慷慨提供給我方外交人員的，這些資料中包含的歷史涉及機密，目前正由海軍部保管。有鑑於此，本書的信息應當嚴格保密，至於從中汲取的經驗教訓，也最好不要泄露給非現役人士。

　　遠東問題的海軍層面

　　關於日俄戰爭的諸多方面，我們【指英國，以下的我國也是指英國，這書就是英國海軍軍官所寫的戰略戰術參考資料】最感興趣的是戰場環境：日本與亞洲大陸之間的地理關係，幾乎同英國與歐洲大陸的地理關係一樣接近。英國由一系列島嶼組成，與歐洲大陸間隔着一條海峽和一片狹窄的海域。同樣，類似的地理環境也將日本列島同亞洲大陸分隔開來。正是因此，日本海和朝鮮海峽對這個遠東島國的意義，就像北海和英吉利海峽對我國一樣重要。

　　這種環境對我國曆史的影響不容忽視。自從我國成爲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以來，它便在外交政策領域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從中世紀開始，我們大部分軍事外交活動的焦點，就是控制這些周邊水域，尤其是避免強大的陸權國家在荷蘭或弗蘭德斯沿岸取得一個立足點。

　　從1340年的斯魯伊斯海戰（Battle of Sluys）【斯魯伊斯海戰發生於1340年6月24日，戰場位於今天荷蘭西南部的近海地帶，這也是英法百年戰爭中的第一場大型會戰。在這次戰役中，英軍利用突襲戰術沉重打擊了法國艦隊，一舉贏得制海權，進而爲後來大舉入侵法國創造了有利條件】，到18世紀的《屏障條約》（Barrier Treaties）【指1709—1715年期間，在英國斡旋之下，荷蘭共和國和西班牙籤署的一系列條約。其中允許荷蘭在西屬尼德蘭（包括今天的比利時、盧森堡及法德兩國部分地區）的部分堡壘內駐軍，以抵禦來自法國的地面入侵。此舉不僅將爲荷蘭構建一道守衛國土的屏障，還可以防止法國在當地獲得一個能威脅英國本土的跳板】，再到拿破崙戰爭，這種自我保護的國家本能體現在了一系列的條約和戰爭中。而荷蘭和比利時的獨立，就是這種本能影響下的結果。

　　同樣，自從成爲一個國家起，日本對朝鮮的態度便與我們對低地國家的態度類似。但日本對當地局勢的關切要比我國更深，因爲在朝鮮半島南部，海峽的顎部地區，有着東方最優良的天然港口。事實上，無論是在日本閉關鎖國時還是在重新開放後，如果要尋找一個研究其外交政策的關注點，我們就必須將目光投向鎮海灣（Chinkai-wan）【又名希爾維亞灣（Sylvia Basin），位於今天韓國東南部慶尚南道，爲巨濟島和大陸之間的一片海域。直到今天，當地依舊是韓國海軍的重要軍港】一帶，它對海軍的意義人盡皆知。就像是荷蘭與我們進行海上對抗時的特塞爾（Texel）和馬斯（Maas）一樣，當朝鮮與日本分庭抗禮時，此處也是朝鮮水師（old Korean Navy）主要駐地。也正是在這裏，日軍首次擊敗了朝鮮艦隊，這既讓它的新艦隊首次獲得了特拉法爾加式的大捷【作者這裏可能指的是1597年在巨濟島海域爆發的“漆川樑海戰”。在這一戰中，日軍主帥藤堂高虎主動出擊，殲滅了1支由169艘戰艦組成的朝鮮艦隊，朝軍主帥元均陣亡，日本水軍從此獲得了制海權，直到後來被李舜臣和明朝水軍擊敗。但問題是，這場海戰並不是日本海軍首次擊敗朝鮮海軍】，也令它建立了一個重要的海軍基地。

　　下水儀式上的日本戰列艦“三笠”號和“八島”號。在甲午戰爭後，日本海軍的規模急劇擴張，就像這2 艘戰列艦一樣，其中大部分艦船都採購自與之關係密切的英國

　　儘管地理環境是戰爭中必須考慮的因素，但其意義不應被誇大。對海上戰爭，尤其是當今的海上戰爭來說，它的作用不可否認，但絕對不是誘發戰爭的唯一根源。相反，戰爭的誘因往往是複雜的：除卻地理環境，通常還有三大因素可以影響海軍或陸軍的決策，它們有可能是政府政策的組成部分，也有可能情況截然相反。

　　其中我們認爲最重要的因素，無疑是商業或殖民利益——它們也是國家戰略規劃不可或缺的內容。

　　儘管可能無法上升到國家範疇，而且通常不會得到正式承認，但第二個因素卻與上一點聯繫緊密：除了政府外，某些大資本家很可能也樂於通過戰爭獲取商業利益，同時，他們和政府之間也存在聯繫，比如在財政方面的支持等。

　　第三，有一種凌駕於物質利益之上的民族精神，它會激勵人們實現一種振奮人心的理想。這種精神背後的衝動可能是政治性的，也可能是宗教性的，也可能只是對取得更高國際地位的、無法抑制的渴望。

　　而這些，也是我們進行戰爭的主要動機，它們對日俄戰爭同樣適用，除卻宗教外，這些因素基本都對雙方產生了影響。

　　如果要理解俄羅斯的意圖和行動，就特別需要理解一種名爲“戰爭病態”的現象，它擁有許多不同的症狀，這導致我們一談到俄國的“國策”，就常常感到不明就裏。事實上，影響俄國國策的因素並非只有一種，而是上述全部三種，它們相互矛盾，這對俄國缺乏權力制衡的政府是一種妨害。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那樣，上述政策中的每一點都成了它的基本方針，但狀態卻極不穩定，它取決於最高統治者的精神狀態——這一點也是專制國家獨有的危險。

　　從左至右：俄國財政大臣謝爾蓋·維特。出於經濟層面的考慮，他對將旅順建爲軍事基地的計劃持保留意見。

　　1897—1899 年任俄國太平洋艦隊司令的費多爾·杜巴索夫海軍少將。他同樣不支持在旅順建設海軍基地。

　　阿列克謝·庫羅帕特金將軍。他從1898 年開始擔任陸軍大臣，並強調爲旅順投入更多的軍事資源。他最初在日俄戰爭期間被任命爲遠東俄軍的最高指揮官

　　相對民主的憲法賦予了日本政策更多的穩定性。有時候，政治家們確實會在路線方面存在重大分歧，但作爲一個制衡機構，日本國會總會阻止政策偏離古老的民族傳統。但另一方面，儘管不存在朝三暮四的問題，但準確闡明日本的國策仍然有許多困難，這是因爲上述因素的重要程度經常發生變化，畢竟，該國對朝鮮的政策不僅源自戰略層面，即控制重要的海軍基地，還有殖民地和商業利益上的考慮。

　　日本始終把朝鮮視爲禁臠。就像低地國家對我們的意義一樣，對日本來說，這裏是一個天然的商業輸出口岸。但情況還不止於此，我們還能發現，與我們所在的北海地區相比，日本的周邊環境實際大有不同。

　　朝鮮是一個半島，是一片容易憑藉海上行動捍衛，但難以通過地面行動攻入的土地。它實際是亞洲大陸的附屬物，而不是其有機的組成部分。因此，一個島國和海上強國完全可以在當地進行擴張，而不必擔心引發陸上強國的擔憂。但對我們來說，低地國家則不具備這些條件，荷蘭和佛蘭德斯是歐洲天然的組成部分，我們無法加以吞併，因爲這會讓我們成爲大陸勢力，進而失去身爲島國的地理優勢。

　　事實上，從最初開始，吞併荷蘭和佛蘭德斯便不是我國國策的一部分，在我國進行擴張的某些特殊階段，荷蘭和佛蘭德斯甚至主動提出組建聯邦，但這些提議卻遭到了我國的拒絕。而日本的情況完全不同，在日本人眼中，只要時機成熟，就一定要把朝鮮收入囊中。這一思想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凡介入這片“應許之地”的勢力，都會讓他們格外敏感。

　　在這些基本概念的引導下，我們就不難考察幾個問題，比如戰爭的起源、海上戰場的影響以及艦隊發揮的作用。

　　另外，我們還有必要提戰前發生的兩件事，它驚動了日俄這兩個原本牽連甚少的勢力，並給各自的戰爭進程帶來了深遠影響。

　　第一次事件發生在日本開國之初。1857—1860年，當英國和法國因爲商業利益壓迫中國的時候，俄羅斯卻假裝表現出友好的姿態，趁機從中國割取了滿洲北部。在這片延伸到日本海的土地上，沙皇帝國設置了阿穆爾省（Amur Province）和濱海省（Maritime Province），良港海參崴也被包括在內。經過這次割地，有人開始懷疑，俄羅斯會吞併朝鮮海峽中央的對馬島（Tsushima），以作爲佔領海參崴後的錦上添花之舉。

　　1861年夏天，一艘俄羅斯巡航艦出現在對馬，並不顧當地大名的抗議開始建立岸上據點，而這一行動違背了俄國和日本簽訂的條約。英國海軍部聞訊後，便派出了一艘巡洋艦前去查看。在當地，他們發現了一座已經完工的碼頭和若干木製建築，包括一所醫院、一間工場和一座營房，據點上空還飄揚着俄羅斯國旗。面對這種情況，海軍立刻進行了強烈抗議，並指出，如果俄國繼續這種入侵行爲，將極大影響同西方國家的關係。對此，在場俄羅斯軍官的答覆是，他們無意建設一個永久據點，一切只是維修船舶的暫時舉動，而且他已得到了江戶幕府的許可。然而，考慮到俄國軍艦剛從長崎離開，並用武力迴應過地方當局的抗議，他的說辭完全不可信，於是，英國巡洋艦便一直停留在當地，以宣示海軍部的立場；另一方面，俄軍的指揮官也拒絕駕駛涉事船隻前往別處。雖然不清楚巡航艦艦長得到過俄國政府怎樣的授意，不過，可以確定的是，這次風波在9月得到了平息，他把上述建築物交給了當地政府，隨後駕船離去。

　　至於第二次事件，則發生在20年後，當時的日本正在全力進行明治維新。

　　此時，日本的民族精神業已覺醒，這喚起了他們吞併朝鮮的野心。日本的高層領導人也萌生了展示實力的渴望，在他們看來，吞併朝鮮的意義，就像是佔領阿爾薩斯—洛林對於德國，或是“尚未收復的意大利” （Italia irredenta）對初生的意大利王國一樣關鍵。但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也意識到，自己的新生力量尚不成熟，並因此奉行了一種更加審慎的政策，然而，這種政策卻迫使他們的陸軍首腦【原文爲“the Head of the Army”，這裏指的是明治維新的元老西鄉隆盛】和許多重臣在下野後組成了一個不安分的異議集團。隨着時間流逝，該集團不斷壯大，最終於1877年掀起了薩摩地區的嚴重叛亂。這讓日本捲入了災難性的內戰中，在這一年的大半時間裏，明治維新的成果幾乎要毀於一旦。期間，“徵韓”成了叛軍最具煽動性的口號，至於前陸軍首腦，則被民衆當英雄一樣看待。

　　儘管擴張政策不是叛亂的主要原因，但它仍給日本政治家們留下了一個難忘的印象：對大部分民衆來說，征服朝鮮將成爲新民族精神的象徵，如果這種願望不能得到滿足，那麼，國家就可能走向毀滅。在大幅推遲時間後，直到1894年年初，日本政府才覺得時機成熟。這一年，他們發動了對華戰爭，藉口是“抵制中國的滲透，保護朝鮮的領土完整”。在標誌戰爭結束的《馬關條約》中，他們不僅實現了目標，而且還奪取了旅順口以及從鴨綠江畔朝鮮邊境到遼河河口商埠牛莊（Newchwang）【即今天遼寧省營口市】的遼東半島地區。這一區域能讓日本像控制日本海一樣，把黃海置於手掌心。如果做一個比喻，就好像是我國與俄國之間爆發了一場維護荷蘭獨立的戰爭，最終我們不僅達到了既定目標，還佔領了丹麥的哥本哈根地區。

　　然而，在條約中，日本人展現的智慧卻不敢恭維，他們沒有意識到自己捲入了大陸地區的紛爭，而自身的實力又不足以應對——畢竟這個國家還年輕，也沒有處理國際關係的經驗，同樣，他們也沒有從我們的教訓中得知：當一份條約賦予勝利者過多的權益時，就一定會導致新的敵人出現。隨後，日本人突然發現，他們需要立刻直面法國、德國和俄羅斯的威脅，而這三國都拒絕承認日本的新地位。在這些國家的聯合壓力下，日本被迫讓步，將旅順港連同遼東半島一起歸還中國。最終在領土方面，除了臺灣和澎湖外，日本實際是一無所獲。另外，作爲一個羣島國家，日本的版圖也向南達到了遠東海域的自然邊界。

　　由於該讓步是以“保持中國領土完整”名義做出的，日本最初還能忍氣吞聲，因爲從利益角度，中國對他們的重要性僅次於朝鮮。然而，由於一無所獲，日本人很快發現自己受到了羞辱。就在條約墨跡未乾時，日本便意識到，自己剛從中國手中奪來的權益遭到了新的威脅：現在，朝鮮有被俄國吞併的危險。在漢城，雖然對衰朽的朝鮮政府的爭奪在戰爭後告一段落，但現在它又重新爆發了，只是中國政府的位置已被俄國的代理人取代。面對這種情況，日本立即採取了自保措施，其中最緊要的是建設一支全新的海軍。其配套的條件已經成熟，因爲俄羅斯已經向中國提供了貸款，以支付戰爭中的賠償金。利用這筆資金，日本通過了一個全方位的海軍建設計劃，並準備添置6艘一等戰列艦和6艘裝甲巡洋艦，所有艦船將在7年內全部交付。這後來也被外界稱爲“戰後建設計劃”（the post bellum programme）【即著名的“六六艦隊計劃”】。其中除了2艘裝甲巡洋艦向法國和德國訂購外，其餘艦船均交由英國承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