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際，思無涯。

　　獨往人間竟獨還

　　——我記憶中的王富仁先生

　　孟慶澍

　　一

　　對於我，回憶是逐漸風化、剝蝕，乃至化爲塵土的。極力打撈挽留，也仍然一天淡似一天。先生已經遠行，如不寫下這些文字，我恐終有忘卻先生的一刻，如一片落葉忘卻了它曾依靠的大樹，一粒隕石忘卻了它擦肩而過的星座。

　　王富仁（1941－2017），著名學者，1941年生，山東高唐縣人。中共黨員。畢業於山東大學外文系。著名學者、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原會長、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汕頭大學文學院終身教授。

　　二

　　2001年，我考入北師大，在王富仁先生門下讀書，同一屆的還有高兄和李兄，其中我和老高的求學經歷多少都有點曲折。我是1999年碩士畢業後留校工作，當時的單位有個規定，碩士生入校工作滿三年才能考博，但我不知道是出於什麼念頭，在工作第二年就報名並且很幸運地考上了。但那時的我，真是什麼也不懂。王老師的大名，當然我是知道的，但他的書，我讀過的不多，而且我所工作的單位和他好像也沒什麼學術交往，印象裏也不曾請他來參加答辯或講座。因此王老師與我是完全陌生的——我知道他，但不認識他；他不知道我，當然更不認識我。所以赴京考試，完全是抱着嘗試的心理，並且是演習性質，目的是預備下一年正式來考。但既然來考，總還是心懷僥倖。我還記得到了北京，電話聯繫上王老師，說想去他家拜見，這是公然而拙劣的套瓷，結果他很客氣地說，明天就面試了，不用專門跑一趟。我本來就臉皮薄，這下正好，如獲赦免，但內心又覺得考上的希望更渺茫了。筆試與面試的題目幾乎都忘記，只記得面試是在一間大屋裏，考生大約二三十人，李怡是面試老師之一，梁鴻是記錄。那是我第一次見到王老師，他始終是笑眯眯的，話也並不多。似乎因爲他的和氣，我也不怎麼緊張，加之畢竟當了兩年教師，有點講課經驗，胡扯一通，便打道回府了。

　　麻煩在於結果出來之後。考試回來，自己估摸着肯定沒什麼希望，所以過了很久纔打電話給王老師，詢問成績。沒想到他在電話裏說考得不錯，基本上被錄取了，這真是意外之喜，但煩惱也隨之而來：怎麼說服單位放我這個“犯規”的職工去讀書呢？工作不滿三年不能去考博，這個規定是不是符合勞動法我不知道，但能夠出爐，總是有它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吧？雖然此前和此後都不斷地有“犯規者”出現，而且也都達成了妥協，但目前在我這裏，它還是生效的，是不得不解決的。單位不同意，就不能去上學，這個機會就浪費了，第二年再考，那結果就很難說了，我毫無再戰成功的自信。所以，只有一條路：那就是求得單位領導和人事部門的諒解，法外開恩，允許我這個違反規定的人去念書。俗話說，吃屎容易求人難。當時我如何與領導們“溝通”——這是好聽的說法，其實就是哀求——如何到處央人說情，如何擔驚受怕，今天已經記不清，但那種苦苦乞求的感覺至今揮之不去，是多少年都沒辦法遺忘的。

　　2006年1月汕頭大學，作者與導師王富仁先生合影。

　　所幸當時的單位領導心地寬厚，最終還是放了我一馬。於是當年九月，我便揹着行李來到北京，成爲王老師門下的一名學生。那一屆的博士生運氣着實不好，因爲北師大住宿緊張，學校將我們安排在了北航附近的大運村，離北師大還是有一段距離。勤快的，買輛自行車每天騎到學校去看書；懶散的，就窩在宿舍裏做寓公。但因爲遠離校園，整體氛圍上不像是來念博士，更像是放長假，除了上公修課，平時根本沒人管，想幹什麼都可以。於是我和那位高師兄（他的處境比我更加險惡）就在驚魂未定、迷茫莫名的心情中，開始了讀博生活。

　　說起來，我們師兄弟二人和王老師的氣質並不相合。王老師雖然也是起自草野，樸實如老農，但有內在的強健的自信和自尊，有一種引而不發的剛烈。我們兩個，一則由於入學不易，受了些委屈，更多是由於性格懦弱，膝蓋也是軟的，脊背也是彎的，膽子也是小的，用今天的話來講，一副很“衰”的模樣。然而我總覺得，王老師不討厭我們，就像阿Q、孔乙己都是loser，但魯迅內心是愛阿Q、孔乙己的，王老師也是愛我們這些軟弱的人，同情我們這些帶着軟弱性的人。事後想起來，我甚至覺得，在衆多才華橫溢、意氣風發的考生中，王老師偏要錄取我們這兩個毫不起眼、鬱郁寡言的學生，不是因爲我們有多優秀，而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是命運要借他之手搭救我們一把。

　　果然，在入學之後的一次聊天中，他就宣佈：“我只負責把你們錄進來，錄進來之後我就不管了。”他說這話時，仍是抽着煙笑眯眯的，但意思已經很明白：在人生的關鍵時刻，老師可以拉你一把，但此後的路，便要你自己走了。

　　三

　　王老師自己說，他帶博士，是放羊的帶法。這是真的。在我入學的第二年，他就到北師大珠海分校去教書了，再一年就正式離開北師大，到了汕頭大學。我們這幾隻羊，就在北師大茫然吃草，那個牧羊人，一年也見不到幾次。我記得，頭幾次見面，王老師甚至連我的名字也記不住，總是將中間的那個“慶”字漏掉。但是我理解他，他兩邊都要跑，帶着那麼多學生，要處理那麼多事情，他實在沒辦法像以前的師父那樣手把手地教徒弟。不過，他也有自己的方法。他回到望京的家後，一定會召喚我們一衆弟子去聊天。人很多，也不可能每個人都有深入的交談，很多時候是他一個人在講，我們大家在聽，至於聽懂沒有，理解到哪一步，那就是自己的事了。這就是他上課的方法。他曾經說：“好的學生不用教，差的學生教也教不出來。”這話好像有點甩手掌櫃、放任自流的意思，但當我做了多年教師、也帶了十幾屆研究生之後，才體會到，這確實是甘苦自知的大實話——能不能成爲出色的研究者，關鍵是看自己，而不是在老師。老師再如何努力，都是外因，決定事物根本性質還是內因。因此，王老師對於學生，一面是言無不盡、普降甘霖，期待懵懂者自己領悟，另一面他也在觀察、分析，發現學生的優點和缺點，在必要的時候點醒學生，或者猛擊一掌，使學生認識自己、反省自己，併成爲更好的自己，通過自我教育擺脫對老師的依賴，從而實現“好的學生不用教”。但能不能達到目的，是要看運氣的。從這一點看，師生之間確實是需要一些緣分的。

　　必須承認，我對於理解王老師的思想是頗爲遲鈍的。博士論文選題的時候，因爲自己並沒有什麼積累，又不想繼續炒碩士論文的冷飯，思來想去，還是沿着H大的老路子繼續做思潮研究罷，而那時的“好題目”如象徵主義、唯美主義、表現主義、自然主義等等都已經被一一瓜分，只好挖空心思，找了一個“無政府主義與現代文學”的冷門，準備搗鼓一番，寫個十幾萬字交差了事。去和老師談選題的時候，心裏很是惴惴不安，因爲自己根本沒有想明白爲什麼要選這個題目，如果說有唯一的理由，那就是貌似沒人寫過（悲催的是，這個看起來已經夠冷僻的題目還是和人“撞車”了——後來我才知道，這一年包括我在內全國有三個人選了“無政府主義與現代文學”寫博士論文），而這其實是根本不能成爲理由的。因爲沒人寫，也可能是因爲根本不值得寫。沒想到，王老師當時就同意了這個選題，而且圍繞這個問題談了許多他的想法，但遺憾的是，那些想法我都沒能理解，也沒有記住，因爲那時我對中國歷史、政治和社會的理解，是遠遠不能和王老師相提並論的，他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和我那幼稚的思維水平是不在一個層面上的。我帶回了我的唯一收穫：王老師通過了我的選題，而且認爲很有意義。

　　2006年汕頭大學“中國左翼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合影，左起王富仁先生、王得後先生、丸山升先生、作者。

　　無知者無畏。儘管沒能領會老師的指點，我還是按照自己那點膚淺的認識，憑着那樣寒磣的能力，倉促上馬了。今天看來，這個通過了答辯並且出版了的博士論文，問題之多，令我汗顏。它採取了最省事但是也最缺乏問題意識和概括能力的平行式結構：先是介紹了一下無政府主義思潮的歷史，然後分別用四章分析了這一思潮對錢玄同、陳獨秀、周作人、魯迅的影響。這樣做的好處是眉目清楚，但過於簡單僵硬的框架實際上反映了我對無政府主義對新文化的影響缺乏真正深入的認識和提煉，因此無法在衆多史料中提出真正的問題，而只能以人物爲單位來安排章節，而且，就算這個框架勉強可以接受，也應該有一章結語，對無政府主義對五四人物的影響進行整體的總結與深化。問題是，不僅結語直到出版都毫無蹤影，就連現在的最後一章《魯迅與無政府主義》，也是王老師逼出來的。2004年3月份，我寫完了前面四章，覺得字數也夠了，而且魯迅這一章又很難寫，當時看過一些博士論文，答辯的時候有一章甚至兩章存目，好像也都通過了，便有壞樣學壞樣，將魯迅這一章列爲“存目”，把只有四章的論文打印稿寄給了王老師，然後便刀槍入庫，馬放南山，開始修整了。沒想到快到5月份，王老師一個電話過來，先說前面寫得還可以，然後就要求一定要將魯迅這一章寫完，而且語氣是不容分說的嚴厲！這在當時已經優哉遊哉、準備答辯的我，無異於兜頭一盆冰水，因爲離提交論文的最後期限只有不到一個月時間了！沒有辦法，只好收拾心情，重新坐在電腦前，進入論文寫作狀態。但是時間緊任務重，巨大的壓力讓我整個人都陷入一種高度焦慮、瀕臨崩潰的狀態，每天瘋狂地閱讀材料、敲打鍵盤，緊張到牙齒打顫的地步。就這樣過了一個月暗無天日的日子，終於勉強寫出了最後一章。當然，可以想象出行文的匆忙和思慮的浮亂，充分暴露着急就章的狼狽與不堪。但是，即便這樣一個半成品，沒有老師的當頭棒喝，我也是拿不出來的。

　　就這樣跌跌撞撞、有驚無險地畢業了。在臨別的聚會上，王老師說：“你是可以搞一點學問的，但最大的毛病就是懶。”這是他的觀察所得，而且是非常準確的。因爲羞愧，王老師的話永遠烙在我的記憶中。在人生的關鍵時刻，王老師狠狠地給了我一腳，使我振作精神，渡過難關。如今，這個踢我屁股的人已經不在，而我懶散依然。人生的幸運，在於有“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的嚴師，而人生的悲哀，則在於明知道自己的毛病而不能改。造化弄人，其此之謂乎？

　　四

　　回到單位之後，從學生又變回到教師，開始正式工作，和王老師的聯繫就很少了。有時候逢年過節打個電話，到後來電話也不是那麼頻繁。剛畢業的時候，還寄過開封的土特產花生糕和其他一些點心，後來覺得這些土特產實在是“土”，有點寒磣，而且並不見得好吃，就沒有再寄過這些東西。自己很少走動，加上諸事纏身，以至於從2004年畢業，竟然有十一年沒有再見過王老師。

　　再見到他，是在聽說他生病住進301醫院之後，那時我已經跑到北京，很想去看他，但這種場合我又不知該怎麼說話，只好約了同事也是師姐的孫曉婭一起去，此後又去了幾次，留下了兩則日記，分別是2016年夏初第一次去探望，以及2017年3月最後一次去探視的情形，抄錄於下：

　　7月25日，也就是知道王老師得病之後，過了十幾天，我才聯繫了孫曉婭一同前去看望他。因爲中間經過檢查，他曾回汕頭一次。不知道合適的探視時間，所以拖了幾天。確診是肺癌，但去年並沒有發現，因爲肺炎住院的時候，也沒有檢查出來，也許是新長出來的。他住在301醫院內科大樓15層呼吸科三病區11牀。我們是下午3點集合，買了一束花，牛奶、酸奶、蜂王漿、水果若干。王老師住的是多人病房，大概有5張病牀，他住在靠裏的一張。我們去的時候，他坐在小椅子上，就着牀頭櫃看書，杜威的《民主主義與教育》。王老師精神狀態很好，只是頭髮有些稀疏，他清楚自己的病情，但並不恐懼，很坦然、達觀，似乎早就想清楚了生死問題。吃飯也很好。我們安慰的話，都宣告作廢，原封帶回。交談一個多小時，擔心他有些累，我們便告辭。遺憾的是沒有帶錄音筆。

　　希望老師能堅持多一些，再多一些時候。

　　今天是2017年3月25日，到301醫院看望王老師。這應該是我第四次去醫院看老師，前三次分別是和孫曉婭、張莉、孔育新。這次是和宮立。宮立上午去望京看師母，然後坐地鐵到301會合。我在門口水果店買西瓜兩個，大芒果四枚。老師仍住內科大樓，進門時正在輸液，頭髮很少，幾乎光頭，有一女看護在，似乎是僱來的保姆。說話聲音不如以前有力，精神也不如前次旺盛，但說話的慾望仍很強。據說胃口不太好，已經是第五次化療，前四次恢復都快，這一次恢復很慢，不想吃東西。坐了十幾分鍾，一個學生來看，說是汕大碩士，後來在北師大讀博，現在中大工作，但我不熟悉。又坐十分鐘，恐他太累，告辭。晚飯和宮立在餃子館吃。

　　從第一次到最後一次去看他，可以明顯感覺到老師的精神在逐漸衰弱，雖然在重病中，但他很少談自己的病情，反而總是和訪客談及他正在寫作的文章，談及他對於各種問題的思考，談及他多年未見的某位老學生。（因爲身患重疾，高俊林師兄無法前來看望王老師。當我把他的惦念和問候轉達給王老師的時候，老師的神情忽然激動起來：“高俊林的命運實在是太不幸了！他如果沒得病，就會是你們當中的陳平原！”如今老師已遠去，我特將這句話抄錄於此，以慰正在與病魔抗爭的高師兄。）他談話的願望是如此之強烈，以至於我的心情總是矛盾的：既無比珍惜他說的每一句話，珍惜聽他教誨的每一秒鐘，又擔心他談話過久、過於疲勞、加重病情。最後總是理性佔據上風，在他談興正濃的時候，不得不硬着心腸打斷他，和他告辭，而且怕他多心，從來也不敢錄音和合影，現在想起，這遺憾是今生今世都無法彌補的。

　　3月份去看過之後，我內心隱隱有不好的預感，但總想着應該還能支撐一段時間，所以打算五一假期之後再去探望他。沒想到5月2號的傍晚，我被微信上的消息打暈了：

　　2日晚，從微信上忽然看到王老師去世的消息，但不知真假，趕忙打電話給孫曉婭，孫接電話後直接讓到南門坐車，她也正要去醫院。趕緊穿衣穿鞋，背上包，但兜裏只有五十塊錢。顧不得，跑下樓，坐車到了中日友好醫院。殯儀館在北門，找了半天才找到。劉勇、錢振綱、李怡夫婦、沈慶利、李煒東等已在，肇磊不時哭泣，眼睛通紅。我哭了一會兒，深感虛無，如同孤兒一般。曉婭合十，口唸佛經，隨後退出。劉勇和李怡商量後事。等待老師二兒子到，帶着衣服，據他說早上上班去的時候，老師似乎好了一些，所以沒想到這麼快去世。劉勇忙着聯繫八寶山，他和李怡是辦事的主力。我只能頹然站着，不知道能做什麼。肇磊兄弟給老師換好了衣服，身旁放着帽子，殯儀館工作人員和我一起將老師擡起，送入冰櫃之中，號碼16。

　　老師的軀體，並沒有想象中那麼重。我最後一次抱住了他。

　　五

　　王老師走了已經五個月。平日裏我依舊碌碌，波瀾不驚；但深夜獨坐，塊然靜思，依然可以感覺到他留下的巨大空白。這空白使我延宕至今，方有勇氣面對老師在我思想和精神上投下的影子。

　　老師和我單獨相處的時間很少，深入的交往也並不多。我對他的理解，更多是來自對他著述的閱讀。對於老師，我最深的感受有兩點：一是獨立，二是誠實。這看起來是老生常談，但卻是我真實體會，我願意在這裏再說一說。

　　王老師是非常強調獨立的人。他經常說：“要找到你自己。”我的理解是，這既是要求找到適合自己的學術研究方法，更是要求讓自己徹底成長起來，獨立出來，成爲一個用自己的頭腦思考問題，用自己的眼光看待世界的獨立個體，而且更進一步，獨立地做出選擇，獨立地承擔後果。他既是謙虛樸實、尊重他人的，又是堅持自性、絕不盲從的。他以研究魯迅成名，但絕不仰視魯迅，而且認爲自己在人格上與魯迅是平等的：

　　魯迅偉大，但他死了；我很平凡，但我活着。他能做的事，當然我是絕對做不了的，但我現在能做的事，儘管平凡，儘管不偉大，他也無法替我做。我承認他的偉大，但我也有我的自尊和自信。我不想成爲他，也不能成爲他。他做了他的事，我現在做我的事。在這一點上，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路。

　　我以爲，這是真正得到魯迅精神精髓的。他的學術研究，從一開始是由他的強大主體性所掌控的，他尊重學術界的權威觀點，但絕不效仿或者迎合別人，等到他成了學術大家，也從來不以權威自居，不強求別人來附和自己、認同自己的觀點。他的學生裏，有些人的選題他並不完全認可，但只要言之成理，最後總能得到他的同意。他堅持自己的想法，也允許別人堅持自己的想法。他的獨立不是壓制性的，而是召喚性和激發性的。他從來不希望別人模仿他、複製他，而是希望學生都有自己的個性、都成爲不能被取代不能被消滅的“那一個”。

　　這種對獨立的敏感、珍視和堅持，是與王老師的成長背景有關。他們這一代經歷了“文革”、崛起於1980年代的學者，時代刻印的痕跡很深，受總體性理論的影響，有強大的自我與主體精神，有着雄辯和鬥爭性的一面。但1980年代學風的另一面，則是對學術民主和學術自由的初步的認識和建立，無論聲音大小，多元對話的局面至少是初步形成，不再只有一個能思考的“我”，而是出現了許許多多獨立思考的“我”。誰也不可能真正鉗制對立面的聲音了。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中，王老師形成了他對個人主體性的認識。他以獨立性爲基礎進行學術研究，從來不考慮是否“前沿”“入流”“創新”，是否會在學術市場受歡迎。他在魯迅研究中提出魯迅小說是“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衝破了陳涌模式的桎梏，雖備受批判責難，絕不妥協；1990年代轉向中國古典詩歌研究，他以自己的閱讀感受爲基礎重新解讀古典名篇，並不畏越界玩票之譏；2000年之後，相繼提出“左翼文學研究”和“新國學”研究，也都是他的自身思想邏輯發展的結果，是他自己獨立思考所提出的主張。

　　對於王老師這一代人而言，獨立思想是最重要的，不是思想爲學術服務，而是學術爲思想服務。比起獨立的自我來，學術其實算不了什麼。王老師曾說：“研究一個作家，讀完作品，任何人的研究成果都不看，自己先寫，寫到一半，再參考別人的研究，重複的地方就略去或少談。”我對這句話印象很深，因爲這和今天學術規範“先閱讀前人研究成果、瞭解研究現狀”的要求是完全不符的，是很不“學院派”的。但我通過自己的實踐，發現這句話是很有道理的，因爲它避免了別人的研究思路對自己的干擾，儘量保留了自己對作品的原初感受，而後者恰恰是最珍貴的。王老師文章註釋之少，是出了名的。他喜歡講自己的話，不喜歡借別人之口來發言。早期博士論文裏的註釋就很少，除了引用了一些馬恩列斯毛的經典著作，弗洛伊德等人的理論，此外就是《吶喊》《彷徨》的原文；晚年之後，更少引用，經常出現數萬言長文而無一注的情況。這在今天以繁注爲博學、憑腳註顯功力的學界看來，簡直是逆潮流而動。

　　也因此，獨立是有風險的。因爲堅持自己的想法，便有可能與衆人對立，與時流相悖，成爲學院之敵、精英之敵、大衆之敵、國民之敵。獨立意味着寂寞，意味着不被承認，甚至意味着被孤立。

　　王富仁先生在汕頭大學水庫散步。

　　在學術界，誠實尤其是難得的品質。王老師能獨立，就在於他能誠實面對自己的內心。在受到壓力的時候，不違心放棄自己的觀點，不迎合他人；在受到追捧的時候，在受到冷落的時候，在逐漸淡出中心、被邊緣化的時候，堅持自己的看法，不跟風，不隨俗。學術界三十年來風氣的變化，有目共睹。倘若趕緊轉向，跟着說幾句時髦話，拜一拜福柯薩義德、巴丟阿甘本，一直站在浪尖上，保持學術明星的地位，也不是做不到，但王老師並不這樣做。他沒有盲目信從後現代主義理論，沒有將新文化運動、啓蒙主義、新文學、現代性視爲話語建構而統統解構之，而是以鉅變中的中國社會爲基礎，維護、闡發新文化、新文學的歷史價值和意義，維護、闡發“現代性”對於中國社會的進步意義。無論處境如何變化，無論身在北京還是汕頭，王老師都一直在獨立思考，並坦誠地提出自己的主張，這種主張也許並沒有得到更多的贊同和迴應，也許還備受誤解和爭議，但珍貴的是，它是王老師自己思考的結果，而不是言不由衷、見風投機的結果。他的誠實並不是頑固不化、抱殘守缺，而是以自己的甘於邊緣、甘於寂寞保存了一個思想者的尊嚴，在越來越以立場區分敵我、彼此視若讎仇的思想界，保留了一種“不站隊”“不搞圈子”的可能。因爲忠實於自己，王老師逐漸顯得特立獨行與不合時宜，但由誠實而去僞飾，去僞飾而能樸素，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一個獨立、微弱甚至有些孤獨的聲音，恰恰是當代中國思想生機尚存的證明。

　　六

　　行文至此，王老師遠去的悲傷逐漸淡去，我轉而體會到一種生命的遼闊感。我意識到，我對老師的很多理解，其實是源自老師去世這件事。老師在世的時候，我總覺得他一直會在那裏，他一直就在那裏。那麼他的著述，讀多讀少，遲一點讀早一點讀，都不那麼重要。但是，先生去世之後，他的那些文字似乎一瞬間被激活了，閱讀它們變得非常迫切和重要。因爲我意識到，再也不能聽到他那延綿不絕、往復跌宕的談話了，再也沒有其他的辦法和他交流了。我只能也必須以一個主體的資格，通過閱讀他的著述，與他進行平等獨立的對話。老師以他的告別再一次教育了我。然而我又有一種奇怪而僭越的感覺，老師的肉身雖然消失，化爲文字，散入書本，但似乎從這時起，老師纔不是那個爲大家所有的老師，而是真正屬於我的老師。

　　初秋夜雨，我從架上抽出一本《說說我自己》。恍惚中王老師就坐在面前，抽一口煙，笑眯眯地問道：“你最近在忙什麼哪？”

　　兩個孤獨的靈魂，談話纔剛剛開始。

　　2017年10月8日

　　孟慶澍，學者，現居北京。主要著作有《無政府主義與五四新文化——圍繞同人所作的考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