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圈中，首席經濟學家已經成爲機構研究實力和品牌的標誌之一。60餘位首席經濟學家，是3000多名研究人員之中的佼佼者。高度競爭，適者生存。

頂着首席經濟學家的光環，他們必須用學者的頭腦和商人的智慧，平均每天工作至少16個小時以上，習慣於長時間頻繁的飛行、高強度的工作和壓力，致力於寫出投資者更加信服的研究報告並獲得聲望，但他們也同時忍受着不爲人知的心酸和質疑。

01

漫長首席路

那是北京冬天最冷的幾天，最低溫度接近零下十度。首都機場T3航站樓，33歲的陸騏從到達廳出來，快步上樓走進一家服裝店，買了一件羊絨衫套在身上，抵擋寒風。他剛從南方的辦公室飛過來，匆忙的出差，連回家取衣服的時間都沒有。

陸騏（應受訪者要求，陸騏、杜若明、宋鴻爲化名）在一家內資券商任首席宏觀分析師。他是國內TOP4的名校經濟學博士畢業，從業五年。從一般研究員升任首席宏觀後，他每週平均飛到三個不同的城市出差。大半年沒有周末，更沒休過年假。

每天陸騏的鬧鐘定在早上六點，一睜眼，到深夜睡覺，這中間，都被會議、路演、拜訪、修改報告、客戶諮詢電話、工作微信填滿。每天都是這樣，周而復始。

“用命在拼，也許哪一天我就掛掉了”，陸騏告訴界面新聞記者他身體並不好，平時也很少去健身房鍛鍊，“有那個時間還不如補覺”，他的勤奮指向非常明確，在最短時間內做到首席經濟學家。已經有兩家上市券商向他作出許諾，說給他留着這個職位，“但承諾也不可信”，要做出影響力才行。

業內平均來說，五年做到首席是較快的速度。“如果從業七八年還做不出來影響力，基本上就難再做出來。”陸騏看見他的一些師兄最後在研究員行業裏默默無聞，這讓他非常有緊迫感。他不得不用日夜的青春填滿工作，去換取成功的可能。

中國證券業協會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國內券商研究人員數量爲3571人，同比增加239人。具有5年及以上從業經驗的人數爲1349人，佔比37.78%。具有博士及以上學歷人數爲306人。

而首席經濟學家的位置，國內券商全部加起來只有不到60個。

國內券商研究所較多，在職位設定上並沒有形成統一。一般而言，研究宏觀經濟的工作職位有宏觀研究員、首席宏觀、首席經濟學家。首席宏觀爲研究所設立，而首席經濟學家爲公司層面設立。首席經濟學家代表公司發聲，不僅要求其有紮實的研究能力，而且要求會和市場、媒體溝通。薪資也是普通研究員的數十倍。

33歲左右，正是胡祖六出任瑞士達沃斯論壇首席經濟學家的年紀。也是邢自強出任摩根士丹利首席中國經濟學家的年紀。

02

頂級投行首席的一天

距離北京2300公里以外的香港，清晨六點，杜若明走進位於尖沙咀柯士甸道西1號環球貿易廣場的辦公室，開始一天的工作。他看見巨大玻璃窗後，海那邊的羣山縫隙處，淡紅色朝霞開始泛出，驅散着天空的黑色。

杜若明剛完成一篇宏觀經濟報告。這天，跟隨着全球各時區晨會的時間，他將向全球同事做報告講解。北京時間早上七點，在亞洲區（包括香港、日本、新加坡、臺灣等地）晨會上，他將向亞洲的銷售講解這份報告；下午兩點，電話撥入倫敦，在歐洲的晨會向歐洲的銷售講解；晚上八點，美國的晨會上，再講一遍。

隨後銷售把研究報告推向客戶，客戶如有問題，就會很快從全球各地發郵件、打電話來進行諮詢。約定俗成的規矩是，重要客戶一到兩小時內必須回覆。

去年夏天，杜若明出任某頂級外資投行首席中國經濟學家一職。外資行宏觀經濟研究團隊規模遠小於內地券商，通常頂級投行宏觀研究也才兩至三人，工作強度頗大。“比以前忙多了，工作很多”，在談及出任首席的感受，他告訴界面新聞記者。

一般而言，他的報告在以下時間點會發出：官方發佈宏觀經濟數據、降息加息等重要政策變動、重大政策會議召開、債務房地產匯率等熱點。

在這座118層的高檔綜合性大樓裏，有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銀行、瑞士信貸等全球頂級金融結構常駐。外資行服務全球客戶，意味着早上六點出現在辦公室，以及奔忙的節奏，是這些投行的經濟學家們的常態。

03

研究冗餘 殘酷競爭

中國資本市場誕生26年，在它10歲時，出現了個別券商仿效外資行設立“首席經濟學家”一職，之後迅速在其他金融機構間流傳和普及。

首席經濟學家成爲各機構的代言人和招牌。一個個經濟學家的名字，在媒體的頻頻曝光中，越來越耳熟能詳，同時變得更加有號召力。各行業研究也隨之分別設立行業首席。

從千萬年薪，到幾十萬年薪巨大的差異背後，是他們的血腥江湖。

《中國證券業發展報告（2016）》顯示，截至2016年底，全國擁有A股證券經紀資格的95家證券公司中，有87家設立了研究所。其中，有62家研究所開展對機構客戶的產品推廣及服務工作。且大部分研究所並未實現盈虧平衡。

這一數字非常驚人，海外一般只有不到20家，且是大型投行才設立研究部門，小投行一般都不做研究。87家研究所足以說明國內券商研究所過度飽和之狀態。

2016年，95家經紀業務持牌證券公司，瓜分了2691億元經紀業務收入“大蛋糕”。這意味着，僅憑經紀業務一項，平均到每家持牌券商，每年就能坐擁至少30億元的收入。

但蛋糕的分配當然不會均衡，經紀業務排名第一和最後一位，此項收入差以千倍計算。“你多我就少，競爭殘酷”。加之財富管理、資產管理等其他業務需要，就構成證券公司不惜虧本（券商研究所未達到盈虧平衡），也要爭相設立研究所的根本原因。

創造經紀業務佣金收入來源的機構客戶、包括散戶，就和券商研究所的服務，及經濟學家、研究員的知名度直接相關。研究所主要的收入來源也直接是佣金分倉。

“這種現象是不合理的。過幾年這個市場慢慢成熟，很多小型券商可能就不再做研究，而是專注於投行某一塊業務。畢竟海外只有大型投行才做研究。”摩根士丹利華鑫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章俊對界面新聞記者表示。而海外很多是投行的平臺成就研究員，但國內是名氣大的研究員成就小券商研究所。

2017年2月，新疆拋出1.5萬億元的固定資產投資計劃的大動作。第二天上午，基金經理宋鴻的郵箱裏，猛然多了上百封新疆固投的分析報告郵件，面對如此多同一主題的研報，他不可能一一去細看，最終，他看了看標題，挑了幾個感興趣的標題點開。

全市場來看，平均每天就有334篇研報產生。2015年，上述87家券商研究所總共發佈研究報告121812篇，其中，深度報告12652篇，佔研報總數比例爲10.39%。

行業產能過剩，競爭白熱化成爲部分研究員爲增加名氣，各出奇招的直接動力，新媒介傳播手段的革新助長了行業的浮誇。

研究市場的供過於求也造成更惡劣的環境，基金經理只給幾分鐘讓首席經濟學家路演，並且態度不佳是常有的事。在這種生態環境下，買賣雙方，如果誰被市場認可度更高，名氣更大，誰就相對強勢，擁有更大的話語權。

在剛出任首席時，去買方路演，陸騏總覺得有些吃力，過程不太順利。基金經理對於賣方新來的首席，耐心並不太夠。陸騏遇到過有些年紀不大的基金經理，動輒炫耀手裏操盤着多少億的資金，對他講的內容不屑一顧。對陸琪來說，自尊心受到打擊是常有的事。

章俊在外資行中，接觸客戶則相對禮貌和更有耐性。在海外路演中，也有碰到基金經理其實不想聽了，表現得有點漫不經心，但對方一定會讓他講完，再把他禮貌的送出去。

對行業的這種現狀，章俊有更成熟的理解：買方也有業績壓力，時間也很寶貴。另外，國內大量的券商研究所，有的買方一天接待十幾批賣方分析師，氛圍造就這樣。

“這是行業生態的問題，考慮到國內研究業務的競爭相對於海外更爲激烈，如果過於低調，在這個市場上就很難受到關注，因此相對高調來爭取市場話語權就成爲部分分析師的一種策略”，章俊對新聞記者表示。

章俊既在外資投行如摩根士丹利、瑞信服務過海外買方客戶，也在合資券商如瑞銀證券服務過國內買方。這種獨特的經歷使得他會去對比和思考經濟學家這份工作，在內外資投行中的異同。

他的體會是，外資和內資投行最大的區別在於客戶羣體的不同，由此帶來他們研究方向，及工作取向就有很大不同。

國內的買方本身對中國經濟基本面就很瞭解，因此需要經濟學家提供的是更細緻和深入研究。但很多投資中國市場的海外基金投資經理，都是同時看整個亞洲及新興市場，中國只是他們投資組合中的一部分，因此對中國的瞭解和跟蹤並不是特別深入，對他們講很短期或者太細節的內容他們就不是太感興趣。他們就更需要經濟學家提供方向性的判斷和背後的邏輯。

此外，考慮到海外基金的投資和決策流程，海外機構一旦投了，持倉時間更長，很少頻繁換倉。也就需要經濟學家除了關注短期經濟波動外，也要看到未來二到三年時間甚至更長時間跨度內的經濟走勢。因此相對於國內投行，外資

行對中長期趨勢研究也更爲重視。

04

博出位 財經網紅

一些人在用研究能力證明自己，另一些人卻走起了捷徑。

伴隨着年復一年的新財富評比，國內券商研究員名和利的相關程度之高，也累積達到極致。

近兩年來，這些首席經濟學家中風頭最盛者非任澤平莫屬。其對2015年牛熊市的準確前瞻，使他在2015年底的新財富評比上獲得多個第一名的獎項。

2016年6月，任澤平高調跳槽至方正證券任首席經濟學家。用“紅極一時”來形容他當時的狀態並不爲過，所到路演的城市，客戶爭相與其合影。想見他的人得排隊等候，各種活動邀約不斷，一般的會他都不再去參加。

遺憾的是，任澤平的“紅”並未持續太久。2016年新財富評比，任澤平團隊所獲選票較上年大爲減少，總名次也由2015年宏觀經濟研究的第一名，下滑至第三名。

與此同時，方正證券研究所中還出現了因半臥在沙發上，身着奇裝異服來播報研報而一夜爆紅的網紅“兔子妹妹”。在行業交流晚宴中，這位剛畢業的女分析師穿漢服的詭異形象，成爲方正證券屢屢推出的招牌。

一方面是以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增加曝光率、擴大名氣，提升在市場上的影響力，另一方面是所在機構想被市場關注到。由此，一些機構也就放任、並且樂見旗下分析師的高調荒唐行徑。

這勢必就影響了名氣與符合監管合規要求之間的天秤。

在加入方正證券的第二個月，任澤平就因爲研報不規範，被證監會點名通報。證監會對其標題爲“變天了”、“幹，空間20%”、“休養生息，我在春天等你”等文章進行點名，稱“標題具有明顯的誇大、誘導性，與報告內容的邏輯關聯性不強”。

但這似乎並沒有影響任澤平後面千萬年薪加盟恆大集團。

方正研究所的現象並不是孤例。A股周遭圍繞着太多這樣因利而起的“狠狠作秀”，證監會主席劉士餘也留意到這種現象及背後的推動因素。

在去年的全國證券期貨監管大會上，劉士餘分析稱，在新媒體環境下，點擊率、曝光度等決定了金融機構中經濟學家的地位，由此，券商經濟學家的言論也越來越博出位，“全世界也沒見像我們這樣個別券商經濟學家這麼胡說八道”，“這種分析師將來就得有一些措施去監管”，劉士餘警告稱。

2016年被稱爲網紅原年，前海開源首席經濟學家楊德龍在這一年也名氣大漲，擁有大量粉絲，成爲媒體財經節目爭相邀請的嘉賓。對於別人稱其爲網紅經濟學家，楊德龍最初內心有些牴觸。

但現在他不再排斥。“‘網紅’由貶義詞變成了一個形容詞，即指廣爲人知的一些人，‘網紅’這個名字是否正面，關鍵在於你的言論是陽春白雪，還是下里巴人”，楊德龍對界面新聞記者稱。

與外資行、內地券商的大都經濟學博士畢業，一直從事宏觀研究的首席不同，楊德龍的首席經濟學家之路成長於買方的基金公司。

2009年TOP2高校的金融系研究生畢業後，他加入南方基金研究部，做汽車製造行業研究。兩年後，從行業研究員，晉升爲策略分析師，開始接觸宏觀經濟研究。2016年3月，他從南方基金跳槽到前海開源基金，出任首席經濟學家。

雖然大量接受媒體採訪，對熱點及時點評，楊德龍認爲，應該去把握好監管的度、社會道德的度、及公衆接受程度的度。“最終還要是以判斷和邏輯取勝，而不能靠製造噱頭、做出格的事情來吸引眼球。”他告訴界面新聞記者。

05

Once An Economist,Always An Economist.

上世紀末，位於華盛頓的IMF總部辦公大樓裏，3000多名員工在此工作。其中，有2000名經濟學家，幾乎都是名校博士畢業。IMF由此被稱爲同一個屋檐下經濟學家最多的地方。

現任重陽投資總裁、首席經濟學家的王慶，當年就是他們中的一員。1999年，王慶博士畢業後進入IMF華盛頓總部，做了六年的經濟學家。

1945年12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B）同時成立，總部均設在美國的政治中心華盛頓。半個世紀後，IMF成爲向全球各大投行等商業性金融機構輸出首席經濟學家最多的機構。而WB的性質是扶貧機構，其中經濟學家不是主流，故加入商業機構的人很少，謝國忠是特例。

這和IMF的工作性質有很大關係。在經濟金融危機中需要救助時，被救助國的宏觀經濟政策主權實際就讓渡給了IMF。IMF的經濟學家就需要從該國決策層的高度，直接幫助制定實際的宏觀經濟政策。一般而言，小國家就一至二名經濟學家負責，大國家可能由至少五名經濟學家負責。相當於從央行行長，財政部長的角度去考慮問題。這應該是對高校培養出來博士的經濟學理論，進入實踐最好的訓練方式。

在中國，從IMF出來最早的是胡祖六。後面陸續有林壽康、丁瑋、哈繼銘、彭文生、馬俊、蔣國榮、王慶、何東、汪濤、黃海洲、樑紅、孔慶影、謝丹陽、姚餘棟、崔歷、丁爽、張智威、沈建光、楊婕、王勝祖、繆延亮、郭凱、孫濤、曾立等人。

現在談起那段經歷，王慶都有滿滿的自豪感。“經濟學博士畢業，感興趣實踐經濟領域研究，在這個背景下，如果一個人的職業生涯中只能選做唯一一份工作的話，我會選擇IMF。如果最多隻能選做兩份工作的話，第二份工作我會選在摩根士丹利做首席經濟學家。”王慶告訴界面新聞記者，“我後來有機會在中金公司做投行，現在在重陽投資做資產管理則完全是可遇不可求的機會”，他表示。

2007年，華爾街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史蒂芬·羅奇，將王慶招入摩根士丹利，出任摩根士丹利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王慶的前任，是謝國忠。

每天十五六個小時在工作，三分之二的時間在出差，平均每個月至少有一次跨洲的國際長途航班，王慶在很拼的工作狀態下，迅速打開局面，得到市場認可。2010年、2011年，他帶領的摩根士丹利經濟研究團隊連續兩年被《機構投資者》雜誌評選爲亞洲區第一名。

中國對經濟學家的推崇力度似乎也明顯高於世界其他國家。同一個投行，比如高盛在全球各地的首席經濟學家，如歐洲、美國等，在當地的影響力和知名度，遠不如中國的首席經濟學家在中國的影響力和知名度。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國正處於經濟和金融市場高速發展的階段，無論是市場參與者還是政策制定者都有強烈的需求去高度關注在發展中不時出現的新問題。

經濟學家是個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的圈子。其中，每個人或多或少能在千萬縷的線索中搭上關係。

中國的首席經濟學家大致可看成經歷了幾代的更迭，各有不同特點。第一代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內外資行在中國初設首席經濟學家一職，如高盛的胡祖六，和摩根士丹利的謝國忠等；

第二代爲2000年以後，如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王慶，高盛的樑紅、以及中金公司的哈繼銘等。前兩代人在加入商業金融機構出任首席經濟學家前，大都有在IMF或世界銀行等國際政策制定機構，從事經濟研究多年的經歷。

第三代則畢業直接進入投行，鮮少有IMF的工作經驗。這批人多由第一代經濟學家的助理成長起來。如摩根士丹利的現任首席邢自強以前是哈繼銘的助理，美銀美林的現任首席喬紅以前是樑紅的助理，摩根士丹利華鑫證券的首席章俊曾是王慶的助理等。

在王慶看來，經濟本身是一些現象，有各種人去研究。包括高校的教授、政府的智囊、投行的經濟學家、基金經理等。看同一個經濟學問題，這些人的角度、邏輯、分析方法、甚至語言體系都不盡相同。

高校經濟學者是從理論上研究；政策制定則是關注公平和效率的平衡；市場機構經濟學家則更關注經濟和資本市場的運作過程中產生的投資機會和風險。“這裏面沒有優劣之分。但都要在各自的專業領域裏做，不可能每個角度都能去考慮到。”王慶表示。

作爲市場機構的經濟學家，影響力固然重要，但如果總是言之無物，時間長了也就沒有價值了。把問題分析透徹，把邏輯講清楚非常重要，而不必然是把市場的方向和節奏判斷準確，後者更多是投資者要做的工作。具有穿透力的判斷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需要長期的訓練，積累，實踐。

“Once An Economist,Always An Economist.”在結束採訪時，王慶的這句話給新聞記者留下深刻印象。對他來說，經濟學家已經不僅僅是一份職業，也是一直相伴隨的生活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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樑卓業 i4CN首席諮詢顧問中國工業4.0、智能製造、無人工廠、工業互聯網專家，華爲ISC、IPD體系專家華爲ISC+項目組成員，智能製造標杆車間項目經理工業4.0十大思想變革、無人工廠建設體系首創人中山大學麻省理工學院雙MBA，廣東工業大學機電學院本科歡迎需要導入華爲ISC、IPD體系，實施工業4.0無人工廠的企業與i4CN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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