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主辦的“德國默克爾4.0時期的內政外交與中德關係”學術研討會在上海召開。來自全國部分高校和科研機構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與會，中國歐洲學會德國研究分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顧俊禮等專家就當前德國內政外交和中德關係進行探討交流，中國歐洲學會德國研究分會副會長、同濟大學德國問題研究所教授李樂曾主持研討會。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主任鄭春榮作專題發言及總結報告。

鄭春榮表示，德國對美政策調整的外部催化劑來自特朗普執政以來美國經貿政策的改變，而內在驅動因素則在於，新形勢下德國外交政策包括對外經貿政策的重構，這也是默克爾政府積極有爲外交調整的延續趨勢，德國旨在通過外交政策調整，參與建構全球秩序，在國際事務構建中承擔更多責任。

全方位多視角研究德國以及歐盟

“面對當前越來越複雜的國際形勢，我們應當盡最大可能全方位、多視角、跨學科地研究德國、歐盟以及與中國之間的關係，纔有可能比較全面看到未來發展趨勢。”北京外國語大學德語系教授劉立羣談及對當前德國及歐盟形勢幾點看法時說，首先是如何看待歐美矛盾，特朗普上臺後歐美矛盾裂痕擴大，但從學術角度看歐美價值觀方面仍然是相近的，歐美的分歧主要在國際問題領域，包括如何通過國際組織實現各自利益，歐盟傾向於藉助國際組織，美國則藐視國際組織及相關協議。其次如何看待德國外交轉型，德國外交的連續性遠大於它的變化調整，這是由於近幾年德國政府需要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它在國際事務中反對武力威脅，希望通過多邊方式解決問題。

劉立羣認爲，德國一方面需要強化與歐盟之間的關係，另一方面希望改善與美國的關係，總體來說德國在歐盟的影響力有所降低，對俄羅斯的政策影響力也在下降。談到如何看待德國政策的右傾化，劉立羣指出德國反難民浪潮和右翼民粹現象之所以氾濫，一方面是德國民衆出於穆斯林對德國傳統文化衝擊的擔心，另一方面是由於難民危機對社會治安和社會福利的衝擊，但危機對德國經濟社會的影響是有限的，不應過於誇大。

在題爲《默克爾時代與德國的保守主義》的發言中，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副主任胡春春認爲，從長時段的歷史維度上看，德國保守主義思想在其國內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中發揮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從默克爾2009年執政開始，默克爾時代呈現出的文化、政治秩序與戰後國際秩序之間構成怎樣的關係，是一個值得思考和探討的話題。

德國經濟或呈現走弱趨勢

復旦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丁純就德國經濟與歐盟經濟的關係進行分析時表示，德國經濟佔歐盟經濟總量的1/5左右，德國不僅是主要的出口大國也是主要的製造業大國，2017年德國對外直接投資比重佔整個歐盟的15.28%，在歐盟成員國中位列第二。從就業角度看，德國是歐盟國家中吸收勞動力最多的國家。從投資角度看，德國投資佔歐盟其他國家一半以上，東歐是德國對外投資的主要受益者，1800多個德國企業在東歐投資，創造了65萬個工作崗位。

丁純表示，從長遠來看德國經濟持續增長一枝獨秀，但目前卻呈現出走弱趨勢。首先是由於勞動生產力的增加持續放緩，影響了後續的經濟增長；其次科技前沿領域研發強度不夠；最後勞動力成本上阻礙了德國經濟發展。此外，外部環境變化也對其產生了一些負面影響，因此未來德國經濟會出現相對較慢、較停滯的增長趨勢。

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國際關係室主任趙晨認爲，從美歐兩大發達經濟體的關稅貿易戰可以看到，其背後是兩種國際秩序的爭論。美國代表的是一個多極化世界秩序，希望回到以國家爲核心的國際秩序；而歐盟則主張的是經濟全球化所需、放鬆各種管制的自由國際秩序。

德國政治格局從二元向多元轉變

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副研究員楊解樸對德國政黨政治的新特點進行解讀時表示，德國政治格局正在從二元向多元轉變，德國政黨內部出現了裂痕，呈現出一種政治形態的多元化，國際性問題、區域性問題成爲政黨政治爭論的焦點。與此同時，德國政黨政治呈現出一種溢出趨勢，政治側重點發生了方向性轉變。

楊解樸認爲，通過觀察可以發現，全球化和歐洲一體化的負面結果導致了德國在內的歐洲部分行業低技能從業人員長期失業，在現代化過程中，這部分利益受損的民衆對全球化所帶來的外來移民表現出抵抗、敵視的態度。社會成員在對繼續推進全球化或是退回保守主義路線的選擇中出現分歧，在全球化浪潮和歐盟一體化的進程中，感到被忽視、被傷害的羣體恰好成爲新興民粹主義政黨拉攏的對象。

外交學院教授熊煒的關注點在於德法關係的特殊性以及德國推進歐洲一體化深入發展所採取的政策等問題。他認爲，認識德法關係的特殊性，需要從認識德國在歐盟的領導權入手，尤其是歐債危機以來，國內外學術界都有所探討，但卻忽略了一個重要因素，即領導權的權威問題。德國在歐盟中所面臨的領導權困境，實際上是一個權威困境，即雖然有實力卻不被信服、甚至招致反感。

熊煒提出，從德法發展歷程來看，德國既缺乏法理性權威，也缺乏傳統型權威和魅力型權威。相比較而言，法國權威要重於德國，因此在實施歐盟領導權的過程中，德國的策略是向積累了權威資本的法國借權。德國以這種方式向實力不如自己的法國選擇妥協和退讓，在實力增長的同時保持審慎和謙讓的態度。

會上，還有來自同濟大學德國問題研究所副教授朱苗苗、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副教授趙柯、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經濟研究室副主任胡琨就“德國新政府環境與氣候政策”、“中德關係：新階段、新問題與新機制”、“德國與歐元區改革”作專題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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