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呼萬喚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終於出臺，規劃綱要作爲頂層設計，在大方向上雖已明確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宏觀目標，但有關建設的具體政策措施，還須由中國國務院各部委與粵港澳三地政府再行磋商之後，才逐步推出。

在大灣區建設具體政策措施仍“猶抱琵琶半遮面”的背景之下，調研組近日通過在舊金山灣區、紐約灣區和粵港澳三地的實地調研之後，認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過程中，很可能會面對一些其它灣區、地區過去曾經遭遇的類似的阻力，如果未能有效清除，很可能嚴重影響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進程。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提出的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加強大灣區產學研深度融合、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等的目標，調研組在上一份調研報告中已披露並詳細解讀，該調研報告並指出，粵港澳大灣區要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至少需要面臨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率不高、部分城市缺乏發展科技創新產業的土壤、大灣區內部利益難統一和重複建設嚴重等三大挑戰。

調研組新的調研報告，則將重點從宏觀層面，提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過程中容易被外界忽略，但又真實存在，且須努力克服的六大阻力。調研組認爲，如何消除這些阻力，讓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過程更加順暢，深值中國中央政府、國務院各部委、粵港澳三地政府、以及關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各界人士思考。

阻力之一，粵港澳大灣區傳統行業的利益若未能兼顧，或將引發反彈。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大篇幅描繪先進、高端製造業、新興產業、科創企業未來的發展前景，但對傳統行業的未來發展則僅寥寥數語。但是，調研組通過福布斯最近公佈的富豪排行榜單，發現粵港澳大灣區佔據前面位置的多數還是傳統行業的代表，而舊金山灣區則恰恰相反。（如圖）

粵港澳大灣區這些傳統行業的代表，憑藉他們的舊有的商業模式已能獲得穩定利潤, 是否還會大舉投入高風險的新興企業？調研組翻查這些傳統行業的年度業績報告發現，他們縱使參與也僅是小打小鬧性質，與主業根本無法同日而言，更不用說，投資創科企業因回報時間更長、風險更高，並非是這些傳統行業所長，畢竟，隔行如隔山，智慧可以傳承，但成功不可複製。傳統行業所長的房地產、博彩、酒店、家電等，又非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主要目標。因此，這些傳統行業所掌握的龐大資金和資源，未來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意願有多大，依然成疑。

更爲重要的是，粵港澳大灣區以發展科技創新爲主要目標之一，這將改變大灣區商業發展的遊戲規則，或已影響了在現有體制下的傳統行業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就可能遭致反擊。一個最顯而易見的例子，阿里巴巴曾經在2014年申請回港交所上市，但最終未獲成功，一方面固然是以香港當時的“同股同權”上市規則相悖有關，另一方面則是來自香港的傳統利益產業、社會輿論的壓力。原因無它，由於阿里巴巴的網購業務已經對一些中國內地、香港兩地的開發商所經營的商場，以及傳統行業帶來了非常大的衝擊。所謂在商言商，商場如戰場，傳統行業的商業自然會利用各類輿論攻勢和潛規則，對競爭對手阿里巴巴大加鞭韃，並對香港相關機構施壓了很大的壓力，最後阿里巴巴只好遠走美國上市。

就算幸運如小米，在港交所改變上市的遊戲規則、熱烈擁抱新經濟之後，以及利益共同體如科技媒體、一級市場投資人的百般呵護、無盡讚美下，最終成功在香港上市，但估值卻由最初的2000億美元大幅下調到最後的500億美元。“賤賣”的原因當然很多，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不能不說是市場定價權掌握在傳統投資者手上，科技新貴面對二級市場的傳統勢力並沒有多少辦法，畢竟市場認爲值多少錢，新科新貴才能值多少錢。雙方實力並不在同一個力量級別上，科技新貴在估值問題上受“欺凌”也是無可奈何的。

因此，如果簡單認爲，只要通過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推動新興產業、創新科技產業發展，就能促使粵港澳大灣區的科技創新產業與傳統行業並駕齊驅，甚至超過傳統行業。調研組認爲，這種想法是美好的，但實施起來有些困難。

同時我們必須看到，創新並非只是“崇拜新奇”(Fetishism of Novelty)，發明出全新的產品，無論是改良產品設計、使之更符合市場需求的“產品創新”，還是改善生產流程、物流體系的“流程創新”都有可能推動傳統行業的革新和發展。何況，傳統行業通過新技術進一步發展，是有能力讓自己變得更加強大的。歷史上，蒸汽機技術出現之後，利用蒸汽機技術的交通、製造企業脫胎換骨，而非發明蒸汽機技術的專家和企業勝出。又例如，60年前，沃爾瑪發射私人衛星，利用衛星科技爲配送中心提供技術支持，成就了全球最大的連鎖零售企業之路。當今，作爲全球最大的在線零售商，亞馬遜通過雲計算資源搭建大數據架構，不但搶奪了沃爾瑪的市場，而且從全球雲計算市場看，亞馬遜AWS已獨佔全球50%以上的市場份額，微軟Azure、谷歌GCP、IBM的Softlayer，這三家的全球市場份額總和也不如亞馬遜AWS。

調研組在調研中發現，紐約灣區和舊金山灣區，並不缺乏此類New Money和Old Money和諧共處，共同爲灣區建設的案例，當然，調研組也發現了失敗的案例，例如在美國東部的費城，大約40年前也曾希望模仿舊金山灣區的發展模式，但由於費城的Old Money如經營化妝品公司的Perelman家族、全球著名的食品品牌金湯寶公司（Campbell Soup Co.）最大的股東Mary Alice Dorrance Malone家族，還有家族從事菸草業已經100多年曆史的John Middleton等，在當地太過根深蒂固，導致該地的新興科技企業直到如今還不成氣候。

對此，調研組建議中國國務院各部委與粵港澳三地政府，在制定相關具體政策措施前，不妨借鑑外國灣區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多考慮如何平衡各方的利益，避免引發大灣區內的New Money與Old Money的針鋒相對，拖慢了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步伐。

阻力之二，粵港澳大灣區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對粵港澳三地政府的管治能力提出新要求。

調研組大部分成員對粵港澳三地非常熟悉，甚至是在這三地土生土長，既熟悉廣東情況，也十分熟悉港澳現狀。可以看到，粵港澳三地政府在推進粵港澳大灣區規劃進程中，將會面對不少管治上的新挑戰。

以香港特區爲例，早在港英時期，英資財團匯豐、怡和和太古等不但掌控了香港的經濟命脈，而且對港英政府有重大的影響力，港英政府也全力維護英資財團的利益和英國在香港的利益。香港1997年迴歸之後，特區政府掌握的核心資源仍然不夠多，既沒有掌控核心產業，也不擁有影響香港經濟命脈的大企業，因此，香港特區政府主導新型產業發展的能力，尤其是直接投資促進科技產業發展，以及經濟增長的能力並不足夠。同樣，澳門經濟命脈也不掌握在澳門特區政府手中。

由於未來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產業集羣的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對港澳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需要港澳特區政府不能僅有制定宏觀經濟政策的能力，還須有主導某些市場行爲的能力，尤其重要的是主導新興產業關鍵領域、關鍵產業發展的能力。未來如何改進這些能力，值得港澳兩地政府思考。

在廣東珠三角九個城市的地方政府方面，相對於港澳特區政府，珠三角九市政府的行政力量無疑非常強大，不僅可以主導經濟發展方向，還可以政策傾斜一些需要扶持的科創產業。但是，如何把握好政策傾斜的力度，平衡好傳統產業和科創企業的發展，如何更加適度有爲，則非常考驗珠三角九市政府的能力，也關係到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進程。

根據廣東稅收最新數據顯示，製造業、房地產業、批發和零售業、金融業仍是廣東四大稅收主力，佔稅收總量約80%，其中，製造業稅收收入佔稅收總量約34%，穩居各行業榜首，廣東高技術製造業的稅收收入，則僅佔稅收總量約7%。

在就業數據方面，也出現類似的情況。近年來珠三角地區新經濟快速發展，大量的就業人員從第二產業的製造業轉向了物流配送等第三產業，第三產業所增加的用工需求，已超過第二產業減少的部分。何況，即使在第二產業中，根據去年上半年的數據顯示，廣東的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電氣機械和器材製造業、汽車製造業等三大支柱行業就業人員佔規模以上製造業就業人員比重爲約42%，而高新技術製造業就業人員佔規模以上製造業就業人員比重爲30%。

所謂數據會說話，廣東依然是以製造業立省。傳統行業主導、貢獻了廣東，尤其是珠三角地區的大部分稅收、就業市場和經濟發展，如果珠三角九市政府不能把握好政策傾斜力度，令傳統行業利益受損或者被迫讓位給科技創新產業，導致撤資轉投它國/地，或者減少對珠三角的投資，那麼，高新科技產業、科技創新產業能否有能力支撐起珠三角九市的稅收、就業市場和經濟發展？答案值得深思的。

阻力之三，大灣區的銀行、金融機構暫時較難解決初創企業融資難問題，或將減慢粵港澳大灣區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進程。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血液，更是初創企業的血液，如何有效地通過金融手段支持創業也是大灣區的挑戰之一，尤其是香港作爲國際金融中心，在科技創新中並未發揮出明顯作用。儘管初創企業遭遇“資本寒冬”的實質，並不是缺乏資金，但是，在現行體制下，大灣區的銀行和金融機構對貸款給初創企業是愛莫能助。

初創企業因爲其“輕資產”的特性，通常很難給銀行、金融機構提供抵押並獲得用以發展的貸款，往往需要依靠稀釋股份去獲得融資。但股權被稀釋過多，則有可能讓初創企業過早失去未來擴大規模的重要倚靠。

那麼，這種兩難局面要如何打破呢？調研組建議，粵港澳大灣區各地政府，以及各銀行、金融機構，或可參考美國過往的做法。

調研組發現，在美國，想要進行債權融資的企業一定都會對小企業管理局（SBA）這個部門非常熟悉。美國聯邦政府直接管轄的SBA擔負着連接初創企業和銀行資金的重要角色。這個管理局爲那些還沒有足夠信用和抵押的創業者提供部分擔保，讓銀行能夠更加放心的爲這些高風險的初創企業貸款，歐洲和日本等地方也有類似職能的部門。

很多和SBA合作的銀行都會通過7(a)和504這兩個項目來提供貸款。前者是依據《小企業法》7(a)條款而得名的，主要爲中小型企業提供非傳統的融資渠道，而後者則是主要用於購置房地產的貸款。SBA本身不發放貸款，而是通過合作銀行。這些銀行會按照法定的要求和程序對企業的申請進行審覈，然後結合自身的風控要求決定是否批發貸款，然後發放款後再向SBA申請貸款擔保。

對於7(a)類的貸款，SBA向銀行承諾爲符合條件的企業承擔其無力償還部分的3/4。這個計劃涵蓋了從小企業的設備購買，購入庫存，債務再融資，企業併購，以及一般運營資本等等非常廣泛的用途。相比一般的貸款，SBA貸款的期限更長，所以需要付款的金額會比較小，也就更容易得到銀行的審批。其中，運營資金的貸款最長可達10年，固定資產的貸款可達25年。

而504類的貸款則是專注於爲小企業構建自身擴張或現代化所需的房地產提供固定利率的長期（10-30年）貸款。對於這類貸款，SBA本身不會直接面對小企業，而是通過200多家非營利性的認證開發公司（CDC）來進行。銀行，CDC和貸款人分別負責提供項目總成本的50%，40%和10%的款額，其中CDC的項目貸款由SBA全額擔保。此種貸款需要小企業提供信託抵押，銀行和CDC分別享有優先和次級留置權。除此之外，貸款人需要承諾每5萬美元的貸款就要創造或保留一個就業機會，這樣政府就能進一步促進所在社區的經濟發展和就業機會。爲了防止借款投資房地產的行爲，SBA還要求企業必須佔有物業51%或以上的空間。如果是建造新的房產，公司則需要在建成時就佔用60%的空間，並在3到10年內提升到80%。

除了貸款擔保外，小企業管理局還會爲企業提供相關的管理諮詢服務，進出口緊急資金支持，甚至幫助這些小企業以更優惠的價格拿到政府訂單。除了這些政策類的支持之外，SBA還通過設立小企業投資公司（SBIC）來直接向小企業進行風險投資。依據《小企業法》而創設的SBIC的任務之一就是“確保民間資本最大化的參與度”。這個由SBA審覈、職業投資人組建的投資公司會根據風投的眼光去篩選項目。SBIC作爲政府授權的投資基金可以從SBA手中拿到低成本的政府擔保的貸款去投資美國的小企業。據美國《小企業法》規定，SBIC屬於私人所擁有和管理的並獲得SBA授權的投資基金，這些基金需要接受SBA的監管。

本質上來說，SBIC項目的意義就在於它能集中傑出的投資人然後爲這些人提供優惠條件去尋找和投資有發展潛力的小企業。但是成爲一家SBIC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爲政府會用自己的公信力爲SBIC背書，所以對於SBIC的執照發放非常的謹慎。一旦得到SBA的授權，SBIC就可以利用它從私人投資者（例如銀行，養老金，高淨值個人等）手裏募集的資金外加SBA擔保的貸款進行進入市場。SBIC每募集到1美元，SBA都會提供多達2美元的貸款直到達到上限1.75億美元。SBIC的投資人可以用這些錢自行選擇美國的小企業進行投資。當它完成投資並退出後，它要償還SBA擔保的貸款並和基金的投資人分享利潤。如果失敗則由SBIC和SBA共同承擔損失。雖然SBA借來的錢要還利息，但是通過豐富的市場經驗和成熟的操作，SBA甚至還有可觀的盈餘。自上世紀50年代成立以來，小企業管理局對美國科技進步、經濟蓬勃發展功不可沒。

對於資本來說，成爲SBIC的好處顯而易見，美國聯邦政府的擔保的貸款大大降低了償債風險，讓這些基金取得債券資金的成本更低。除此之外，不需要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登記，免除沃爾克規則等寬鬆條件也讓SBIC更容易在資本市場上籌得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資金。

雖然SBIC有完全的自主權去決定投資誰，但是它必須遵守SBA所規定的投資條件。這些條件的目的還是確保SBIC得錢可以流入那些有潛力的美國小企業手中，其中包括：1、必須投資小企業，也就是總值低於1,950萬美元並且前兩年的平均收入少於650萬的企業或者其他SBA認定的小企業。2、只能投資在美國本土或所管轄領域的小企業。3、最多隻能控制一個小企業7年，除非有SBA的特批。4、可以通過股權，債權或者股債混合的方式進行投資。5、不能投資超過49%的員工都在海外的公司。6、不能投資企業具體的項目、地產、金融中介機構。7、不能將超過10%的總資金投入給一個公司。

SBIC所遵循的“政府引導、市場爲主、風險共擔”的模式在經過幾十年的調整和嘗試後，已經成爲很多美國初創企業貸款的首選。至今爲止，美國的314家SBIC管理着超過3000億美元的資產，僅2017年一年就爲1,079個小企業提供了超過50億美元的投資，如今的巨頭企業像是蘋果，IBM，聯邦快遞，特斯拉等等都曾得到過SBIC的投資。

此外，大部分的美國銀行都選擇了和SBA合作爲小企業提供貸款或者成爲SBIC的出資人，但是也有一些特立獨行的銀行沒有選擇和SBA合作。以硅谷銀行爲代表的新經濟銀行提出了另一種債權融資方案。這種新經濟銀行與傳統銀行最大的區別是它並不會因爲初創企業沒有重資產作爲抵押或者沒有SBA的擔保就拒絕貸款。他們會以投資人的眼光去審查申請企業的發展前景，並決定是否發放貸款。舊經濟銀行較少直接涉足科創企業，一部分原因是創業公司的高風險容易導致壞賬率高。一些新經濟銀行通過自身多年的風險控制經驗讓自己在這個高風險的領域輾轉自如，甚至將壞賬率做到比傳統銀行還要低。這樣的成功無疑需要多年的經驗以及無與倫比的專業性。

但也並不是所有的小企業都能拿到這種新經濟銀行的錢。就硅谷銀行來說，雖然全美一半的科技和生命科學公司都是他們的客戶，但是隻有6%的客戶是收入小於500萬美元的初創企業。因爲很多剛剛起步的企業風險大，也還沒有找到市場和成熟的商業模式，在這些企業沒有找到風險投資機構時，硅谷銀行並不會爲他們提供貸款。因爲企業申請貸款不需要任何抵押，硅谷銀行在做決定時除了獨立研究公司本身的商業前景外，這些公司背後風險投資機構的評估也是重要指標。爲了更加準確地瞭解市場，過去的幾十年內，硅谷銀行和灣區500多家風投機構都建立了非常好的互信關係。除此之外，硅谷銀行本身也設立了10億美元的創投基金，同時也還是硅谷349家基金的股東。和風投機構的緊密關係以及對市場動向的切身瞭解，是硅谷銀行爲創業企業貸款的主要基礎和最大優勢。有人曾將這種模式譽爲一石三鳥，因爲硅谷銀行的錢爲那些快速發展中急需現金的公司解了燃眉之急，而通過和風投機構的關係，硅谷銀行又將壞賬率降到了最低，同時和早早地和創業公司建立合作，待他們做大後硅谷銀行很可能是他們資產管理的首選。

因爲硅谷銀行對創業環境的瞭解和風投機構的關係，它往往會成爲科創企業貸款的首選。很多公司都會在拿到風險投資投資意向書後找到硅谷銀行。這些意向書對於傳統銀行並沒有意義，但是硅谷銀行則能通過自己和風投機構的關係放心的給予相應的貸款。而在放款時，它也和傳統銀行有所不同。相比傳統銀行一次放款然後就坐收利息相比，硅谷銀行在給客戶明確貸款額度後，客戶每次需要多少就借多少，然後只用支付借的這部分的利息。這樣的條例也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初創企業的利息負擔。自1993年成立以來，硅谷銀行的平均股本回報率（ROE, Return on Equity）一直遠高於同行，在2018財年，硅谷銀行的ROE更是達到了19.78%，遠超同行業的11.86%平均值。

調研組認爲，雖然硅谷銀行、SBA、SBIC的模式在美國獲得成功，經驗可資借鑑，但如果也要在亞洲尤其是在粵港澳大灣區生根發芽，可能需要找出更加接地氣，更能夠大灣區營商文化更匹配的方案。因此，對於粵港澳大灣區來說，尤其是對於香港而言，如何參考美國的模式，設立專門爲初創科技企業融資服務的機構，值得粵港澳三地相關方面深思。

調研組對此建議，粵港澳大灣區三地政府、銀行和金融機構可考慮突破過往政府撥款、稅費優惠等支持模式，考慮建立“平臺式”的融資模式，從專業地評估科技企業帶來的發展機遇和市場潛力出發，既爲這些企業解決融資問題，又爲區內有意投資新興行業的資金，乃至於全球看好“中國新經濟”的資金，提供高回報的投資渠道。

阻力之四，粵港澳大灣區人才的整體英語能力，或不足以支撐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成爲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成全球科技創新高地和新興產業重要策源地。

調研組在撰寫調研報告《粵港澳大灣區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有何挑戰？》 以及這份調研報告期間，曾查找有關論文以作參考，但卻意外發現有關粵港澳大灣區的英文論文極少，即使在西方媒體上，也鮮有看到粵港澳大灣區各界人士以英語爲粵港澳大灣區發聲。英語是第一大國際通用語言，對要發展成爲國際一流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全球科技創新高地和新興產業重要策源地的粵港澳大灣區而言，如果忽略了英語的重要性，會是一個奇怪的現象，當中的原因值得探討。

根據國際教育集團EF Education First 發佈的2018年《EF全球英語能力指標》（該指標彙集全球80個非英語國家和非英語地區，超過100萬名應試者的英語測試數據，統計出各國的英語水平及排名），大灣區英語水平最高的香港，僅以56.38分的分數全球排30位，比2017年下跌一位，只屬中級程度，而上海英語水平連續5年超越香港，今年更以57.91分首次獲評爲高級。澳門英語水平則繼續下跌2位至全球44位，同樣處於中級水平。廣東省的英語水平分數則僅有52.03分，處於低級水平，在中國內地省市的排名僅爲第九，低於上海、北京、天津、福建、浙江、江蘇、黑龍江和山東。

調研組認爲，隨着時代的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尤其是廣東地區，過去依靠模仿西方國家的模式發展，已經難以複製，廣東不少互聯網企業、科技創新企業和製造業，猶如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日本企業，都是通過大量改良歐美國家的理念、產品，促使自身的發展和廣東的經濟騰飛。但在如今的信息時代，高新技術新產品更新換代速度非常快，不管是日本企業，還是廣東企業已不能像過去那樣，有足夠的時間將歐美國家的先進技術、產品進行模仿、改良，就算學過來等推出產品也早已經過時了，就像美國的智能手機IPHONE那樣，每年換一代都未必可以完全適應市場的變化，都要面對他國智能手機的挑戰和競爭。但粵港澳大灣區並不優秀的英語能力，難免令創新土壤缺乏“營養”，要發展成爲全球科技創新高地難度加大。

這是因爲，英語是學習高新技術的基本技能，以及推動產業全球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全球有超過80%的科學論文是以英語寫作，要學習先進科學技術，瞭解全球創新科技最新的發展，英語能力必不可少。互聯網上, 60%以上的信息都是用英語發佈的，英語也成爲各國觀察和了解外部世界的主要工具。同時，英語水平與人均出口額、人均收入和服務經濟等皆有正面的關係，尤其對以出口爲導向的經濟體極其重要。

調研組認爲，雖然英語水平不能完全決定科技發展水平，但是，如果粵港澳大灣區整體的英語水平，尤其是廣東、澳門地區主管科技工作的政府官員、研究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專家、學者，以及以創新科技作爲主業的企業負責人的英語能力未有提高和改善，只能依賴翻譯，那就很難緊跟全球創新科技發展的步伐，如果政策制定和科研能力相對滯後，要推動大灣區成爲國際一流的灣區顯然會進程緩慢。

阻力之五，粵港澳大灣區的宣傳出現重內輕外、片面展示、缺乏核心價值觀等的問題，或不利於粵港澳大灣區樹立良好國際形象。

在重內輕外方面，與中國內地、港澳媒體對粵港澳大灣區鋪天蓋地的報道相比，西方媒體對粵港澳大灣區的報道卻寥寥無幾。調研組和衆多美國的大學教授交流期間，他們絕大多數也未有聽過什麼是大灣區GBA（Greater Bay Area）。更有甚者，目前在廣東珠海市一家企業擔任董事的美國前商務部長Mickey Kantor，以及擔任珠海一家企業科技顧問、創立世界上第一家分子納米技術公司的美國發明家James R. Von Ehr II，雖然經常飛赴廣東珠海，但調研組與兩人交流時，他們都不約而同表示並不知道粵港澳大灣區。

在片面展示方面，縱觀中國中央媒體、粵港澳三地媒體，尤其是廣東媒體，在有限地對粵港澳大灣區進行的外宣中，傾向於多說成績、爲粵港澳大灣區樹立實力強大的形象，這容易引發世界各國的警惕和畏懼。對世界各國尤其是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國家而言，中國的強大已是事實，如果中國的媒體還一再反覆強調通過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發展成爲世界一流灣區、建設高水平參與國際經濟合作新平臺，加快培育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這隻會讓他國產生更強烈的危機感，甚至羣起共同在外部壓制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

反而，粵港澳大灣區在海外傳播中，如果儘量展現有血有肉，有優點有缺點的真實情況，同時發出世界需要粵港澳大灣區，但粵港澳大灣區更需要世界的聲音，對海外才更具吸引力和說服力。同時，粵港澳三地政府若能多考慮藉助身在海外的“知華派”以及知名專家學者對粵港澳大灣區從不同角度的深層次解讀乃至“現身說法”，令海外輿論中的粵港澳大灣區形象更具有真實性、可信性和權威性，以此消除各國的疑慮，才能鼓勵世界各國與中國在粵港澳大灣區共同發展、互相促進。

在缺乏核心價值觀方面，不少民衆認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必將以此引進、獲取它國新技術、新資源，爲粵港澳三地、爲中國的發展和利益服務。這種的想法和做法，曾經的世界第一大國西班牙、英國都曾有之，美國現有之。如果民衆也存有這種觀念，將難以走出一條有別於西方霸主的和平發展、攜手共進之路，也會令原本對粵港澳大灣區、對中國有期望、渴求改變當前國際經濟發展、國際科技發展秩序的國家失望，更容易令各國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動機產生質疑。

因此，粵港澳大灣區需要有心懷天下、同舟共濟的胸襟，在尋求自身利益的同時，兼顧他國的共同利益，以“是大灣區人，也是地球人”的氣度和包容，樹立核心價值觀，才能贏取世界各國的認同、信任、尊重和合作，爲打造成爲國際一流灣區奠定深厚基礎。

對此，歐盟國家的經驗或可供參考。歐盟的核心價值觀可歸納爲：和平、自由、民主、法治和尊重人權，歐盟各成員國通過各自官方機構的對外活動，運用“五擴散”（無意識擴散、信息擴散、程序擴散、轉移擴散和公開擴散）的方式，有意識地積極在國際舞臺上推行自己的價值觀和展示自己的規範力量，此舉不但獲得了世界範圍內的廣泛認同，令世界各國看到不同於美國的另一種價值取向，也爲歐盟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的影響力奠定了基礎。

對此，調研組建議，粵港澳大灣區的政府宣傳部門、媒體、智庫和大學研究機構，也應考慮在對外交流、對外合作中，通過“五擴散”發揮“規範性力量”，以此推廣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價值觀，尤其重要的是，應積極考慮向“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推廣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成功經驗。

調研組認爲，粵港澳大灣區完全可以爲“一帶一路”相關國家輸出經驗，樹立發展模式。對於發達國家而言，雖然美國經濟已復甦，但歐洲、日本等經濟體經濟欲振乏力，且在美國愈來愈傾向自掃門前雪的趨勢下，亟需作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提供一套推動各國經濟繼續發展的方向和經驗。

對於“一帶一路”沿線的衆多新興國家、發展中國家而言，自身經濟結構單一，產業結構落後，對外資需求依賴甚高和國內政治紛爭不斷等問題錯綜難解，不但衝擊了經濟的正常運行，部分國家更浮現爆發危機的苗頭。部分發展中國家如非洲多國，如何消除貧窮，提高工業化程度，以及保證自主可持續發展，也需要向中國學習發展經驗和文化。

調研組認爲，粵港澳大灣區各個城市的經濟發展經驗，大可爲上述國家尤其是“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借鑑。且不論早已高度發達的港澳地區，就算是廣東省內的各城市，如深圳短短三、四十年時間由小漁村發展成爲國際大都會、世界創新中心的經驗和文化，就非常值得希望在創新領域耕耘的“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城市借鑑。而深圳的創新、創意文化，深圳的高端製造業文化，深圳的互聯網、高科技企業快速發展的文化出現的原因及經驗，如何吸引衆多高學歷有雄心甚至全世界的年輕人的經驗和模式，也很應當推廣到“一帶一路”各個城市。

除了“深圳模式”之外，“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城市在引進外資方面還可以參考的範本如“南海模式”（民間資本），“東莞模式”（加工貿易），“佛山模式”（製造業名城）等等，可以說總有一個經濟發展模式值得“一帶一路”相關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借鑑。

阻力之六，粵港澳大灣區對“一帶一路”的研究力量相對薄弱，三地企業“走出去”意願相對不高，須有新思維、新動作才能將大灣區打造爲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區。

雖然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經驗值得不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借鑑，但是，在“一帶一路”研究領域，相比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的大學、智庫一直缺乏研究“一帶一路”的專業研究機構。而且，在很多“大灣區人”的眼中，“一帶一路”研究的門檻不高，調研組在調研過程中最深的感受之一，是粵港澳大灣區幾乎每個領域的專家、學者，都樂於在自己的領域中談論“一帶一路”，卻難免相當分散和流於表面，未能涉及核心。部分人的言論和觀點，未能完全能夠結合粵港澳大灣區的實際。

然而，“一帶一路”的研究門檻並不低，“一帶一路”是地緣經濟、地緣政治、國際關係、軍事、外交、經濟、貿易、金融、文化、傳播和產業等的結合體，如在研究上“單打獨鬥”，未能聚集各領域專家一同攻關，則較難切入重心，得出可“落地”的實質成果。而且，研究“一帶一路”也不宜閉門造車，只有頻繁地登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航班，不停地走在中國內地各省區市的道路上，才能找到思路，而有了思路，纔有絲路。

粵港澳大灣區目前缺乏的，正是這種“一帶一路人”，如果大灣區對“一帶一路”研究力量缺乏的局面一直未有改善，又如何能爲把大灣區打造成爲“一帶一路”重要支撐區提供理論支撐呢？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粵港澳三地要深化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和地區的經貿合作，共同開拓國際市場，帶動大灣區產品、設備等“走出去”。調研組認爲，要推動大量粵港澳大灣區的企業“走出去”，投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也並不容易。和單純到海外投資不同，“一帶一路”建設的目標並非僅僅推動企業到海外投資，獲取商業效益，而是不僅要“走出去”，還要“走進去”、“走上去”，推動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民心相通”，進而參與全球經濟治理。

這對港澳企業，以及珠三角的私人企業而言，由於它們的身份並非央企、也非國企，且不少還是上市公司，他們只對股東負責，追求的是利益，縱使三地政府曉之以情、動之以理，但能否調動這些企業們的積極性，前往“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投資，相信大家不難得出結論。

更何況，部分大灣區的企業們縱使響應三地政府的號召，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前往相關國家投資，遭遇的挑戰和困難不會比留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少。從經濟發展史上看，國際資金、產業有“雁行分工”的傳導機制，即當歐美國家生產成本過高時日本接上，日本成本過高時亞洲四小龍接上，亞洲四小龍成本過高時中國接上。如今，隨着中國生產成本的提高，產業和資金開始從中國轉往南亞和東南亞國家，對於國際資金和投資企業而言，這是一個在商言商和全球產業佈局的選擇，並不會影響其產品的量與質，也不會削弱其市場集中度。那麼難以承受中國投資成本漸高的產業選擇轉去南亞和東南亞國家，將促使國家成爲新的“世界工廠”。無論是對中國，還是對南亞、東南亞而言，都是全球產業鏈的再分工。

如果原本在粵港澳三地設廠的企業們，如也尾隨自己歐、美、日的老客戶們和合作伙伴們，來到這些“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尤其是南亞和東南亞國家投資，將與老客戶和合作伙伴們在原材料、人力資源等各方面形成直接競爭。一旦出現這種競爭，粵港澳三地企業原本來自歐美國家訂單可能也沒有了，在這種情況下，有多少大灣區企業願意跳入“紅海”？粵港澳三地政府又有多大的雄心和能力來協助前往“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投資的企業搶奪市場？

如果粵港澳三地企業縮手縮腳或遭遇困難的話，那麼，如何加強共建“一帶一路”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對接，把大灣區打造爲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區，如何把大灣區發展成爲中國企業進入“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和地區的前沿平臺？這也值得中國國務院各部委和粵港澳三地政府需要深思。

而且，調研組認爲，要把香港打造成爲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投融資平臺，也需要有新思維和新措施。香港作爲全球最主要的上市及集資市場之一，在企業融資領域，“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已逾五年，卻極少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優質企業赴港上市，本地也未有一家以“一帶一路”業務作爲重要業務的企業上市。企業要上市都需要有個“好聽”的故事，但無論是外資還是港資投行，似乎並不願意相信以“一帶一路”作爲故事可成功吸引投資者，尤其是歐美投資者，導致至今仍無有以“一帶一路”爲重要業務的企業在港交所上市。出現這種原因，是香港的金融業界不懂講述“一帶一路”故事，還是不願講述“一帶一路”故事？這需要香港有關方面深思。

最後，調研組雖然指出了粵港澳大灣區在建設過程中將要面對的六大阻力，但是，無論是人類社會的發展，還是全球科技的進步，無不是在不斷克服越來越大的阻力，實現越來越有價值的目標中完成的。因此，粵港澳大灣區要創新發展，出現阻力是必然的，越大的改革阻力必然越大，在這個過程中，阻力反而會催生倍增的動力，所以，調研組相信隨着各種具體政策措施的發佈，中國中央政府和粵港澳三地政府未來有能力對各種阻力逐個擊破，粵港澳大灣區長遠的發展將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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樑卓業 i4CN首席諮詢顧問中國工業4.0、智能製造、無人工廠、工業互聯網專家，華爲ISC、IPD體系專家華爲ISC+項目組成員，智能製造標杆車間項目經理工業4.0十大思想變革、無人工廠建設體系首創人中山大學麻省理工學院雙MBA，廣東工業大學機電學院本科歡迎需要導入華爲ISC、IPD體系，實施工業4.0無人工廠的企業與i4CN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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