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一九四二》為什麼要交換褲子？

我覺得馮小剛的電影《一九四二》才是他最好的電影，比去年的《芳華》更有歷史厚重感，像這樣的題材，其他的導演幾乎都沒有觸碰過，也不敢觸碰，就憑這一點，我就覺得馮小剛是現在偉大的導演之一。我強烈建議朋友們抽空去看一下，我相信您在看了這部影片之後一定會更加珍惜現在的生活的。

先來回顧一下劇情：當時徐帆飾演的花枝要把自己給賣了，在賣自己之前，她把自己先嫁給了栓柱，說他們倆成了婚，讓栓柱也好歹算是娶了個媳婦。然後花枝領著倆孩子跟栓柱說：「把我賣了，你們就有得吃了，在怎麼著你都不能把他們倆再給賣了」。後來在一個刮著寒風的蘆葦盪裡頭，花枝對栓柱說「我這條棉褲比你那條棉褲囫圇點，咱倆換換」，於是兩個人在寒風裡光著屁股換了棉褲。

至於電影中栓柱和花枝為什麼要交換褲子，馮小剛在高曉松的訪談節目《曉說》中，曾講到了這一段。他說這個情節就是為了增加一些現實的殘酷，但是在這殘酷裡面又要生出一點點暖意。馮小剛還說他的本意是好的，可是對某一些人來說，他們就會覺得很廉價。

對這個情節的處理，還是比較認同馮小剛導演的，當時我看到這裡的時候無比感動與感慨，那個處境下的人生活太難了，花枝在這個時候還能為其他人著想，真是偉大！記得當時電影院里放到這一段時，我旁邊的一個老太太都哭出了聲，這讓我記憶猶新、印象深刻，沒有經歷過大饑荒的人是很難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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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山大地震》里，馮小剛用力過猛，導致影片過於煽情，失去真實的觸感。《一九四二》可以說是，馮對《唐山大地震》的修正。在多次的訪談中，他也說到，《一九四二》的表演被刻意冷靜處理，在無數可以煽情的地方，觀眾體會不到多少煽情的元素。無論在劇情還是在表演上，都顯得非常克制。在這個意義上來說，《一九四二》有一種紀錄片的氣質。展現著饑荒的年代裡，社會兩極不同的面貌。

1，大事與小事

為什麼中國人吃的東西花樣這麼多？從動物到植物，幾乎所有能吃的東西，都能夠上得了中國人的餐桌。馮小剛在《鏘鏘三人行》里，給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答案，是逃荒鬧的。逃荒者，見到任何能吃的都吃，就像李時珍一樣，遍嘗天下，無物不用。

《一九四二》在展現「吃」的方面，很多地方都用了明顯的特寫，地主家的包子、碾碎的樹皮、蔣介石剝的雞蛋、馬廚師做的魚。李安的《飲食男女》在這一方面也是力度十足。不同之處在於，《飲食男女》中的食物更多象徵著男女的情慾，《一九四二》則毫無疑問地指向了人的基本需求。也就是「吃」這件小事。

河南主席李培基在蔣介石的餐桌上，聽到秘書給蔣的報告，選擇隱瞞河南饑荒，他認為「委員長所要處理的事情，都比河南的饑荒大」。這些「大事」遠遠比餓死一些老百姓要重要。片中蔣介石問秘書甘地餓了幾天，秘書答「七天」。與之相對，荒謬的是，甘地一個人餓七天，把整個印度都團結在了一起；中國三千萬人餓幾百天，國家還是支離破碎。這些大人物或者大事件，在所有當政者的思維里，永遠是具有最優先順序的，優先調查，優先處理。

「大事」是波浪，「小事」才是暗流。國民黨政府不顧老百姓吃飯這件小事，老百姓也就不管國民黨統治這件大事。「人民群眾的事情涉及他們的切身利益,再小也是大事。」溫溫的這句話，國民黨沒做到，不知道現在能不能做到。

2，生存與道德

倉稟實而知廉恥，倉稟不實則廉恥掃地。社會道德的存在基礎是每個人都能解決自己的溫飽，日本人知道，利用這一點，中國的災民能夠幫助日軍打國民黨，另一邊李培基則說這不可能。

中國人是被道德過分綁架的一個民族，吃飯的問題一直難登大雅之堂，自古，誕生了一大堆哲學家、思想家、blablabla家，卻極少有鑽研於經濟、物產的大家。

中國所有的朝代都是以飢餓開始，也以飢餓結束。無論道德約束多麼成功，最後都得面臨一個問題：怎麼餵飽老百姓。

那些道德約束，在《一九四二》裡面顯得異常可笑。「瞎鹿」的媳婦為了一塊餅乾就願意和「栓柱」睡，在她還沒有很餓的時候，少東家甚至強迫都無法得逞。而後，她又為了把自己賣了，和「栓柱」成婚，成功完睡。之前，他還為了把自己賣出去，高高興興地穿著出嫁的衣服站到人群當中。為了吃飯，人類道德最底線的性羞恥蕩然無存，孰輕孰重，在《一九四二》彷彿看到了答案。但，狡猾的馮小剛，卻用栓柱這一角色將了觀眾一軍，栓柱在面對饅頭和「女兒」的風車選擇中，堅持了後者，換來了死亡。全片如此的基調下，這樣的人物結局真讓人懷疑是否是廣電插手。

3，歷史與真實

白修德這個老外，在電影里到底是一個什麼角色？一個中國現狀的旁觀者？一個底層社會與上層社會的連接者？一個新聞記者，還是一個troublemaker？片尾給了我們另一種提示。在全片結尾，話外音中道，作者想記錄1942所發生的事情，其奶奶回答，那些糟心的事還提它幹啥。所以白修德，和劉震雲，以及小說虛擬的「我」，三個人都是一種角色：「真實」的記錄者，而非歷史。

我們已經知道，1942的饑荒是被忽略的一段真實發生的事情，我們的歷史選擇了遺忘。歷史到底記住了什麼，遺忘了什麼，誰讓歷史記住了什麼，遺忘了什麼。這些，我們都很難給出答案。

《一九四二》告訴我們一個道理：歷史和政府一樣，都不應該值得信任。

4，絕望與希望

中國人恐怕是在面對災難面前，最能忍的一個民族了。

無數層的道德約束規範了人們的行為，也養育了天生的奴性：一大幫人願意去搶同是平民的東家，卻在一堆人聚在一起的時候，面對極少的官兵就啞然失聲。有的時候，真的難以想像，中國人到底能夠忍到什麼程度。有個強人讓我們鑽他的褲襠，我們就會想起典範韓信，卻少有人道一聲：去你媽的。

就像絕望如《一九四二》，也還保留了一絲溫暖的希望。東家一家都吃不上飯了，兒媳婦生個孫子，他表現出了逃荒以來從未有過的高興。他抱著孫子前往陝西，在最後沒注意活活把他憋死，按道理絕望如此，自行了斷亦屬正常，但他還是活了下來，並牽著路上認識的小女孩成功躲過了這場災荒。可以說，《一九四二》取名《活著》更恰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