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他的這段話，筆者高度認同。其中體現的基本思想，與筆者的助學理念高度契合。筆者曾經在《中國教師》雜誌2007年第4期和第10期先後發表了《爲什麼要進行高考改革》和《再談爲什麼要進行高考改革》兩篇文章。第一篇文章的主要觀點是：高考需要改革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效率”，而不是“不夠公平”。第二篇文章所表達的主要觀點是：“以分數取人”的招生制度和知識記憶性的高考，不僅損害學生的能力發展，更損害學生的人格發展；不僅損害教育“授業”的效率，更損害着教育“傳道”的效率。改革招生制度，把學生從“死記硬背”的重負下解放出來，不僅是爲了使他們更好地“格物致知”，更是爲了使他們更好地“正心修身”。

2014年9月4日，國務院公佈了《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有人失望，有人欣慰。不論怎樣，未來若干年將在這個框架下推動考試改革。筆者認爲，《意見》雖不盡人意，但爲改革打開了一定的空間。在這個框架內，從教育部長、分管教育的省長、大學校長到每一個助學者，都是可能有所爲的。在發展學生的審辯式思維（critical thinking）方面，都是可能有所爲的。“有作爲”和“不作爲“的結果會很不同。

2007年初，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完成了一項有2165人蔘加的關於高考改革的調查。結果顯示，92.8％的人認爲，目前的高考制度有必要改革。35.2％的人認爲“只需小改”，57.6％的人則認爲需要“動大手術”。（《中國青年報》2007年2月5日） 這項調查顯示，在恢復高考30年以後的今天，社會上已經產生了強烈的高考改革的呼聲。

我在《爲什麼要進行高考改革》一文（《中國教師》2007年第4期）中表達了自己的主要觀點：高考需要改革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效率”，而不是“不夠公平”。延續了1300年的科舉考試在100多年前被取消，並不是由於科舉“不公平”，而是由於科舉“沒效率”，是由於科舉考試脫離實際，引導人死讀書，讀死書，是由於科舉不是以“德才”取人，而是以“背書”取人。30年前恢復了高考，恢復高考的原因主要是爲了“提高教育效率”，而不是爲了“維護社會公平”。考試作爲一種人員評價手段，它主要是提高效率的工具，而不是維護公平的工具。今天的國家政策明確規定不允許在小學和初中招生中採用考試，就是因爲採用了考試就損害了每個兒童與生俱來的平等的受教育權利，就是因爲採用了考試就損害了每個兒童都應平等分享優質教育資源的權利。我們今天進行高考改革，主要是爲了提高教育的效率，主要是爲了改變青少年的普遍厭學狀況，主要是爲了保護青少年的好奇心和發展青少年的創新能力，主要是爲了改變“讀一本書、教一本書、背一本書、考一本書”的局面，主要是爲了改變我們跟在空中客車、波音、英特爾、微軟、朗訊、松下、索尼、夏普後面喝一點殘湯、吃一點剩飯的局面。

大學畢業生本來應是我們民族最寶貴的人力資源，不幸的是，一些“寶貴資源”經過高等教育卻被轉化成“人口負擔”。數以百萬計的大學生“畢業即待業”的嚴峻局面，已經將教育的“低效率”問題凸顯出來。根據《中國青年報》2007年8月21日的報道，在8月12日舉行的中國有色金屬工業發展與人力資源開發高層論壇上，有色金屬工業人才中心總經理丁學全指出：“一邊是企業招不到人，一邊是學生找不到合適的企業。”這種“企業爲找人發愁、畢業生爲找工作發愁”的現象在今天的各行各業都很普遍。這種現象，突出反映了今日中國教育的“缺乏效率”。這之中，既有能力發展方面的問題，也有人格發展方面的問題。

高考改革主要是爲了提高教育的效率。爲了提高效率，需要通過改革高考來保護青少年的好奇心和發展青少年的創新能力。保護好奇心和發展創新能力對於提高教育效率是非常重要的，但並不是最重要的，改革高考，還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爲了保證學生健康人格的發展。

2007年8月17日，由來自內蒙古呼倫貝爾草原深處的37名6至13歲的少數民族兒童組成的“五彩傳說”兒童合唱團在北京展覽館劇場演出，感動了到場的觀衆。被感動的餘秋雨先生寫出了《五彩歌聲中的文化韻律與天籟情感》一文來表達自己所受到的感動。他在這篇文章中談到自己在多次擔任青年歌手大獎賽評委時的感受：“歌手都很年輕，絕大多數受過嚴格的專業訓練，擁有大專學歷。但是，一旦讓他們談談自己，談談父母，談談家鄉，談談音樂，立即出現一種驚人的景象。多數人都不假思索，隨口吐出，用詞華麗，充滿了成語、形容詞和排比，卻又都嚴重雷同。他們誰也沒有意識到，他們說得多麼虛假和空洞。不管你怎麼追問，他們還給你的，是加倍的虛假和空洞。”

餘秋雨先生對青年歌手們的批評，折射出今天在高考指揮棒驅使下的“應試教育”中缺乏“愛心教育”的嚴重問題，這是比“應試教育”挫傷兒童好奇心和摧殘創造力更嚴重的問題。這使我們聯想到夏丏尊在他爲《愛的教育》一書寫的“譯者序言”中對當時的教育的批評：“單從外形的制度方法上，走馬燈似地更變迎合，而於教育的生命，從未有人培養顧及。好像掘池，有人說四方形好，有人說圓形好，朝三暮四地改個不休，而對於池所以爲池的要素的水，反無人注意。教育上的水是什麼？就是情，就是愛。教育沒有了情愛。就成了無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罷，圓形也罷，總逃不了一個空虛。”

筆者歷來認爲，教育的第一職能是發展學生的人格，其核心是品德。其次纔是發展學生的能力，再次纔是傳授學生以知識。在上世紀80年代，筆者曾經批評當時的教育“恰恰是本末倒置了，注重傳授知識而忽視發展能力，更不重視發展學生的人格。在這種教育狀況下，不僅學生知識面窄，實際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能力差，獨立思考能力差，而且缺乏社會責任感，缺乏理想和抱負，審美能力低，興趣狹窄”。（謝小慶：《心理測量學講義》，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第6頁）近20年過去了，令人遺憾甚至沮喪的是，這種局面不僅沒有絲毫扭轉，而且愈演愈烈。這種忽視學生人格發展的局面，與20年來高考改革的腳步遲緩有很大關係。

有色人才中心丁學全總經理在分析“企業找不到人、畢業生找不到工作”的原因時指出了兩方面的原因，一是由於“行業已經發展到21世紀的高科技了，一些大學還在用20世紀的教材，講授20世紀的知識”，一是由於“有色金屬企業大多在深山裏，學生們都不願去”。前者是由於學校教育在能力培養方面的低效率，後者則是由於學校教育在人格發展方面的低效率。今天，在我國的許多欠發達地區對大學畢業生有較高的需求。但是，相當數量的大學畢業生寧願留在家中“啃老”或“混在城市”，也不願到非常需要他們的欠發達地區去工作。這已經主要不是能力發展方面的問題，而是人格發展方面的問題。

近年來，不僅越來越多的教育家、心理學家關注人格發展問題，關注“非智力因素”問題，而且有越來越多的管理學家關注人際關係因素在組織效率中的重要影響，有越來越多的人力資源專家開始關注“情商”或“情智”。對於那些能力達到中等以上水平的人，決定其成就大小的因素往往不是能力因素，而是人格因素。不論是治學、經商、從政，許多人取得成功的關鍵不是能力因素，而是人格因素。

近年來，一些管理學家通過對松下、豐田、索尼等成功企業的研究發現，市場營銷策略、技術開發、管理水平等固然是這些企業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但使這些企業保持長盛不衰的最重要因素卻是其“核心價值觀”，是其“服務社會”的企業文化。

在今天高考指揮棒主導的應試教育下，不僅存在着“高分低能”的問題，而且存在着“重才輕德”的問題。“以分數取人”的高等學校招生制度和強調知識記憶的高考，所損害的不僅是學生的能力發展，更嚴重的問題是損害着學生的人格發展；所損害的不僅是教育“授業”的效率，更嚴重的是損害着教育“傳道”的效率。在這種應試教育中，“核心價值觀”的培養成爲當今教育最薄弱的環節。

我們今天呼籲對高考進行更大力度的改革，呼籲把學生從“死記硬背”的重負下解放出來，不僅是爲了使他們可以更好地“格物致知”，更是爲了使他們可以更好地“正心修身”。我們呼籲進行高考改革，不僅是爲了保護學生的好奇心和創造力，更是爲了讓教師和家長更多地注意培養學生的愛心，更多地注意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和審美能力。這些，不論是對學生自身的未來發展，還是對國家的未來發展，都是至關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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