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前夕的禁菸困局

在十九世紀以前，外國沒有什麼大宗貨物是中國人要買的，外國商船帶到中國來的東西只有少數是貨物，大多數是現銀。那時的經濟學者，不分中外，都以爲金銀的輸出是於國家有害的。各國都在那裏想法子增加貨物的出口和金銀的進口。在中國的外商，經過多年的試驗，發現鴉片是種上等的商品。於是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獎勵種植，統制運銷。乾隆初年，鴉片輸入每年約四百箱，每箱約百斤。乾隆禁止內地商人販賣，但是沒有效果，到了嘉慶初年，輸入竟加了十倍，每年約四千箱。嘉慶下令禁止入口，但是因爲官吏的腐敗和查禁的困難，銷路還是繼續增加。

道光對於鴉片是最痛心的，對於禁菸是最有決心的。即位之初，他就嚴申禁令，可是在他的時代，鴉片的輸入增加最快。道光元年（1821年）輸入尚只五千箱，道光十五年（1835年）就加到了三萬箱，值價約一千八百萬元。中國的銀子漏出，換這有害無益的鴉片，全國上下都認爲是國計民生的大患。廣東有一幫紳士覺得禁菸絕不能實行，因爲“法令者，胥役之所藉以爲利也，立法愈峻，則索賄愈多”。他們主張一面加重關稅，一面提倡種植，拿國貨來抵外貨，久而久之，外商無利可圖，就不運鴉片進口了。道光十四五年時，這一派的議論頗得勢，但是，除許乃濟一人外，沒有一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公開提倡這個辦法。道光十八年（1838 年），黃爵滋上了一封奏摺，大聲疾呼主張嚴禁。他的辦法是嚴禁吸食，他說沒有人吸，就沒有人賣，所以吸者應治以死罪：

請皇上嚴降諭旨，自今年某月某日起，至明年某月某日止，準給一年限戒菸。倘若一年以後，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亂民，置之重刑無不平允。查舊例，吸食鴉片者僅枷杖，其不指出興販者罪止杖一百，徒三年，然皆系活罪。斷癮之苦，甚於枷杖與徒杖，故甘犯明刑，不肯斷絕。若罪以死論，是臨刑之慘更苦於斷癮，臣知其情願絕癮而死於家，不願受刑而死於市。惟皇上既慎用刑之意，誠恐立法稍嚴互相告訐，必至波及無辜。然吸食鴉片是否有癮無癮，到官熬審，立刻可辨：如非吸食之人，無大深仇，不能誣枉良善；果系吸食者，究亦無從掩飾。故雖用刑，並無流弊。

這封奏摺上了以後，道光令各省的督撫討論。他們雖不彰明地反對黃爵滋，總覺得他的辦法太激烈。他們說吸食者只害自己，販賣者則害許多別人，所以販賣之罪，重於吸食之罪。廣州是鴉片煙的總進口，大販子都在那裏，要禁菸應從廣州下手。唯獨兩湖總督林則徐完全贊成黃爵滋的主張，並建議各種實施辦法。道光決定吸食與販賣都要嚴加禁止，並派林則徐爲欽差大臣，馳赴廣州查辦禁菸。林文忠公是當時政界聲望最好、辦事最認真的大員，士大夫尤其信任他，他的自信力也不小。他雖然以前沒有辦過“夷務”，但他對外國人說：“本大臣家居閩海，於外夷一切伎倆，早皆深悉其詳。”

實在當時的人對禁菸問題都帶了幾分客氣。在他們的私函中，他們承認禁菸的困難，但是在他們的奏章中，他們總是逢迎上峯的意旨，唱高調。這種不誠實的行爲是我國士大夫階級的大毛病之一。其實禁煙是個極複雜、極困難的問題。縱使沒有外國的干涉，禁菸已極其困難，何況在道光年間英國人絕不願意我們實行禁菸呢？那時鴉片不但是通商的大利，而且是印度政府財政收入之大宗。英國對於我們獨自尊大、閉關自守的態度已不滿意，要想和我們算一次賬，倘若我們因鴉片問題給予英國任何藉口，英國絕不惜以武力對付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