騰訊、網易兩大數字音樂平臺版權酣戰之際,中國的數字音樂產業悄然完成了整合。資本重新打量起冷落了好久的中國音樂產業,在民謠、說唱煥發新生後,電音成爲押注的新賽道,騰訊、網易、華人文化等巨頭出手“觸電”。

對此,《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日前走訪電音製作人、夜店老闆、電音公司、投資人、音樂節操盤手等業內人士,感受到一個明確的信號:雖然《即刻電音》溫吞,電音節方興未艾,但電音廠牌與製作人還在勒緊褲腰帶過日子……

新娛樂的潮起

成都演藝集團董事長業丹干了一出賭上畢生職業榮譽的冒險之舉——把演出古典音樂的音樂廳“敲了”,改造成電音主題劇場。

“敲了古典音樂廳去玩電音,你業丹不是要成歷史的罪人哦?”這樣的質疑聲也隨之產生。

二十年來,業丹一直是文藝演出江湖裏的“帶頭大哥”。成都的演出市場,無論是高雅藝術還是流行音樂,他都是繞不開的“碼頭”。據瞭解,業丹操盤過的演出場次共近5000場,既有宋祖英與多明戈同臺的演唱會,也有俄羅斯國家芭蕾舞劇院、維也納皇家管弦樂團等演出,還承辦過周杰倫、張學友、五月天、劉德華等歌手的演唱會。

所以,當業丹提出古典音樂廳變身計劃時,其已做好了“負荊請罪”的準備。“他們都說我膽大包天,主管單位領導跟我拍桌子,生了我3個月的氣。”

之所以會起心動念,據業丹介紹,是因爲其去了兩次成都比較火的夜店Space,讓其感受到“電音是潮流,年輕人喜愛的謂之潮流,而潮流就意味着藍海,財富的藍海。”

不只是業丹,如今已有很多人感受到了電音潮水涌動的方向。

赫本電音館舞臺總監Michael做DJ的經歷可追溯到迪斯科流行的時代,做了25年,屬於中國第二代DJ。在Michael北漂逐夢時,DJ還屬於不入流的行業。“很多人不知道這個是做什麼的,家裏也反對。”

2018年,Michael的“三觀”開始顛覆,電子遊戲、迪廳,這些以前逃學孩子混跡的地方,現在電競成爲職業競賽,夜店這一“迪廳2.0”隨着電音元素的注入,成爲新消費的符號。

一路讀着重點高中、重點大學的理工男鍾子齊,是個不折不扣的好學生。在電音圈裏,他以AntiGeneral這個名字聞名。自學成才的他提出想以電音爲職業時,其父母已能很理性地思考:“這個職業比較小衆,即便在音樂行業也很小衆,要長久以此爲職業會比較辛苦,做父母的都不希望孩子過得太辛苦。”

不過,鍾子齊爸爸也說了一段這樣的話:“人這一輩子,大多數人都是碌碌無爲在混,孩子能有自己的夢想,殊爲不易,能爲自己的夢想去努力,那就更不錯了。所以,我們還是鼓勵他去追逐夢想,跟着自己的心走,哪怕失敗,也不至於餓飯。”

模糊的市場

4月13月,已有二十多年曆史的電音節鼻祖、英國電影節頭牌Creamfild再次登陸中國。即便上一年的嘗試被業界褒貶不一、難言大獲全勝,中國巨大的市場還是吸引電音巨頭懷着極大熱情繼續投入。

2018年,Ultra、EDC、DWP等國際知名電音節陸續登陸中國城市。

艾媒諮詢的報告顯示,2016年,中國電音節數量爲32場,2017年則增至約86場;到2018年,據不完全統計,國內電音節數量超100場。

國際品牌的實踐結果卻並非像預想的那樣一上場就佔領高地,不少遭遇水土不服。

一位操盤過本土電音節的音樂人表示:“除了深圳叢林音樂節、三亞的ISY音樂節,其他做大型電音節的都比較困難。”

“有一個音樂節,請到全球百大DJ的第二名,但下面觀衆只有四百人,第五名來時,觀衆又走掉一半。”上述音樂人回憶道,當時,他們的總投資1000多萬,藝人陣容也足夠,但票房不理想,三天時間,1萬觀衆,票房300多萬元,最終還是靠卡座銷售、贊助等回籠的資金。

一家電音公司的負責人算了這樣一筆賬,音樂節最大的成本是請大牌藝人,按照2000萬元的成本測算,就要有2萬人購票,才能覆蓋藝人成本。業內普遍認爲,電音製作公司、音樂節現在都比較難,最賺錢的還是夜店。

“酒吧、夜店、派對場給外界的感覺是很賺錢,確實很賺錢,因爲酒水都是暴利,比餐飲還賺錢。”Michael表示,“在北京、上海的人氣電音夜店,日均營業額可達到百萬元。”

在成都,已經做出品牌的夜店playhouse,僅場館收入半年就上億元。電音夜店的暴利驅使越來越多人入局搶食這塊誘人的蛋糕。新的電音派對場所紛紛落成,還有些傳統酒吧、慢搖吧重新裝修,改造成電音夜店,而競爭者一多,殘酷性立馬顯現。

據瞭解,一家大型電音夜店,裝修、燈光、音響等硬件投入需要8000萬元,員工多達800人,還要高新聘請具有資源整合能力的夜店高管,再加上請百大DJ每場動輒幾十萬元的開銷,流水一樣的銀子每天花出去,營業額達不到盈虧線,3個月就開不下去。

“電音市場競爭非常大,每年都會造就一批成功人士,同時也會葬送一批投資人,非常殘酷。”赫本電音館舞臺總監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說。

出場費的天平

一定程度上,夜店培養了電音新愛好者們,在西方音樂市場存在十多年的“全球百大DJ”突然變成了流行符號,排在百大DJ首位的小馬丁在中國市場被炒得炙手可熱。

“小馬丁現在的出場費已漲到200萬元一場,3年前還是三五十萬元一場。小馬丁每次來中國都是巡演,如果放棄中國市場,他會少幾百場演出。”Michael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

多位業內人士表示,“中國太多俱樂部請他”,小馬丁的出場費自然被擡高。一位做過電子音樂節的業內人士透露,其曾花費1000萬元邀請國外一名頂級DJ。

相比之下,國內DJ的出場費十分“寒酸”。“現在,國內DJ的均價只有幾千元,特別好的能達到一兩萬元。”電音廠牌“藥廠”的創始人王瑞說,國內出場費十萬元的DJ只有一兩個。

對於這種落差的原因,王瑞分析稱,人家會說,如果要花10萬元,幹嘛要請個國內DJ。

夜店花重金邀請國外百大DJ,也有自己的算盤。“排在第99位的百大DJ,全球粉絲數300萬,請他來,至少有2000個粉絲跟過來。”業丹一語道破玄機,百大DJ自帶流量,同時也給商家帶來消費。

“商業club純粹出於商業考慮,不考慮音樂好不好聽,有可能這個DJ打得很爛,但他是百大DJ,請他過來便有噱頭,消費可拉升起來,至於音樂好不好,沒有人關心。”鍾子齊表示,“花200萬元請百大DJ,如果一晚上營業額能達到400萬元,投資人還是覺得划算。”

在參加《即刻電音》前,鍾子齊的出場費也只有一兩萬元。去夜店和club的消費者的心態也是造成這種懸殊的原因之一。“對他們來說,音樂是次要的,他們覺得,今天來個百大DJ是件很洋氣的事,就願意買單。”

不過,這種價格鴻溝正被打破。鍾子齊指出,隨着夜店消費羣體越來越多,大家聽的歌也越來越多,他們會慢慢發現,有些百大DJ的音樂也不行了。對於國內DJ,雖然不是百大,但音樂做得好,消費羣體也會去聽,他們會從欣賞音樂的角度,給DJ開價。“這是一種最好、最良性的發展方式,但需要過程。”

黎明前的樂觀

拿下《即刻電音》亞軍,鍾子齊的微博粉絲數量翻了幾倍,網易雲音樂上的粉絲量也實現了翻倍,商務合作、演出邀約接踵而來。“最直觀的改變就是收入提升了。”鍾子齊向記者坦言。

即便知名度和收入都顯著提升,《即刻電音》誕生的前三甲,與《中國有嘻哈》《創造101》“C位出道”的藝人比起來,完全不是一個量級的。後者出場費達到百萬元,有的已不再拘泥於小圈子而成爲大衆明星。說到底還是因爲電音沒有像說唱那樣“火出圈”。

李嘉豪和黃曉康可謂是兩條完全沒有交匯的河流,電音讓兩人的軌跡匯合。

23歲的李嘉豪大二那年休學走職業電音路,剛開始只能偶爾接到演出。“人家沒必要給你開高價,因爲你沒有任何噱頭和包裝,也沒有帶票能力,有時機票都得自己出。還有的時候,場地方找你是爲了玩你,專門給你挖個坑讓你往裏跳。”

來自廣東汕尾的黃曉康,初中沒畢業就進入首飾加工廠打工,白天在流水線上用高強度的工作換取不高的薪水,晚上,他就在宿舍用一臺1200元買的二手電腦鑽研電音製作。

現在,這兩人已在電音圈裏小有名氣,雖然沒有大富大貴,但已能自力更生。這在中國電音製作人領域,已算很不錯的了。

王瑞從南加州大學學成歸來,開始創業電音廠牌“藥廠”,雖然家境較好,佳麗給了啓動資金,但創業遇到最大問題仍是錢,公司運作起來到處需要錢,如一直虧下去,也不是健康的發展。“焦慮得頭髮一把一把掉。”

少城時代的老闆馮軻主動找到王瑞,兩人一拍即合,“藥廠”併入少城時代。“原創電音還在養育期、投入期。”馮軻向記者《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坦言,“如果王瑞的藝人是Martin、是DJ Snake,那我們可以直接跟網易籤獨家發行,10元一張的收入,賣150萬張,就有1500萬元了。”

馮軻笑稱,“現在還沒到那個時候。我們把一個個項目落地,雖然現在日子過得緊巴,但有很好的藝人出來、加上很好的發行和推廣,價值能迅速發展。”

“能看到的希望就在前面,而且那個光很亮很亮。”王瑞說。

近兩年,騰訊、網易、華人文化等大機構都參與到了電音這個賽道。有大公司的參與,意味有更大空間和資源,讓電音文化有可能傳播到大衆的日常生活中。套用投資人考量投入產出的慣性思維,一位音樂投資人對記者說,他們看中的是電音能釋放出的強大線下場景消費力。

“在中國,音樂最不受資本關注,看不到任何音樂內容公司上市,只有平臺上市。”馮軻說,“整個行業,會在今年底到明年爆發,大量資本會進來。但我們還是對資本保持距離,大多數資本會覺得我們是今天有明天沒的事物。那如果他這樣想,根本不要進來投,不理解這個事物,就無法享受不了這份燦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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